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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3月12日开始,一向静悄悄的南宁市桃园路80号广西疾控中心便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国首次艾滋病疫苗Ⅰ期临床人体接种试验研究在这里展开了。于是,8名大学生志愿者和广西疾控中心成了媒体瞩目的热点。要采访须志愿者自己同意陈杰很忙,身为广西疾控中心副主任、此次艾滋疫苗接种研究的发言人,他的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打电话要求采访志愿者,但均遭陈杰婉拒。他说:“我们必须信守诺言。根据国际惯例,疫苗接种试验必须保证试验者隐私不受侵犯!要采访除非他们自己同意!”“他们认为这(指接种疫苗)是应该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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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疗法已走出国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美国最新批准的紧急治疗方案中明确,使用新冠肺炎康复者捐赠的血浆来治疗重症患者。在当前新冠肺炎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康复者血浆成为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压舱石。来自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最新消息称,依据Ⅰ期临床试验结果,中国生物总结了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于3月18日向权威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投稿;4月6日,后者在线刊发了《采用康复者血浆疗法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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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美国默沙东公司(以下简称默沙东)宣布已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了药物莫努匹韦(英文名称Molnupiravir)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此外,默沙东正向全球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提交申请.
莫努匹韦是一款口服抗病毒药物,用于治疗有暴露风险的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成年患者.Ⅲ期临床试验的期中结果显示,该药将患者的住院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约5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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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谱写过光辉的篇章。汉字为瑰宝之一,是表达概念,传播信息的载体,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不仅是象形表义的拼形文字,也具有拼音特色,能使人起双重联想[1]。每个字、词有其内涵,彼此结合组成概念不同的术语,体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言简意赅,蓄意深切。审定科技术语主要考虑其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通俗性,具体审定时,结合诸因素加以衡量,订出推荐用名,以期达到规范统一之目的。笔者参加生物学有关学科和医学名词审定工作,对其中一些字词的审议核定,综合专家学者的意见,浅释如下,以飨读者。一、“耳郭”与“耳廓”耳是人和哺乳动物感觉器官系统的位听器官。人耳有双重功能,既是听觉器官,又是平衡感觉器官[2]。耳分外耳、中耳和内耳。外耳包括耳郭、外耳道和鼓膜三部分。耳郭(auricle)主要由软骨组成,外观直视即能看清其形状和大小。耳郭一词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称谓,人体解剖学一直称它为“耳郭”。早在1943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人体解剖学名词》订名“耳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正式出版的《人体解剖学名词》中亦订名“耳郭”。1980年中国解剖学会讨论通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中也订名“耳郭”。在医学、动物学和人们日常用语中,称“耳廓”和“耳郭”的都有。在高等学校试用教材《人体解剖生理学》中称之为“耳廓”。我国大陆出版的专业书籍和英汉对照的工具书中,两种称谓都有,如《英汉医学词典》(上海科技版,1984),《实用医学大词典》(人民军医版,1989)和《英汉生物学词汇》(科学版,1983)均将auricle译为“耳廓”。而《汉英医学大词典》(人民卫生版,1987)、《辞海》(上海辞书版,1989)和《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均订名“耳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专业工具书,如《英汉医学百科辞典》(台湾徐氏基金会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重印)和《新英汉医学大辞典》(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均订名“耳郭”。两词内涵相同,都是指外耳的一部分,有收集声波作用的耳壳。它们的差别在“郭”与“廓”字。汉文术语遣词用字要表词达义,用字不同,造成术语内涵差异。汉字的表义性决定了字、词取舍更要慎重,应正确选择。查阅我国辨词释义较有权威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语词工具书关于“郭”、“廓”两字的释义[3,4]：“郭”主要为：(1)外城。古代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如城郭、东郭。(2)物体的外框,外壳;物体的四周,外部。如《汉书·食货志下》：“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广雅·释器》：“郭,剑削也”。剑削,即剑鞘。(3)姓氏。如郭子仪、郭沫若。(4)历史上的国名。如春秋时期的国名。“廓”主要为：(1)广大;空阔。如寥廓。(2)空寂;孤独。如廓落。(3)开展;扩张。如《荀子修身》：“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4)清除。如廓清。(5)外部;外周。如轮廓。综观“郭”、“廓”的字义及字、词释义的前后主次,考虑到名词用字的涵义及其历史继承性,术语用字应能准确体现内涵,表达词义。笔者与解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共同查证经过审定委员会讨论,决定推荐用名为“耳郭”(auricle),考虑到一些学科和人们日常用语有称“耳廓”的习惯,故其又称名为“耳廓”,以便逐渐过渡统一称之为“耳郭”。二、“智牙”、“迟牙”修订为“第三磨牙”成年人恒牙的足数为上颌16颗,下颌16颗,共32颗。上、下颌左右两侧各有3颗磨牙,司磨碎食物,利于吞进胃内进一步消化。磨牙中,最里面的磨牙总是姗姗来迟,要到成年以后才逐渐长出来。长出此牙的年龄(时间)因人而异,少数人例外,终生长不出来。此牙的拉丁名为Dens Serotinus,汉文名有“智牙”和“迟牙”两种称谓。口腔医学界习惯称之为“智牙”,大概是成年以后身体发育成熟了才长出此牙之故。人们认为长了此牙,表示有智慧、懂事、识世故了。因而此牙的英文名曾用wisdom tooth表示,意味着聪明和才智。解剖学界根据此牙拉丁文名字义,Serotinus的原义是：(1)迟缓,晚;(2)晚来迟到,晚生,晚熟之意。“智牙”一词容易产生唯心的误解,且与该牙的拉丁文名字义不符[5]。众所周知,生物学,包括医学基础的人体解剖学的名词、名称,世界公认以拉丁文订名为准。因此,中国解剖学会1980年决定修订此牙的汉文名为“迟牙”。这次审定人体解剖学名词继承原来订名,未作修改。后来进行的口腔医学名词审定,对此牙的订名持有异议,认为不是所有人成年后都长出此牙,订名“迟牙”不尽合理。两个学科对此牙的汉文订名不一致,其涵义却相同,经过协商,统一认识,按牙的解剖位置订名“第三磨牙”,既科学又合理,其拉丁文名不变,英文名改为third molar,注明又称“迟牙”、“智牙”。口腔医学名词作了修改,《人体解剖学名词》以后修订,应将“迟牙”改为“第三磨牙”三、“癫”还是“癫痫”癫是一种脑部疾病,为一组慢性临床综合征[6]。脑部兴奋性过高的某些神经元突然、过度的重复放电,引起突发的脑功能短暂异常;由于过度放电神经元的部位不同,临床上出现短暂的感觉障碍,肢体抽搐,意识丧失,行为障碍或自主神经的功能异常,称为癫发作[7]。“癫”的英文名为epi1epsy,这一神经病学术语在我国广泛使用已有多年历史。本世纪初,博医会出版的《高氏医学词汇》以及后来出版的《起氏英汉医学辞典》均把epilepsy订为“癫”。50年代初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将epilepsy订名“癫(读音dian jian)”。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汇编》订名“癫”;后来出版,大量发行,在医学界很有影响的《英汉医学词汇》将epilepsy译名“癲”,说明俗称“羊疯”。事实上,我国近百年来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在医院里,在课堂上,习惯称之为“癫”。据称日本医学界也普遍使用“癫”一词,读音为“Ten Kan”[8]。依据《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刊登文章统计,1955年创刊至1959年用“癫”,1960年至文革动乱期间用“癫癇”,1978年后用“癫痫”。国内影响较大的医学工具书《英汉医学词汇》(人民卫生版,1979)用“癫”;《英汉医学辞典》(上海科技版,1984)用“癫痫”;《新英汉医学大辞典》(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用“癫”。《英汉医学百科辞典》(台湾徐氏基金会出版,1989)用“癫”。总之,文革动乱前大陆有关出版物用“癫”或“癫”,文革动乱后则多用“癫痫”。为何出现3个名词未能统一的沿革变化？据说系出版原因,编辑未经作者同意,拘泥于古代词书中有“者痫也”的注释,《新华字典》没有收载“”字,便草率地将著述中的“癫”改为“癫痫”(音dian xian),流传社会,形成人们口语中的“癫”变成文字记载的“癫痫”。近年来,我国著名神经精神病学专家夏镇夷、陈学诗、周孝达、徐韬园等教授,脑科学家张香桐、翟治平等教授,分别致函《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强烈要求神经病学术语恢复“癫”一词,根据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的原则,坚持术语用字正确的继承性,将“痫”字恢复为“”字,还其本来面目,使文字读音与口语相一致。1992年,在北京召开中日两国医学大会,笔者利用参加会议的便利条件,与有关的医学专业工作者交谈,询问使用“癫”与“癫痫”两词的意见。他们认为历史上习惯称epilepsy为“癫”,近二十年来出版物中逐渐改为“癫痫”,人们口语说的是“癫”,概念是相同的,在科学性一致的前提下,还是约定俗成好,要求恢复“癫”一词。神经病学名词审定组的专家慎重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笔者参与查阅了有关的书籍,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字;《康熙字典》疒部有“”亦有“痫”字;《汉字大字典》中有“”为“痫”的繁体字,有“”同“癇”字。90年代最新出版的,我国权威性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有“”同“”。隋《诸病源候论》、唐《千金要方》中亦可见img=kj9501010zb>”、“”、“痫”实为同义异体字,在古代就通用了。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广大群众口语用字的习惯,在术语内涵科学性前提下用字的继承性,考虑了港台词书用字的可参照性,便利大陆与海外华语地区汉文术语的交流与统一,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神经病学术语的推荐名为“癫”(epilepsy),又称“癫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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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是一种主要用于修正疾病相关的缺陷基因的技术。截至2005年1月,全球共有1020个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基因治疗由于尚存在药物生命周期短、给药途径、多基因病和免疫反应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还基本处于实验阶段,在临床试验还不是很成功。虽然如此,基因治疗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优点。在科学家未来的不断努力下,前景十分光明。一、基因治疗的概念人类疾病都是环境因素(如化学物质、辐射、病毒、细菌、营养等)与体内因素(如精神因素、激素、代谢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与体内因素的相互关系,相当于外因和内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基因是生物功能的可遗传的单位,是内因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对于非传染性的人体自发性的疾病,主要是人自身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出了问题。对于传染性疾病,则是外源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通过他们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作用于人体而致病。因此,人类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体自身基因出问题,或外源病原体基因及其产物作用的结果。我们刚才提到了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现在更具体地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在分子生物学中有一个中心法则,图1表示的是中心法则的示意图。图1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对人类而言,基因是人体染色体上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一段序列,是遗传信息的载体。DNA本身可以复制达到新陈代谢和遗传繁殖的目的。基因通过转录过程,产生RNA,即核糖核酸,并进一步通过翻译,生产出蛋白质,即功能作用的具体实现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基因表达产物。前面说到的基因出了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自身基因的异常或缺失,二是外源基因的攻击。相应的对策有：对于基因异常或缺失,就是设法加入正常的基因或产物,或补充缺失的基因或其产物,使其发挥应有的正常功能,例如直接加入最终表达物蛋白质。对于外源致病基因或自身病变基因,可以想办法使其不起作用,例如用化学药物阻止这些基因的复制、转录或翻译,或阻断其下游作用通路。可以想像,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递的任何一个环节使用。基因治疗就是从遗传物质本身,即基因入手,不必产生或纯化基因的最终产物,而是将基因,通常是通过一个载体直接导入人体,再利用人体自身就具有的基因复制、转录与翻译功能来产生这些产物,达到补充正常基因产物或对抗异常基因的目的(参见图2)。图2 基因治疗示意图二、基因治疗的主要特点：从基因治疗的原理可以推断出其主要特点：1.更加经济、方便。因为它利用了人体自身的表达系统和功能,毋需进行产物的分离纯化。2.理论上更加安全。因为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异常或缺失基因,不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3.技术上要求更高。因为它必须将基因直接导入人体,并有效调控其表达,因而在操作技术上,特别在有效性与安全性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三、基因治疗涉及到的关键步骤1.基因的识别。识别DNA序列的哪些部分是基因,哪些不是,以及基因的功能为何。对人类自身基因而言,于2003年4月全面完成,中国也参与了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识别了3万多个基因。2.疾病的基因基础,就是发现疾病是哪些基因引起的,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国际上的OMIM数据库,即人类孟德尔遗传在线数据库,已经收录了一万多条与疾病相关的条目。3.基因的导入系统。找到了致病基因后,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高效、靶向性地导入正常的基因。目前开发了多种导入系统,主要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裸DNA、脂质体等。然而如何针对不同基因不同的目的区,构建高效的导入系统,仍然是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探索的难题。4.基因表达的可调控性。基因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调控关系,如图3表示的是老年痴呆症相关的基因调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牵制与协同关系。人体本身的基因,是处在整个基因组的大环境下,因而能够进行自身复杂的调控。而导入的基因是装在一个载体上,不具备这些复杂条件,而且我们对这些调控还不十分清楚,因而在什么时候基因该表达,什么时候不应该,以及该表达多少,仍然是巨大的难题。四、基因治疗的现状截至2005年1月,目前全球正在进行1020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其中约2/3处于临床一期,1.7%处于临床三期。图3 基因调控网络一例(选自KEGG数据库)从所治疗的疾病来看,66%的药物用于肿瘤,其次分别为单基因病(9.4%)、心血管病(8.1%)、传染性疾病(6.6%)等。从所使用的目的基因类型来看,细胞因子最多,占24%,抗原基因14%,肿瘤抑制基因12%,其他还包括自杀基因、缺陷基因、药物抗性基因、受体基因、复制抑制基因等。在地域分布上,美洲占67%,欧洲28%,亚洲、澳洲和非洲分别占1.9%、1.7%和0.1%。从所使用的载体系统来看,27%用的是反转录病毒,26%为腺病毒,裸DNA/质粒为15%。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基因治疗药物被批准上市,就是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商标名：今又生/Gendicine),于2004年1月20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准字号生产批文上市。p53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所以该药主要用于治疗肿瘤。五、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1999年美国一位18岁男孩因为接受基因治疗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这据信是因为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而造成的。2002年8月和2003年1月初法国一位小孩和美国一位小孩分别出现了白血病类似的症状,因此美国FDA(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在2003年1月暂停了所有在血干细胞上使用反转录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全球对于基因治疗也因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反映在最近几年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有所减少：在1999～2004年间,全世界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方案从117个减少到58个,今年到一月份的数字为1个。总结起来,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1.基因效应时间较短。2.免疫反应：过分反应,特别是重复治疗时。3.病毒载体的问题：病毒虽然经过灭活,但可能会再获得功能而致病。4.多基因病的问题：一个基因不能解决问题,转入基因未必是真正的缺失或异常基因。六、总结基因治疗是从最根本的遗传物质,即基因入手来修正人体功能的缺失或异常,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巨大优点。虽然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以至目前只有一个上市产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些挑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终究是暂时的,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必将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基因治疗的前景十分光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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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林元章、王仁、王国祯和余永年诸位先生写的关于中国人姓名拉丁字母译写的文章后,颇有感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国人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中国人姓名拉丁字母译写不规范的问题势必在广大的知识界和各种传播媒体中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想就此发表点个人的粗浅见解和建议。一、中国人姓名译写历史的回顾谈到中国人姓名拉丁字母译写规范化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的出版物(主要指英文)对中国人名、地名的译写大多沿用英国人威妥玛式等译写法。人名如：Ch'en Tu-hsiu(陈独秀)、Li Ta-chao(李大钊)、Mao Tse-tung(毛泽东)。地名如：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Kuan-chou(广州)、Shan-hai-kuan(山海关)等等。但因该译写法既不准确,也不合理,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和专家建议打破旧框框,建立了本国的拉丁字母译写法。我想,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语言文字不单是交际工具,或多或少还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感情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二、旧框框已打破,新规定需遵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及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1)1958年2月11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发布《汉语拼音方案》;(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74年5月发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拼写法》;(3)国务院1978年9月批转文字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地名委员会(现为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4)外交部1978年12月通报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文件译文将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规范;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布《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将“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和其他词语的国际标准。上述法规、规定和标准对中国人姓名拉丁字母译写是无庸置疑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必须遵守上述法规、规定和标准。应当指出,上述法规、规定和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既切合实际,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新规定未出台前,切不可各行其是,自立标准。自立标准就是自乱标准,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令人头痛的混乱。如国外新闻媒介在报道我国领导人时,其读写顺序完全与我们一样,为何在国内某些传播媒体就难以行得通？原因很简单,是自乱了标准。三、汉语拼音与欧洲诸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名地名拉丁字母译写在欧洲诸语言中到底适合不适合？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因囿于笔者的各语言文字水平,没有能力来论述它,只想根据多年从事专名(人名、地名、机构、飞机、武器、舰船、报刊等)翻译的经验试述一二。《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并附加符号表示声调,是帮助人们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字母文字体系。欧洲诸语言都有其不同的语法结构,但有一个共同点,基本属于拼音文字,从这一点说,汉语拼音在欧洲诸语言中读写基本没有大问题,但有一些个别例外,需要加以改进和进一步完善。四、意见与建议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姓名拉丁字母译写法已被西方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普遍接受,仅拿手头常用的几本工具书为例,如：英国出版的WHITAKERS ALMANAC(《惠特克年鉴》,该年鉴现在已经出到第134版),美国出版的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世界政治手册》,该手册自1927年出版至今)和英国出版的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国际人物》,该书现在已经出到第65版),在中国人物的条目中采用的都是拉丁字母汉语拼音,前两本的书写格式为Jiang Zemin(江泽民),后一本只不过将其全部换为大写。既然我国领导人姓名的汉语拼音已被接受,那么在国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见,另行采用这样或那样的译写法或书写格式,统统没有必要。有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姓氏前置时,其后打个逗号或全部大写,前一种做法主要是为了便于检索,后一种做法主要是表示姓氏,这两种书写格式在行文中都是难以被接受的。笔者认为,只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坚持,西方人难以判断中国人姓氏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中国人姓名缩写时,应取其声母(含卷舌音zh、ch、sh),零声母应取其首字母,其书写格式为“Jiang Z.M.”。这样做未必合乎欧洲诸语言的文法,但作为一种变通的标准,我看还是可行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中规定,“一些常见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姓名,原来有惯用的(如孔夫子、孙逸仙等),可以不改,必要时也可以改用新拼法,后面括注惯用拼法”。这一规定应该有个时间限定,以便于实际操作,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经济损失。建议有关方面组织人力编撰一本中国地名人名常用字发音字典,供世界各国读者使用,以便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为了便于西方人读中国人姓名,应注明汉语拼音声母中的j、q、x、zh、ch、sh、r如何发音,采取何种音标注音,这倒是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本人不揣冒昧,提出上述管见,仅供参考。* 陈有明研究员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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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击“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随着疫情的发展,研究的进展,SARS一词也渐渐见诸媒体并有不断扩大之势。这就迫使人们选择,在表述这个病时是说写“非典”(FD),还是说写SARS(萨斯)。窃以为应该尽量使用前者避免后者。首先,此病最早发现于中国,时间在2002年11月,罹病者是中国人,发现者是中国医学家钟南山,发病地、发现地是广东佛山,随后才发现于亚洲其他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地区。我认为,最早发现地、最早发地、与疾病起源地是很有区别的,不必讳言也是有密切联系的。退一步说,即使二者一致,那么中国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不应负任何道义责任。其次,中国是疫情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抗击“非典”的最主要战场。第三,中国还是对此病防治水平最高、科学研究领先的国家之一。第四,中式名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汉语拼音Feidian,缩写为FD)较好地反映了该病的临床症状。我们知道,典型肺炎或传统肺炎中最常见的为大叶性肺炎,多由肺炎双球菌引起。其他较常见的还有支气管肺炎(又称小叶性肺炎)、间质性肺炎、休克型肺炎(又称中毒性肺炎)等。上述肺炎有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即基本不传染或传染性极弱。新出现的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极强,有较高的死亡率(相对于典型肺炎)。正是基于这种新型肺炎与典型或传统肺炎迥然不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呼吸疾病研究所研究员钟南山为首的中国医学家才最早把它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据钟院士说,最初曾称过不明病因肺炎、传染性肺炎等)。现在还有少数专家如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室的曾光认为应该称“急性病因不明肺炎”。第五,SARS为英语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缩写,可音译为“萨斯”,意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这个名称由意大利医师厄巴尼提出。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意大利分部主席。2003年2月他在越南河内“法国医院”工作时发现了一例“非典”患者,他随即命名为SARS,并向国际卫生组织汇报,后得到批准。在医治病人的工作中,他也不幸染上了“非典”,于3月29日在曼谷不幸光荣殉职。但笔者认为这个名称的表述不如中式名称科学。人的呼吸系统中最关键的器官是肺。“非典”患者虽整个呼吸系统都有症状和反映,但肺部发炎是最明显、典型、核心的症状,是否有多叶损害也是确诊此病的基本标准。所以“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语义相对模糊,“非典型肺炎”则一语中的。再者,厄巴尼的发现和命名也晚于钟南山。第六,西方国家目前疫情很轻微,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疫情较重。我国台湾地区现在仿效SARS的日语译文“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香港地区则一般也称为非典型肺炎,有时也夹用SARS。其他有疫情的东南亚国家并非都称该病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本国语)。只是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鉴于英语的影响和作用,才用SARS这个词来沟通和统一认识。我们在对外报道、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当然无妨用SARS,但完全不必在汉语文中夹杂使用SARS。第七,从语文的角度看,“非典型肺炎”比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更简扼。有人或许说,后者可缩写简称为SARS;但前者也可缩写简称为“非典”甚至“非”,例如说：不要谈“非”色变。它的汉语拼音为Feidian,甚至可缩写为FD。FD也比SARS更简扼。在汉语文中不夹杂外语词汇也践行了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维护了民族语言文字的纯洁、科学、尊严和优美,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十六大”的全部文件均没夹用一个外文词。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和跟进。第八,从疾病史、医学史的角度看,一种新病的出现、流行,被正确认识、正确命名、广泛接受,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也蕴含着一种医学文化和民族文化,也存在着一些公平竞争。综上所述,由于此病发现于中国,可能起源于中国,中国的防治和研究水平领先,中式名称早于西名,中名比西名更简扼,病名也蕴含着医学文化和民族文化、包含着公平竞争。为维护民族语文的纯洁、科学、尊严和优美,为捍卫中国医学家的发现权、发明权、术语权,我们在汉语文中应大说特写“非典”(FD)而不说不写“萨斯”(SARS)。(2003年5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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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医学名词的使用现状,查阅了部分医学期刊目次页,发现仍有一些期刊在使用旧名。分析了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认为应充分重视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并提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对策。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之一,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1]。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新技术不断出现,新名词也不断产生;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惯用的医学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特别是计算机的推广使用,对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因此,医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已成为当务之急。自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医学名词》及《微生物学名词》、《生理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组织学名词胚胎学名词》等逐年分批公布。国务院[国函(1987)]142号文指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单位应遵照执行[2]。因此,医学名词的规范化可谓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一、医学名词使用现状为了解医学名词规范使用的情况,笔者以《医学名词》中明确规定不再使用的旧名(曾用名)及相应的规范名词(现用名)为参照标准,随机查阅了36种医学期刊1999年第1～2期的目次页(中华牌、中国牌期刊及医学院校学报各1/3),发现问题不少,有些情况是令人吃惊的：36种期刊中,未查见旧名的期刊有7种(中华牌3种,中国牌2种,学报2种),仅占查阅期刊的19.4%,也就是说,多数期刊(81.6%)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旧名。本文共查见旧名145处：中华牌39处,中国牌60处,学报46处,分别占查出旧名的26.9%、41.3%和31.7%(详见表1)。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旧名有：心肌梗塞(心肌梗死,括号内为规范名词,下同)、脑梗塞(脑梗死)、法乐四联症(法洛四联症)、血液动力学(血流动力学)、老年前期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枯否细胞(库普弗细胞)、周期性麻痹(周期性瘫痪)、人工晶体(人工晶状体)、眼底镜(检眼镜)、眼内压(眼压)等。其中,某心血管病杂志及心脏病学杂志的目次页中,分别有8处及10处反复出现旧名“心肌梗塞”(前者第1期2处,第2期6处;后者第1期9处,第2期1处)。在某神经疾病杂志的目次页中有13处反复出现旧名“脑梗塞”(第1期11处,第2期2处)。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引起重视并认真研究。本文虽然仅以不再使用的旧名及相应的规范名词为参照标准,而且仅限于目次页,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落一叶而知秋,可想而知,若以业已公布的医学名词为参照,并查阅期刊全文,其结果不容乐观。二、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即客观与主观方面。客观原因 医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仅就《医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而言,经医学各学科专家的艰苦劳动,历时十余载,成熟一批公布一批,至今尚未完全审定,可见这项工作的艰辛。由于医学名词是逐年公布的,不少编辑部未能及时得到新公布出版的《医学名词》。就期刊本身而言,尤其是综合性医学期刊,如医学院校学报等,其涵盖面广,分支学科多;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名词不断产生,旧名词在不断淘汰。作为期刊编辑,要做到全面了解及规范使用,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主观原因 有些作者抑或编辑,尤其是一些资深作者,往往坚持采用多年的习惯表达方式,不愿意接受规范化的医学名词。以“心肌梗塞”为例,根据疾病的病理情况及临床服从基础的原则,《医学名词》中将“myocardial infarction”定名为心肌梗死,并规定不再使用旧名“心肌梗塞”。笔者遵循这一规定,在改稿中将“心肌梗塞”改为“心肌梗死”。然而,有些作者难以接受,认为临床上习惯用“心肌梗塞”,因而在修改稿及校对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回为“心肌梗塞”。习惯势力,可见一斑。在查阅的医学期刊中,旧名出现频次较高的并非都是生疏冷僻之词,而是常见常用的一些名词;尤其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反复出现某些与本专业有关的旧名,可见不仅是作者,与编辑的习惯思维也不无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某些期刊的编辑对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重视不够。例如,某循环杂志本年度第1期目次页上涉及“心肌梗死”的条目较多(有8处),但无一处出现旧名“心肌梗塞”;始料未及的是,第2期凡涉及此名词的条目(4条)统统用的是旧名,可谓大起大伏。此外,在某些杂志的同一期同一页的目次表上,甚至是上下行,出现了旧名与规范名词混用的情况。如：某康复医学杂志第1期目次页出现“脑卒中”及其旧名“中风”混用;某神经疾病杂志第2期目次页的上下行条目中出现“脑梗死”及其旧名“脑梗塞”混用;某眼科杂志目次页出现“检眼镜”及其旧名“眼底镜”混用等。凡此种种,难免使读者感到迷惑,不能不说与期刊编辑对医学名词规范使用的重视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目次页是期刊的窗口,内容的指南,也是编辑最为重视,为之斟字酌句之处。目次页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期刊天天与广大读者见面,读者、作者也无时无刻不在阅读及引用这些科技信息。作为编辑,如果在我们所编辑的期刊中仍有为数不少的不规范,甚至是已废弃的旧名,其后果是不良的。三、对策编辑要充分重视,加强学习医学 期刊是医学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体,医学期刊编辑要把宣传使用规范化医学名词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有关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要通过我们编撰的医学期刊,使医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覆盖面尽可能的大[2]。要用好医学名词,就必须先学习和掌握规范名词。在医学名词规范化尚未得到广泛推广的今天,作者来稿中难免夹杂一些不规范用词,编辑只有在熟悉并掌握了大量规范名词的基础上,才能更多地发现和屏弃之,否则,很容易造成熟视无睹。“发现不规范名词→借助工具书查找、核实→使用规范名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只有多次地重复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得到提高。编辑部可以组织有关《医学名词》的业务学习,统一认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尽管医学名词量大难记,但只要充分重视,就可以积少成多,逐步熟悉。特别是《医学名词》中明确规定废弃不用的旧名,要重点了解,尽快记熟。只有通过认真学习,编辑自身熟悉了有关专业的医学名词,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地修改作者稿件中的不规范名词;也只有编辑自身充分认识到医学名词必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使之心悦诚服地弃“旧”从“新”。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应作为期刊质量评审指标之一 期刊的生命在于质量。“一本科技期刊运用多少规范化的科技名词成为衡量编刊质量的标志之一”[2]。因此,在评价医学期刊的质量时,要像执行国家公布的各项国家标准一样,将其使用的规范化医学名词作为该刊的一项重要质量指标,并正式列入期刊审读、评比的标准,以激励、督促医学期刊质量的提高。在审读评比活动中,建议组成科技名词术语专家小组,将资深专家按各自专长组成专家小组,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医学期刊可按不同学科专门进行某一专项的审读。如果能得到编撰《医学名词》的各学科医学专家指导,当然是最理想的,这也是专家们所期盼的,使得经过他们呕心沥血才审定公布的规范名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点带面,从中华医学期刊及专业性医学期刊开始 中华医学期刊是国内具权威性的医学期刊,其质量高,影响大;而且在专业上分门别类比较细,可能,也应该成为推行规范名词的表率。从本文查阅结果来看,中华牌医学期刊也好于其他两类期刊。笔者在与作者的交往中,了解到有作者对某些中华医学期刊未规范使用医学名词感到疑惑,进而怀疑《医学名词》规范化的必要性。由于中华医学杂志具有影响力,因此,在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方面,中华牌若做得好,可以起推动作用;反之,则产生负面效应,阻碍这一规范的实施。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在推广使用规范名词方面也有其优势：(1)涉及该专业方向的医学名词相对于综合性医学期刊而言,数量较少,期刊编辑对本专业医学术语比较熟悉,实施起来,难度相对小些;(2)专业性期刊由于针对性强,更受医务人员青睐,一般来说,发行量比较大,影响也大。值得称道的是,有些期刊在规范使用医学名词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已开辟专栏,分期分批介绍该学科各专业方向的医学名词,为广大读者、作者以至编辑打开了一扇了解和熟悉医学名词的窗口。《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涉及糖尿病方面的名词较多,但笔者在查阅中未发现旧名,如“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等均为规范名词。《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等虽为综合性期刊,覆盖面较大,但在笔者查阅范围内,未发现使用旧名。难能可贵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报》对一些非常见常用的名词也注意了规范使用,如“克罗恩病”(旧名为“克隆病”)等;《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甚至对推荐用名“癫”(非推荐用名为“癫痫”)也做到了用词严谨,这在查阅期刊中(即使是神经科专业期刊)尚不多见。多途径,多渠道,广为宣传,扩大影响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和作者尽快掌握国家颁布的医学名词,期刊编辑一方面要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严格使用规范名词;另一方面,要开拓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扩大影响。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式是可行的：(1)期刊开辟《医学名词》介绍专栏,分期分批地介绍与本专业期刊有关的医学名词。此举对于作者与读者,是宣传;对于编辑本身,则是一个学习和熟悉过程。(2)在《稿约》中,像其他各项国标及规范一样,要求作者使用规范名词,以便于作者投稿时引起注意,充分重视。(3)在正文末标出该篇论文使用的新名词并作新旧对照;或在正文中有关的名词后用括号注明该名词的旧名。(4)利用补白作有关的医学名词介绍。和其他国家标准规范一样,医学名词的规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首先是要重视,要开始,要从我们每个编辑做起,使之在我们编撰的杂志中有所体现,从而为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尽一个编辑的绵薄之力。囿于笔者自身水平及所掌握的医学名词数量,查阅时难免有疏漏,议论恐有失偏颇,仅以此作为引玉之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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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①。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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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一个新词（SARS）的诞生、演变及所思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种非典型肺炎的疾病概念,和代表此概念的名称,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在中国和世界突然迅速传开,成为使用频率空前高的科技热点词。这是一件将被写入人类疾病史的事件。我们从术语工作的角度见证、观察这个事件及其新词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化,对研究我国的术语工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并从中探讨、认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一、诞生和演变据报道,去年11月在广东首先发现了一种有肺炎病状的呼吸系统病例,但因为这种病有一些特别症状,按常规方法不能医治,因此早期都说这是一种“怪病”。因为概念不清就没有正式名称。随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所长、萧正伦副所长在临床实践中,于2002年12月22日称其为病因不明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就是此病最早订的病名。钟南山院士说因为名字太长,慢慢地大家就叫“非典型肺炎”(其实是一种类名,已有十多种病均属非典型肺炎),并广为接受、传播。据笔者观察,把“非典型肺炎”简缩称“非典”是今年3月间出现的,例如北京晚报4月初编的“远离‘非典’健康呼吸”的小册子只有封面书名用“非典”,文中全部是用非典型肺炎。新闻媒体(及口号)特别注重词语的简化,特别是标题,要用最少的字浓缩要点,文字要求简洁、明了。此时国内由大众媒体(也不知谁开的头)起始的缩名“非典”因其简洁、上口,又因为先有了“非典型肺炎”的名称,“非典”的概念大家也知道,很快为大家接受。于是至今,这个简称已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各大众媒体的主要阵地(近来SARS的用法有上升的趋势)。在媒体上,一些组合词甚至用“非”、“典”、“炎”一个字代表,如抗典、无“非”、抗疫、防炎等等。笔者认为这只能是特殊时期背景和特殊语境下的临时性简化语言用法(一般都加上“”说明是特殊词)。并不是代表这种病的科学术语。疾病发展形势的迅速,各种宣传普及的空前广泛,在这种特殊的“战时”,已不容人们去推敲这个词是否科学,是否准确(现在知道也有一些科学家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特殊病的代词已为大众(包括一部分领导。但科技界用得较少)接受。各种媒体的读者曾有人质疑此名的科学性,已不管用。例如5月初北京晨报收到读者反映的有关的文章和电话,编辑没登,只在报纸小小的一角上说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抗击‘非典’,不应将精力花费在并不紧要的‘咬文嚼字’上”。为了科学,为了民族文化,也为了历史,这个问题理应落在有关专家,特别是搞术语命名的专家肩上。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把这种病称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此名尽管不一定好(症状名、没有传染性特征),但同样简洁、上口,已为全球所用(或同音),包括一部分海外华文媒体和我国的科技界人士。按照常规在引进国外新词时有音译、意译两种方式。SARS的意译词太长,且表意并不好,各华文媒体都未取。SARS的音译名明显优于意译名,音译为海外媒体普遍选用。但由于汉字有一音多字的情况,选字多姿多彩,例如“萨斯”、“沙士”、“沙斯”、“沙氏”、“沙示”等等,当然直接用SARS的也很多(这是命名方法中处于上升之势的字母词法)。我国用的“非典”,海外媒体很少用。还有的学者在报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用“非典”。对于SARS的汉文名,目前我国有关部门还没有正式的意见。这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关部门反应迅速。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经研究将其定为“沙斯”,华文媒体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他们这种责任心和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目前除用SARS外,译为“非典型肺炎”。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工作委员会主席杨欣儒教授来信说,这种译法过于笼统,不够明确。他们想了解中国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意见,以便研究。这促使我们要尽快定出比较正式的术语。二、几点思考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检验了我国的应急机制,暴露了方方面面的不足和问题。现在各部门,各方面都在思考,改进工作向前看。我国的名词工作也有一些值得研究、改进的问题。1.全国科技名词委要作好新词命名工作。目前的工作方式对各学科系统性地审定名词是必要的,但对经常产生的新词则反应过慢,没有较快、较灵活的反应机制,与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相符合。2.怎样对待名词规范化工作合理的滞后性与紧跟科技发展形势的适时性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新概念出来要等到概念清楚、稳定了才能定规范名;也有人认为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名词命名工作要跟上,不能等到混乱以后再来打“马后炮”,要早定名,早统一。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增加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可先提出阶段性、过渡性、引导性的推荐名、试用名等。统一名词是严肃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正像人们对科学事物的认识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完善一样,我们不能把统一名词看得过分“凝固”。应允许有些名词随着科学的发展变化而同步发展、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名词更好地促进科技交流。3.引进国外科技名词的方法。长期争议的音译、意译、音义结合,以及近年提出的直接引进“字母词”等等,应如何正确对待。4.术语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矛盾与统一问题。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这个问题更突出,应该有明确的认识。5.术语的大众化与科学性的特点和关系。非典型肺炎由于SARS对社会有强烈的影响,很短时间内就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通用语。笔者认为大众使用的术语应更通俗、易懂、简洁;科学术语更强调科学性、与国际接轨,所以“非典”不能成为国际交流、科技交流以及代表国家的正式用语。但是当前大众用得已很普及,在当前特殊时期对非专业的大众媒体可以不强制立即禁止、苛求,而应该是加以宣传、引导。笔者认为,这种少量的大众用语和科学术语不一致的情况不能认为是名词不统一,是俗名与学名之别,应该允许。这类似于电脑和计算机同时并存的情况。6.华人文化圈术语的交流与协调问题。华文(汉文)是华人文化圈沟通、交流的载体,是共同的财富。信息化、全球化形势越来越发展的今天,大家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越加频繁,术语的交流和协调的必要性成为更突出的问题。SARS的华文名称有七八种之多,交流很不方便,大家希望有共同的较好的名词,就是典型的事例。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华文的大本营,我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把名词工作做得更好,并逐步建立与华人文化圈沟通的渠道。7.各种形式的媒体对推动名词术语的统一(当然也包括混乱)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代媒体的种类之多、传播之快、内容之广,以及科技知识进入大众社会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过去认为是“神圣的科学殿堂”内使用的科学名词,如今许多已通过大众媒体快速进入社会(因特网技术也是一例),如何提高媒体工作者对统一名词的责任感,减少随意性,如何为他们创造条件,也是我国名词工作新的问题。这次突发性疾病中,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声音成为人们最快了解信息,普及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承载这些信息、知识的名词术语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这种情况也是空前的。科学家对SARS的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对病原学、流行病学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病毒种类、起源、防治等还有许多未知数。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名词也可能随之继续发展变化,并相应地产生出科学的、稳定的术语。最后,关于目前怎样为SARS确定好的汉文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内“非典”一词流行最广,但它不是科学的名词,是目前特定时期的,在没有更好名词时,由大众传媒“轰”出来,并为普通民众接受的临时性简略代称。随着疫情消退及好的科学名词推出后,它会慢慢淘汰的。“非典型肺炎”一词是典型肺炎以外各种肺部炎症的统称,是一个类名,SARS是其中新发现的一种。这个词没有反映病的特征,没有专指性。但在疾病流行初期,人们对病的认识还不多的紧急情况下,这个词正确地指出了疾病基本特点是肺炎,在这段时期中,对治疗和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定的缩称名,已为国际认同、使用。但我国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命名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应成为国际和国内的规范名,只能是“过渡性”的名称。当前为了方便与国际交流,笔者认为科技界暂时可用,一般媒体可用,或音译为“萨斯”。另外因为这个病最早是在中国发现的,我国的科学家应该创造一个更科学、更准确的术语(学名)(正如“AIDS”除“艾滋病”外,还有一个表义性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称谓),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据笔者不完全的了解,一些科学家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下面附表作简要介绍,供大家参考、比较。同时在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病各种名称的产生及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的轨迹。正如曾光教授说的：“开始时人们对这个病是仓促上阵的,连个名字都没起好”。这个名词命名发展变化之快,关心的学者之多都是空前的,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到产生一个较科学、准确反映概念的术语。注：1.4～5月大众媒体多数称“非典”;2.赞成或赞成暂称“萨斯”、SARS的人较多,未全列出。(2003年6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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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 总被引：6，自引：4，他引：2
摘要 简要介绍了术语学教育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外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育情况,并阐述了中国术语学教育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一 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情况1.奥地利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维也纳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有较长的历史,术语学课程正式成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已近40年了。教授过术语学课程的老师包括20世纪70年代初的维斯特(Wüster),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费尔伯(Felber)和玻乐(Bühler),之后有欧瑟(Oeser)和布丁(Budin)等教授,从这个教学团队可以看出“维也纳术语学派”在维也纳大学的传承情况,特别是该学派对术语学教学的重视程度。维也纳大学的术语学教学传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跨学科的属性和重实用的特征。跨学科是指术语学已经成为许多不同学科与专业教学的必然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参加术语学课程学习班或者研讨班(seminar)都是归属在应用科学哲学的名下,换言之,应用科学哲学教学计划的组成必然包含着术语学的内容,上课的学生也是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与学科,这样术语学的课程教学就有了独特的跨学科的背景特征。学生不同的经历自然要求他们须具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意识,具备对不同语言知识结构的认识和对不同科技领域术语的意识。术语学的跨学科研讨班教学方式和重视知识工程学的发展成为了维也纳大学术语学教学新的传统。与术语学研讨班方法相配套的是：师生要共同参加一些应用性的术语研究课题,如历史术语学研究、多语言的知识组织体系研究、术语学与知识和信息工程学(包括参与欧洲范围内的超媒体术语课题的任务)等。术语学重实际应用的特征则具体地体现在对翻译人员(包括口译员和笔译员)的培训体系中,大学开设的以翻译为导向的(translation－oriented)术语管理班每年都吸引来自十几种主修语言课程的学生,这些不同语种的学生参加以实用为主的翻译术语学的课程学习后,反过来又强化了专门用途语言(LSP)中术语的应用。教授术语管理课程时既注意解决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也注意解决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包括术语数据库的创建与有效的使用方法、在线的术语表、学生日后从事翻译职业后的发展等,教师时时处处都在关注术语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平衡关系。术语学的教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面开设,还包括术语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指导。此外,维也纳大学还与驻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维也纳大学负责术语学与翻译高级课程的培训任务,培训重点是相关的理论培训、方法论的指导、翻译质量保证的落实与结合日常职业的实践等几个方面。面向译员的课程还着重探索如何利用好新的技术,如机助翻译系统,联机(在线)使用翻译与术语的工具和术语库管理系统等,这样,术语管理不只是翻译质量保证和信息管理的一个工具,而且是用来帮助译员增进了解、消除跨文化差异的利器。简言之,维也纳大学一直把术语学的教学与培训视为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并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注重为与术语相关的职业或者新的、变化中的职业提供实用方向的培训。另外,术语学的教学研究与一些术语研发(R&D)性的课题和活动相联系,与欧洲和国际合作的项目与计划相联系,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科研课题,取得了良好的声望。2.德国科隆应用科学大学(Cologn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德国科隆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最大的大学之一,2万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工程学、商科和社会科学这样的系科(又称为大学的传统系科)中学习,其中有1500名学生属于语言系,这些学生参加术语学培训可以获得翻译的文凭。在8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中,学生要选择第一外语(从英语和法语中挑选)和第二外语(从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挑选),由学生视自己的情况进行语言的组合。教学计划是根据商业、技术和法律的学科背景来设置专门用途语言翻译的一系列课程,因此,课程设置的术语部分是由4个主要的模块组成：术语科学的基础学习(侧重翻译方向),计算机化的术语工作,术语工作的课题实践及术语学论文。术语科学的基础学习授课的重点是：术语工作的不可或缺,术语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学的历史发展,专门用途语言与通用目的语言,概念与术语,概念的描述(特征与定义),概念体系,多语言的术语和术语的对等,计算机辅助术语管理面面观等。计算机化的术语工作是实践为主的课程,侧重术语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术语管理体系的介绍。要求学生创建术语库,记录术语的条目,掌握文字处理技术和万维网(WWW)的术语。术语工作的课题实践以术语研讨班形式展开,学生分成小组来创建一个小型的术语数据库。目的是要学生在术语课题的实践过程中能够说明术语的工作方法和多语的程序文档,能够善于利用因特网来从事术语研究,能够了解术语的资源,能够应用好研究的方法。课题的实践包括在多语程序的文档中输入术语的数据并且建立概念的体系。术语学论文要求学生在第8个学期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与学生前个学期须完成的“简练”的术语课题(即建术语库)相比,论文的篇幅要求是大约200到400页之间,包含有所选的专业术语的150个概念。论文与课题的特点都在于强调术语学科的基础知识,强调对某个专业领域术语工作方法的描述和研究方法的应用,要求学生能够用两种或者三种语言来表示论文中的概念体系,能够清晰描述术语的条目,会独立构建术语表,并且要有全部语言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有参考书目和打印的文稿。除此之外,学生还要交一个带有多语术语数据库的软盘或者光盘。3.芬兰瓦萨大学(University of Vaasa)术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瓦萨大学商务语言交际课程计划中的一门选修课开设后,发展到今天,术语学课程不仅是译员培训计划中的一个必修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该大学所有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1990年瓦萨大学人文学院的传播学系还专门设立了新的术语学硕士学位课程,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硕士教学计划,涵盖了该大学术语学、应用语言学、新闻学、信息科学、多媒体和符号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术语学研究导论和专门用途语言导论两门课还是传播学专业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①术语学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术语分析与概念分析(主要面向传播学和多媒体传播学专业),术语的构成(2个学分),术语库(2个学分),术语学的课题(5个学分)。对于有志于选择术语学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学生,该大学还开设了术语学研究高级课程(2个学分),术语学研讨班课程(5个学分)和术语实践的培训。由于大学在“多媒体系统与技术交流”(Multimedia System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方向设立了新的跨学科的硕士学位,所以对翻译专业和文献专业的教学课程也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与同行或者业界展开课题合作对术语学的教学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与从事技术文献工作的人一道开发职业发展教学计划。瓦萨大学的在职术语学培训计划就是与诺基亚(Nokia)电讯公司和ABB公司联合筹划的产物,其目标是为有术语学教学背景、后从事技术文献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在职培训,以填补急缺的工作岗位。与芬兰一家ABB分公司的研究课题则是用术语分析的方法为该公司开发新的文献著录系统。4.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该大学的教学特色是：重视术语教学中练习的配套与实践环节的精心设计,并且及时从学生的练习中获得反馈的信息。把不同类型的术语练习应用到不同的教学环境中,同时在课程学习的不同的阶段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加强练习,已经成为该大学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教师把术语练习分为五类。第一类的练习或课程是关于术语管理的基本原则。在涉及“物体(object也译客体)与概念”的主题时,设计好的练习是鼓励学生在文本中识别术语,然后分出作为表示物体与概念的图示标记或者符号的表示法。这个类别的练习还包括如何确定提供文本信息的“概念”的实际语境,练习的目的是叫学生学会辨别原始的术语数据。第二类的练习是鼓励学生在术语库中、词典中、百科全书和专业的文本中找到术语的定义和释义,然后就定义与释义展开分析讨论,展开评判并且完成修订补充的工作,练习的目的是充分了解构成定义的条件与要求。第三类的练习是依据所收集到的术语集来创建或者重新构建术语的概念体系。最好是把教师收集到的术语总汇(术语集)按照不同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如有术语的定义、无术语的定义,或去除连接知识本体(ontology)层次的关键结点(node)等。教师把手头上的术语汇编展示给学生看与做的目的：要学生知道构建概念体系的难点,知道要构建清晰的概念结构需要突出完整的定义与术语集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类的练习是在学生对概念体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围绕不同的文本类型来研究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在内的术语概念的不同表达手段与方式。第五类的练习是分析术语的“产品”和词典的“产品”。分析的目的在于透析术语和词典产品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每一种产品设计与展示的方法、质量与具体应用的情况。学生要依据ISO 12620(术语计算机应用－数据类别)之类的工具,构建起自己的术语数据库模型,以便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选用最适合自己的数据类型。这类练习还包括能够应用商业术语库产品的一种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术语库。术语学课程的期末任务是要学生亲自参与完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式的双语术语课题。5.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肯特州立大学属下的应用语言学学院要求：所有翻译专业研究生层次的学生都须修应用于翻译的“术语学与计算机应用”(Terminology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课程①,该课程在研究生教学计划的第二个学期(共15周的时间)开设。显然,术语学课程需要讲授的内容是难于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的,因此学院规定：在修完该课程后,学生要在提交翻译的毕业论文时,一并完成翻译研讨课程中的术语汇编任务和术语库的创建工作。术语学教学计划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的效果,特别是满足学生日后工作的期望与所需,一直是该学院术语老师的关注焦点。为了把更多的内容融合或者压缩到现行的课程设置中,教学大纲规定的主要内容有：术语管理基本原则和问题导论,术语数据库管理入门,术语管理实践应用(包括练习),术语库的准备(大约50个术语条目),因特网通讯和万维网研究,术语与翻译管理的高级应用(如翻译记忆系统和机器翻译)。教师为弥补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在术语的练习上重点强调课题或研究题目的作用,要求学生自己花时间完成不同形式的课题,如个人的术语数据库建设,个人主页的制作及小组课题等。学生需掌握的技能要形成自然的衔接,要相互关联、互不可缺。例如,学生必须在懂得术语构成的基本原则和术语识别的基本知识后,才可以展开具体的术语实践的工作;学生在掌握了术语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模拟的基础后,才可以设计自己的术语库;学生要想有效地记录自己的术语条目,就必须首先找到与自己课题相关的信息(信息检索与处理能力)。这是学生着手开展必要研究的过程或路程。实际上,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所获得的图书的查阅能力与经历,能够在此时帮助学生快速有效地在线检索所需的信息并且把所需的术语信息以便捷的方式并入到自己的数据库中。以上,笔者对上述国外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之所以选择这五所大学,是因为他们的术语学教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他们的术语学教学传统一直具有国际的声誉与影响。五所大学中的三所都是来自讲德语的国家,原因在于奥地利和德国是开展大学术语教学活动最早的国家,从维斯特20世纪70年代初的术语学讲稿到80年代初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提供的术语学课程的培训②以及后来德语区几所大学的教学实践,可以看出,术语学早已被列为翻译课程、应用科学哲学和其他学科教学计划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就北欧国家而言,其术语学教学始于70年代中期,术语学教学是专门用途语言翻译或者传播学的一部分。就术语学教学的普及与发达程度、重视程度和教学水准来说,笔者认为,北欧几个国家均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实际上,除以上列举的北欧两所大学之外,还有：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的文化、语言和信息技术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University of Stockholm)和耶特堡大学(Gteborg University)语言学系,冰岛的冰岛语言学院(Icelandic Language Insititue)和丹麦的南丹麦大学等,这些大学除培养术语学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外,还成立了术语学的研究机构,在学界有“北欧派”(Nordic approach)之称。美国是在80年代初开始术语学的课程教学,术语学归属于其他学科,特别是翻译学的一个部分。英美国家还有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莫尔比(Alan K.Melby)教授的语言学系翻译研究组,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语言学、文化与翻译学系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 ter)的翻译与跨文化学中心,英国这两所大学国际知名的术语学家分别是罗洁思(Margaret Rogers)教授和已退休的萨格(Juan C.Sager)教授等人。俄罗斯的术语学教学进入大学的时间也比较早,术语学的课程是融合在其他学科中,被视为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加拿大高校多年来也有非常先进的术语学教学理念和成功的培养术语人才的方法,如世界知名的术语学者乐霍姆(Marie Clause L’Homme)教授所执教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语言学与翻译系,还有戴候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和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两所大学的语言学与翻译系等,其教学与研究水平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如果按照语种来介绍,这里没有把讲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地区的一些大学包括在内,这并非是其术语学教学不出色,而是因为受制于研究中语言上的障碍。据了解,法国巴黎的高级翻译学院(Institut Supérieur d’Interprétariat et de Traduction)等几所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下属的应用语言学院和葡萄牙波尔图大学(Universidade do Porto)的术语学教学也都在业界赫赫有名,他们除开展博士与硕士学位及本科生的教学(包括网上在线的各个层次与类别的远程术语学课程①)之外,还在一些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之下,成为了世界术语学前沿研究的中心,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西班牙的M.Teresa Cabré教授和葡萄牙的Belinda Maia教授等。另外,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的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和安提瓜大学(University of Antioquia),非洲大陆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University of Maiduguri)由安提亚(Bassey E.Antia)教授所创立的术语学教学与研究,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 对中国的启示1.术语学教学既要具有共性也要具有个性。虽然在挑选国外五所大学做介绍时,有意地侧重他们不同的特色,尽量不要趋同,但是在他们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有许多共性与共通的东西可供我们借鉴。如在术语学的课程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开课的时机、时间与内容的排序、考虑课程模块与单元的组合衔接问题、考虑不同程度学生、教学目标与需求的问题、考虑课程应该包括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知识等因素。各大学都注意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平衡,都注意术语学方法论的训练,如术语工具(包括计算机等),概念的分析方法等,要求学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因此都是强调术语工作的实践性特点,特别是强调当今术语管理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关系。另一方面,任何科目的教学活动总是会与一门学科的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以及学科的最新进展相关联,教学的内容与材料必然反映着这门学科的主导思想和方法,术语学的教学也不例外,这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学都重视内容与科研的关系并且把新的发展融合在不同的教学任务中。在个性特征方面,各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术语教学的特色,如维也纳大学的跨学科教学与重实用的特征,科隆应用科学大学的分模块课程设置,瓦萨大学跨学科交叉学习与培养方案,肯特州立大学精心设计的教学大纲和合理排序的教学内容。五所大学在共性与普适性中所形成的个性做法,为我们今后的术语学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参照范本。2.五所大学在术语学教学的过程中都特别注重术语实践的环节。各大学在传授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实践性的活动方式。如课题研究的多样化,有与公司企业的合作项目,有参与教授的科研项目,有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的小型术语库等等。课外的配套练习也突出了“任务”的落实并且对各种实践活动都有具体的要求。研讨班式的教学也是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技能为导向,如侧重翻译导向的术语学课程和计算机应用的术语管理课程等。术语学方向的论文写作也与纯理论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分,论文的内容有实践方面的要求,如术语的条目与概念体系的建设等。总之,形式多样的术语实践活动既强化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的应用能力,而且还为学生将来的成长与发展及从事具体的术语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术语学教学团队的组建、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和优良的教学传统与传承是构建术语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五所大学几十年的经验说明,成功的术语学教育离不开国际知名的术语学家,即学科带头人的领导,离不开围绕学科带头人所组建的教学团队以及一代接一代教学传统的传承。如维也纳大学几代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接班是“维也纳术语学派”发扬光大的保证。瓦萨大学目前优秀的术语学教学集体,是使得该大学在术语学教育领域国际知名的重要原因。现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就是因为著名的萨格教授退休后而没有新的拔尖的学者接班而导致该大学的术语学教学与研究水平下滑,影响削弱。反观比利时布鲁塞尔高等学院的情况,笔者发现：正是由于学科带头人、社会认知术语学理论创始人兼CVC(术语传播研究中心)创立者Rita Temmerman教授,在其名下聚集了一批学者,形成了术语本体编撰学的研究方法(Termontography approach),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国外较好地实施术语学教育的大学都离不开学科带头人及其团队的作用。4.以上三个方面,即术语学教学的共性与个性、术语工作的实践特征、学科带头人及其教学团队和传统的继承,应该是判断术语学教学能否成功的“参数”或者标准,不遵循教学的规律或者规范,术语学的教学就无从谈起。国际术语学的大学教育也只有40年的历史,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奋起直追,尤为未晚。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有着丰富术语资源的大国,其大学层次的术语学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尚未正式启动,这与国家的术语发展战略极不相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近年来一直在呼吁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术语学教育,把术语学教育看成是国家知识工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要把术语学教育推向实践,不应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到了起而行之的时候了。---------------------------第7页①关于术语学教学与培训的院校：读者可查阅Vaasa大学的术语论坛(Terminology forum,atn@uwasa.fi.http：//lipas.uwasa.fi/termino/)。网页中的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Terminology Work and Science列出了世界各地术语学教学与培训的院校。本文介绍的五所大学的一些资料来自该网站的指引,其余资料来自与相关学者的交流。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登录各大学有关的术语教学网站。-----------------------------第8页①关于该课程的电子课件及其详细的描述,请参考：http：//appling.kent.edu/resourcespages/courseware/terminology_cop muterapps/60011Syllaubs－2007.htm.②欲了解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和国际术语网(TermNet)这两个国际组织提供的术语学培训班和每年的术语学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请登录Infoterm和TermNet的网址查询。------------------------------第9页①关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网络术语学课程的模块教学情况,请登录Universitat Pompeu Fabra,Barcelona：Institut universitari de linguistica aplicada(应用语言学院)后,点击Teaching(有英文的介绍)即可查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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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关于我国人名外译,有关部门曾作出过规定,即外译时使用汉语拼音,按汉字读音拼写。这是一个已明确、统一的问题。但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宣传贯彻不够,缺乏严格的有力措施,同时对原规定执行中一些问题未能及时研究解决,致使在拼写方式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往越来越广泛,人名外译问题愈显突出。在西方国家人名拼写习惯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人名外译的混乱现象越发严重。对于这种混乱情况,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时有反映,甚至一批批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过不少提案,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国家语委有关领导对此也很重视。本刊认为,当今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知识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的发展将逐步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故此,我国人名外译的规范化将变得十分迫切。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势在必行。为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本刊特辟专栏,邀请我国有关部门的专家进行书面讨论,在此基础上再请国家语委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研讨。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支持下,我国一定能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定。1.姓名是人类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之一。姓名是每个人的代号,是一个个专有名词。一个民族的人名,对另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外来语。1.1 民族间的交往,特别是当文字体系彼此不同时,必然存在姓名的转写问题。世界的文字体系,从外来词拼写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①拉丁系(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②斯拉夫系(如俄文、保加利亚文);③希腊系;④希伯来系;⑤阿拉伯系;⑥印度系;⑦汉字系(包括汉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中国人的姓名转换成别的文字系统,在历史上以转写成拉丁字母(罗马字母)形式最有影响。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里,在国际标准强调“单一罗马化”的情况下,姓名的罗马化规范转写就尤其显得重要。1.2 不同民族的姓名系统虽然五花八门,各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特点。但总的看来,一般都有姓和名两部分(只有名而无姓的仅仅是极少数)。主要的不同有两点：①有的民族在姓和名的前后还有某一种或几种附加成分,诸如：父姓、母姓、祖父名、父名、中名、冠称、尊称、氏、字、绰号、别号等等。②姓和名的次序有别。有的姓在前,名在后;有的姓在后,而名在前。姓在前名在后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亚洲,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还有欧洲的匈牙利。姓在后名在前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欧美各国,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瑞典、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前苏联、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波兰、捷克,还有亚洲的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伊朗、土耳其。1.3 由于不同民族的人名在构成上各具特点,所以很多国家对涉及外国人出入境文件和公证等各种书面材料,特别注重姓名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如英语国家提供的书面材料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相关的栏目：Name或Your Name(姓名),Name in Full(姓名全称),Chinese Characters (中文姓名),STC Numbers For Chinese Names(中文姓名标准电码),Other Names (Insert Maiden,Professional,Religious,Stage,Samed Aliases)(其他名字,如婚前名、职业名、教名、艺名和别名),Main Name as Used in Your Publications (for Alphabetical Identification)(出版物上的署名,便于按字母顺序识别),Family Name(姓),First Name(洗礼名),Surname(别名、绰号),Given Names(教名),Middle Name(中名)。1.4 拿现代中国人的姓名跟世界上别的一些民族比较,并不是很复杂的,其构成的规律性是很强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材料作了抽样统计,中国汉族人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单姓+单名,如：张华;②单姓+双名,如：张少华;③双姓+单名,如：欧阳军;④双姓+双名,如：欧阳颜如。极少数的是：⑤单姓+仨名,主要有两种情形：a.父(母)姓+(父)母姓+名。如：陈王佳平。b.婆家姓+娘家姓+名(多为老年妇女)。如：陈张秋菊(第⑤种情况不属于复姓)。2.既然为适应拉丁文字系统书面语转写中国人的姓名,采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自然是无须质疑的了,但采取怎样的方案,却经过了一番历史的周折。中国人名转写为罗马字母,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比照汉语语音,大约始于明末,但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兴起。当时海禁大开,中西交往日益频繁,税关、邮政、公牍、报章,涉及中国人名、地名,必须译成西文。不过拼写方法很不一致。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所谓威妥玛式和邮政式。2.1 威妥玛(1818～1895),英国外交官,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先后任秘书、公使,于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书中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方式,称为“威妥玛式”,原作为某些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学习汉文的注音工具,后来随着英文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开来,成为在英文中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的一种主要拼法。后来,英国另一个驻华外交人员翟理斯(1845～1935)又作了部分修正,所以也称“威妥玛—翟理斯式”。这个方案在中国大陆一直沿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甚至更晚些时候。“威妥玛式”就其流通范围来说,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在语言学的技术性上还是相当不完备的。比如,不同的声母采取同一种符号,用许多附加符号区别发音,而排版印刷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省略符号,大量音节产生混乱,如,“周”“丑”不分,“邓”“藤”不分。2.2 邮政式拼音是1906年清朝“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制定的。它是主要用于拼写中国地名的一种拼音方案,基本上以翟理斯编纂的《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音为依据。邮政式跟威妥玛式有一些差别,如：取消威妥玛式中的送气符号“‘”,改换了几个声母。3.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案,中国人姓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十分混乱。直到《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才有了获得最后解决的希望。3.1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3.2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3.3 1973年12月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使用汉语拼音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统一规范问题座谈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总参谋部测绘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新华社、邮电部、广播事业局、外文出版局、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一致同意尽快使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国的人名、地名,消除长期存在的混乱现象。3.4 197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3.5 1976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修订)》。3.6 1978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文改会、外交部、测绘总局、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国发[1978]192号)。文件指出：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文件规定,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世界语等。3.7 1978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文件译文将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规范。”3.8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布《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指出,“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3.9 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表由该组织成员国投票表决决定的国际标准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规定拼写汉语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3.10 1984年10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其中若干条目涉及汉语人名罗马化拼写法。3.11 1988年8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修订稿)》。4.《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976年修订)的条文简单明了。5.国务院1978年发布192号文件以来,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已经在国内外通行,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因为原先国际上通行威妥玛式拼写法,如果新的拼写法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外事中就会出现护照拒签的情况,也会影响到涉外电报、票据甚至外交文件的法律效力问题。所以说,国际社会采纳中国人名罗马字母拼写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这些年来,这个拼写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这主要是：①由于宣传和学习的不够,国内外不少的人对它还不很熟悉,因此出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比如在举世瞩目的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姓名的拼写就出现一些失误,如：DENG YAPING(邓亚萍)和Chen Cuiting(陈翠婷)两人的名字出现在一起,而大小写的规则不一致;YANG,WEN YI(杨文意)在姓的后边加了逗号,双名分写;SHEN,J.Q.(沈坚强)和G.R.XU(许国荣)两人名字的缩写都有问题。②在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人名的拼写法尚不统一。③欧美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往往把汉语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的姓和名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一些麻烦。这些情况都不是汉语拼音本身的问题,但又需要我们去正视。特别是第③种情形。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陆续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七届政协委员、河北省科学院院长邹仁鋆教授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名汉语拼音表示法国际化的建议》的专题发言,建议：在尽量不大幅度变动国发[1978] 192号文件规定的前提下,既保持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的传统习惯,又不致被国外认错,姓的汉语拼音字母全部改为大写,如LI Xiannian(李先念),QIAN Xuesen(钱学森)。国家语委对该提案非常重视,专门召集外交部、公安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周报的专家和邹仁鋆先生本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座谈,但最后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不过,国家语委目前正着手进一步调查研究,准备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基础上,拟订人名拼写的专用规则,设法解决出版物著录中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所出现的实际问题。6.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姓名特征。一个民族在涉及别的民族人名时,应去了解那个民族人名的组织特点,以便在本民族书面语言中正确地表现那个民族的人名。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个“名从主人”的问题。按道理说,你对别的民族人名产生误解,不在于那个民族的人名如何,也不能为符合你的习惯作什么改造。比如,欧美人对中国人名“姓在前名在后”还不习惯,造成一些误会,这不是我们的拼写方式上的问题。当然,既然存在问题,就不能回避。目前虽然国家对人名的拼写已经公布了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但技术性问题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甚至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作一些必要的补充修订。 *原文详见本刊34页相关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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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通过各种方式交流思想,对自然界的事物不断地加深认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要求对同一事物订一个公认的名称,并代表同一的概念,使这个名称与所代表的概念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就开始给事物订名,并注意名称的统一。医药卫生对人类自身关系最大,因而医药学的名词术语也出现较早。中医药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很早以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各民族医学和中外医学的交流,迅速不断地产生新概念,出现新名词、新术语。同时,由于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同概念而有不同的名词,或相同名词而所指概念不同,以及新旧概念的更替等等。历代医家或政府,总是不断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时至今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中医热”不断扩大,中医药交流的范围、速度前所未有,这就使得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意义重大。现状纵观历史,我国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名词术语规范统一的重要性,因此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在毛泽东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英明论断之后,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也不断深入。建国后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是组织编纂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40多年来先后编纂出版了1-6版教材,覆盖所有的中医药分支学科;第二是编纂出版各类工具书,如《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中药大辞典》、《针灸大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各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等;第三是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经穴部位》、《耳穴名称与部位》、《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这些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现在的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50年来,我国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要求,用现代术语学的标准来衡量,这项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是适应现实的科研、医疗、教育、管理、生产、经贸等需要,也不尽如人意。实际工作中,不规范的名词术语常常见诸书刊,造成混乱。比如胸痹、心痛、真心痛、胸前、厥心痛、卒心痛、暴心痛,临床上使用混乱。白疕,又称蛇虱、松皮癣、银屑病,相当于西医的牛皮癣。而中医病名也有“牛皮癣”,它相当于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至于药名,则更为杂乱。如金银花,又写作银花、双花;淫羊藿,又称仙灵脾;补骨脾,又称破故纸。至于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更是众说迭出,莫衷一是。如“针灸”,蔡宗健先生例举10多种辞典的译名或释义,有译acupuncture,acupuncture therapy,needing,stylostixis为“针刺疗法”、“针术”、“针灸”,有译acupuncture,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等为“针灸”,有译moxibustion为“艾灸术”。有趣的是moxibustion一词,是由“moxa”(艾)和“combustion”二词合成的。而“艾”字之所以用“moxa”,是因为“艾”字的日语发音为“きぐさ”,音译使然。[1]20多年来,计算机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不断开展,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名老专家诊疗系统、方药数据库等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名词术语不规范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加上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浓厚,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的影响,使得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的任务尤其艰巨。展望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古代曾有许多称誉世界的创造和发明。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中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以自身独特的体系仍在继续发展的学科,只有中医药学。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世界相继出现“针灸热”、“中药热”、“中医热”,中医药学正在走向世界。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给中医药及其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带来极好的机遇。因此,中医药正面临着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作为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药学科自身也要进一步发展,以满足现代人民健康的需要,这给中医药学又提出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指出：“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对于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2]这段话对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也同样是适用的。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它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医药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对中医药电子辞典编纂,专家库系统、知识库系统、机器翻译系统等具有商品价值的实用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前所述,我国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已取得不少成绩,为审定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但以往的这些工作分别在不同部门进行,有的是科研单位,有的是高校,有的是医疗机构,有的是行政管理部门,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机构,缺少统一的标准以及必要的协调,因此或有矛盾,或重复工作。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下,成立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将改变这一状况。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将在统一机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必将使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统一结出丰硕的果实。全国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等有关文件是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全国名词委已经成立的52个分委员会及其所开展的工作,为我们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根据《中医大辞典》、《中医辞海》等书统计,中医药名词术语约有3-6万条以上。审定工作,要从选词开始。按照所订的原则进行筛选和规范订名,并给出定义性注释和英文译名,同时建立术语数据库。第一步先完成中医药基本词的审定,然后开展中医基础名词、中医临床基础及临床各科名词、中药名词、针灸名词的审定。审定工作可按如下步骤进行：(1)先由有关专家按照要求起草。内容包括统一订名的“正名”或“推荐名”,定义式注释,英译名。淘汰的有代表性的旧名词可作为“曾用名”。(2)征求意见：初稿分寄全国有关知名中医药专家,征求意见,要求专家对自己熟悉的名词提出意见。(3)送给医学、药学、人体解剖、语言、哲学等相关学科专家征求意见。(4)根据中医药专家和相关学科专家意见作出修改。此为二稿。(5)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提出审定意见。(6)根据审定意见进行修改。具体工作时,可编制一份工作简报,以便与有关各方沟通,推动工作的开展。整个审定过程将按照名词术语审定的有关原则进行。如：单义性、科学性、习惯性、系统性、简明性、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尊重已有的国家标准等等。其他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多来自外国,50年代主要来自前苏联(俄文),80年代主要来自欧美(英文)。而中医药学是土生土长、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它的概念体系和名词术语都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的审定,除了遵循科学技术名词术语审定的一般原则以外,还因其学科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比如它的民族文化性,尤其是汉语特点,译成外文时要“以我为主”,双向接轨。这些更需要我们在审定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因此,中医药名词的审定过程亦即是研究过程。研究工作可采用医史文献研究方法、术语学方法、计算机数据处理方法、中英文翻译方法等。中医药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哲学、传统文化、民间医学、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医学的影响,它们都在中医药学名词术语上留下或多或少的烙印。因此,在审定时,要充分与这些相关学科做好协调,正确订名,作出科学的注释。中医药理论有不少属于模糊性的,要作出精确的定义将会有困难,因此必须引入模糊学理论。另外,中医药学传入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交流、融合,对名词术语当会有一定的影响。在香港,中医药名词不统一的情况也存在。据有关报道,香港地区使用的中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的同名异物品共有34种。[3]台湾经过半个世纪与大陆的隔绝,在中医药名词术语方面也存在一些隔阂,所有这些也需要作专门的研究。当前,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1/4。汉字又是联合国指定的工作文字之一。汉字的使用,不再限于中国,而且许多东南亚国家、地区也在使用汉字。随着人们回归自然的热潮,世界范围的“中医热”正一浪高过一浪。我国已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中医药的教学、临床或科研的合作关系。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明确建议43种疾病可以用针灸疗法,在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已经开办了中医药学的高等教育,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把中医药的传统医疗作为保险的一个覆盖项目,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现在已遍及五大洲。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和审定工作,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和十分的迫切。中医药名词的规范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是需要有关方面的参与、支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在名词审定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在有关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做好这项事关中医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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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科学技术名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篡、出版和检索,科技信息的传递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鉴于此,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的委托,并邀请了中国科协等部门于1985年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和统一的权威性机构。近十年来,该机构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现已公布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多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其中部分学科出版了海外版),还有不少学科的科技名词即将陆续公布出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还组织领导开展了许多的其他工作。这些都对我国以及国际间的科技交流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综观全国科技出版物(包括图书、杂志、报纸等)上的科技名词,其规范化、标准化尚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如,“噪声”和“噪音”、“冷冻”和“冰冻”、“X线”和“X光”、“维生素C”和“抗坏血酸”、“艾滋病”和“受滋病”并用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至于比较新的名词命名,更是五花八门,如“GM－CSF”的中译名,就有“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细胞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性白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也有译为“粒细胞－巨噬细胞克隆刺激因子”,或“造血克隆刺激因子”,或直接简化为“克隆刺激因子”;还有译为“造血生长因子”、“细胞刺激因子”;更有译成“粒细胞－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以上都是笔者在1994年的出版物上收集到的。广告中的科技名词混乱,更不用说。在一些权威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主编的书中以及代表我国学术水平的综合性刊物和专业刊物中也存在许多不规范科技名词,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了。像《中华医学杂志》是代表我国医学水平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曾获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去年的第12期为“1994年中国医学科学进展专刊”,其文章是“约请我国医学各学科和专业的带头人”和该刊编委撰写的。可是就在这样权威性的又是如此重要的一期刊物中,科技名词差错和不规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其中的不少科技名词未能采用全国名委公布的有关名词。如“剖腹产”应为“剖宫产”,“何杰金氏病”应为“霍奇金病”,“食道”应为“食管”,“心肌梗塞”应为“心肌梗死”,“冰冻”应为“冷冻”,“机能”应为“功能”,“机率”应为“概率”等等。还有不少名词前后不统一,如一会儿用“显象”,一会儿又用“显像”;这里用“瘢痕”,那里又用“疤痕”;此处用“脑皮层”,另外又用“脑皮质”等等。至于“乙酰胆碱”误为“乙酰胆硷”,“石炭酸”误为“石碳酸”,“白癜风”误为“白癜疯”,“同工酶”误为“同功酶”,“肝糖原”误为“肝糖元”,“骨骼”误为“骨胳”,“石腊”误为“石蜡”等等差错就更不应该了。该期刊物仅就科技名词不规范方面的差错率估计也在万分之三以上！非科技出版物中有的也夹有不少科技内容,其科技名词的应用也往往不够规范,包括某些权威性文章同样如此。例如有本关于辅导标点符号正确使用的权威性读物[1],其中引用的“综合症”、“松果腺”等科技名词都是不规范的。又如,有篇收进书中的有关我国报纸编校质量三次抽查评比的总结性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血色素数值低于12克%……”[2],此句未能应用法定计量单位,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但例句中的“血色素”就是一个已经废弃不用的不规范名词,应该改成“血红蛋白”才对。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新的科技名词不断涌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名词的统一显得更为迫切。海峡两岸越来越频繁的交往,双方也都深感要加速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工作。目前,祖国大陆和台湾、港、澳之间的科技用语比较混乱,仅在计算机学科名词中,两峡两岸不一致的高达80%,严重影响了两岸的科技交流与合作[3]。现在是该迅速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为了进一步做好出版物上的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我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加强对全国名委公布的一整套科技名词的宣传工作据我所知,现今不少科技图书馆没有收全有关的上述科技名词书籍,有些科技方面的编辑出版机构也未能购置这些书籍,相当数量的作者甚至是具有教授职称的大学教科书的主编,竟然还不知道有这套图书！自然更谈不上正确使用这些科技名词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图书一般印数仅一两千册,基本上没有第二次印刷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尚未被很多人了解。因而加强宣传十分必要。1.建议科学出版社对这一非同寻常的图书采取各种途径进行宣传,包括通过多种传播媒介的广告宣传(有关部门对这种广告应该少收费),也可将国务院于1987年国函142号文件批示的“……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4]等精神印在征订单上对口进行征订,千方百计地提高这套书的发行量。2.建议作者对这套图书大力进行评介。本书拥有数千位各学科知名的科学家为其审定委员会的委员,这么多的作者如能利用各种合适的场合对其进行宣传推广,这种号召力是相当之大的。笔者孤陋寡闻,只在1990年的《科技出版》刊物上见到了苏世生(全国名委副主任委员)的一篇文章[5],未能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拜读到其他诸位作者更多的大作,十分遗憾。3.建议新闻出版界义不容辞地对其进行广泛的宣传。过去,每当全国名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新闻单位都相继做了很好的宣传报道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全国名委副主任委员)在1990年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曾提出[6]：“经过审定的规范的自然科学名词的使用,我们新闻出版界的同志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他明确要求新闻出版界“非做不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传工作,要求“通过我们的各种出版物,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进行广泛的,不是一次性的,而且是相当持久的宣传”。目前看来,很多新闻单位并没有按上述要求去做。规范的科技名词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可能和我们新闻出版界未能经常性的广泛宣传并带头使用有关。在第一批《医学名词》公布出版之后,《中华内科杂志》随即在该刊物上(1990年第9～12期)将其有关内科方面的科技名词分四次连续作了转载介绍,精神难得可贵。这种做法值得提倡。二、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正确使用规范的科技名词这一要求不仅针对是学生,也适用于老师,包括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教授;不仅适用于一般科技人员,也适用于高级科技人员和权威人士。我就见到不少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没有很好地使用规范的科技名词,有的熟练掌握了本学科的规范名词,但未掌握邻近学科或其他学科的规范名词。人人应该不断学习,人人需要知识更新。从某些意义上说来,专家、教授带头使用更为重要。对于我们编辑,更要真正掌握、严格使用经过审定的规范名词。要切实做到这些,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应该把掌握规范的科技名词看成是自己必需掌握的基本功,认真学习已经公布的有关学科的名词,能记的应该记住,一时记不住的至少应该有个印象。同时手头备有一套规范的科技名词读物,遇到吃不准的名词,随手进行查阅。这是需要下点功夫的。另外,从组稿开始,我们就应向作者宣传这套名词,取得作者的合作,共同做好这一工作。对于某些作者,应不厌其烦地做好说服解释,争取作者的支持。对于作者的疏漏,我们应该严格把好最后关口,将其一一进行改正。编辑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不应发生导向性错误。这如《中华医学杂志》等医学期刊的《稿约》中都有下述类似的提法：医学名词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89年公布)为准,暂未审定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写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可是至今只公布了妇产科学等七个临床医学学科的科技名词,而《英汉医学词汇》是于1978年初出版的(1991年稍加修订),其中的部分医学名词(包括基础医学名词等)是未经审定过的旧名称。自1988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公布了《微生物学名词》、《生理学名词》、《遗传学名词》、《生物化学名词·生物物理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组织学名词·胚胎学名词》等一系列基础医学方面的规范名词,但由于《稿约》的考虑不周,就使得这些规范名词未能在我国临床医学期刊中得以全面反映。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甘于清贫、寂寞,执著从事科技名词工作的人,定会为我国科技名词的统一作出贡献。随着富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的创建,必将造就一群新型的专门人才——术语学家。三、重视立法加大推广使用规范的科技名词的力度整治语言文字运用中的错乱现象,既要重视宣传,更要重视立法,只有做到有法可依,强化约束机制,才能治标又治本。据新任的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披露[7],我国现已着手起草《语言文字法》,预计正式出台,还要经过三四年时间。他“希望各地不要等。……地方和行政部门可以先立法规或规章”。这一精神也完全适用于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建议今后出台的有关法规等,都能涉及科技名词的规范化问题。前些时候,武汉市已率先采取措施,限始作俑者在6个月内改正街头不规范字,违者将按每字每天1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8]。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和新闻出版署已于1990年联合发文[4],要求“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准之一”。1991年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对报纸、图书的编校质量举行了多次抽查评比,但没有强调科技名词这个指标。建议今后在出版物的编校质量检查中,列入科技名词规范项目,其差错率超出一定的范围,不能参加评优,并要受到不同的处罚。关于“象”、“像”二字,至今仍然使用相当混乱。全国名委办公室曾组织有关专家专门研究过,并早已作出决定,可是目前有的部门照旧我行我素。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某些法制方面尚不健全的过渡阶段,全国名委可否采用书报编校质量检查的类似做法,将其出版物上科技名词相当混乱的情况进行曝光？四、加速规范科技名词的公布出版进度,对已公布名词中的偶尔疏忽及时进行更正统一科技名词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得了的,因而急不得。可能由于经费诸因素,否则公布出版的进度或许可以更快一些。我坚信,随着各部门以及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随着最新技术的不断引进,其步伐会逐步加快的。各位专家在审定名词时的严谨态度令人敬佩。出版后发现有两个英文字母错误(一为遗漏,一为颠倒,见《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也及时地作了勘误,这种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对于如此浩大的系统工程,偶尔发生疏忽实属正常情况,完全可以理解。但由于所公布的科技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单位都“应遵照使用”的,对于业已公布的科学名词中存在的少量差错和仍不规范的情况作点研究,以寻求妥善解决办法,很有必要。像“内眥”(《人体解剖学名词》81.131)等这样的差错,由于“眥”是异体学(应为“内眦”),毫无疑问地应该进行纠正。“高分辩显带技术”(《遗传学名词》02.423)也是如此,该名词中的“辩”字系“辨”字之误。下列名词在有些学科之间订名不一。例如“uvula”《人体解剖学名词》订为“腭垂”(41.141),《医学名词·口腔医学》却订为“悬雍垂”(04.213);又如“albumin”《生物化学名词》为“清蛋白”(02.103);《生理学名词》却为“白蛋白”(05.021);再如“Addison disease”《医学名词·内分泌学》称“艾迪生病”(06.046),《生理学名词》则称“阿狄森病”(11.110),“Addison”的译名,两者的三个中文字都不相同;还有,“dark－field microscope”三个学科订了三个名词《微生物名词》(07.006)订为“暗视野显微镜”,《化学名词》订为“暗场显微镜”,《细胞生物学名词》(10.006)又订为“暗视场显微镜”……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这些“规范名词”看来应该统一为好。还有一种情况是两个权威单位的订名不一,如“methotrexate”,《细胞生物学名词》为“氨甲蝶呤”(10.106),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订为“甲氨蝶呤”。在此,是遵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卫生部服从国务院)采用前一名字,还是根据“服从主科”的原则采用后一名词？真是有些两难。上述情况特别是学科之间规范名词不统一的问题,使用单位自行选择似乎不安,一方面是各单位自行其是,仍未改变科技名词混乱状态;另一方面也和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精神相悖。在规范名词尚未正式修订之前,建议全国名委能以发文或在《中国科学报》等报纸上公布的形式分批进行协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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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始于清朝末年(1906年),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馆,由严复任编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曾组织过物理学、化学等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1918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着手分学科组织术语审定,1927年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1928年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专设编审处负责各学科名词审订工作,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统由该馆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馆尚有数十种各学科名词术语草案,为新中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学术交流,繁荣学术气氛起了积极作用。一、解放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回顾地质学名词的审定,当以1923年董常所编《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1〕为最早,这虽然尚属个人编纂辞典之类,但他搜集之广,又经多人参与审订,订名上尚称准确、严谨,流传甚广。1927年大学院成立的译名统一委员会虽然着手审定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名词,但尚属初步草案。1930年杜其堡(1898－1942)编成了《地质矿物学大辞典》〔2〕,填补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名词辞典的一项空白,辞典共1145页,收录了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晶体学、化石学、地文学名词术语,并选编著名地质学家的传略和肖像,除每条目做扼要解释外,尚附有插图说明,每条注有英文和德文〔3〕。杜其堡以10年之心血,倾注于这部辞典的编订,编成后又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赵亚曾等的严谨审订,正像翁文灏先生在序中所指：“按专门辞典之作,盖所以集学术之大成,便学者之检阅,意至善用至广也,……。地质矿物学辞典教育界既久感此需要,则杜君此编,固亦今日不可不有之书,殆亦今日中国地质矿物学界力能贡献之作”〔4〕。国立编译馆负责编订的有关地质学名词,分矿物学名词,普通地质学名词、岩石学名词,以及古生物学名词。矿物学名词于1932年着手收集材料,1933年开展审定,由当时教育部聘请了老一辈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王宠佑、李四光、何杰、王烈、叶良辅、谢家荣、杨锺健等15人为审查委员,进行逐条审定,于1934年由教育部令公布,《矿物学名词》包括普通矿物学及矿物分类学,共6,000余条,附有英、德、法、日文〔1〕。在矿物订名上以矿物的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性为次,尽可能多采释义为原则,为我国的矿物命名奠定了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地质学名词》(普通地质学)于1934年送教育部审核。教育部聘请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叶良辅、谢家荣、郑厚怀、王恭睦、朱庭祜等17人为审查委员,经一年多的逐条审订,于1935年发送中国地质学会复审,经过大量修改,于1936年整理公布,《地质学名词》近万条目,与矿物学相同,附英、德、法、日文〔1〕,仍以释义为原则,包括天文地质学、地形学、外动力地质学、火山、地震、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壳运动以及重要的地层学名词等,正是由于这部分名词包罗万象,虽然经过17人的审查委员会逐条审定,也难以一一修订完善,仍有不少不当甚或是错误之处,这在《地质论评》第3卷第3期(1938年)李悦言的专文中做了系统的评述〔5〕,不仅指出订名错误之处,也提出具体修正建议,如侵蚀盆地(Basin Karst)应改为喀斯特盆地,粘土石(claystone)应改为泥岩,冲积丘(Alluvial cone)应改为冲积锥等,不一一赘述〔5〕。国立编译馆虽然做过审定工作,还仅限于草案阶段,这就是解放前夕留下来的地质学名词草案,岩石学名词草案,矿物学名词草案等。二、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置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属于自然科学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各学科审查小组,地质学审查小组,聘请尹赞勋、王竹泉、王嘉荫、李春昱、侯德封、袁复礼、张文佑、陈光远、杨遵仪、谢家荣为委员,据我记忆,像孟宪民、冯景兰等也经常参加审定活动,经两年多的审定,于1953年定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后,于1954年正式公布〔6〕。这次审定公布之《地质学名词》乃以中英对照,以中文为正编,以英文为副编,其内容范围：包括地质现象、地质作用、地质构造、古地理、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貌学,以及与地质有关的钻探,采矿部分名词在内,矿物、岩石以及古生物学名词另有编册,未列入其内,这次公布之地质学名词是由政府组织审定的,审定要求严谨,科学性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赞誉。按照地质学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于1954年公布了《岩石学名词》(汉英)〔7〕,《矿物学名词》(汉英)〔8〕,1956年公布了《英俄中古生物学名词》〔9〕;《综合地质学名词》〔10〕,1957年《水文地质学及工程地质学名词》〔11〕(俄中对照)。此外,还编订了中俄对照的《岩石学名词》〔12〕(1956年),俄英中《矿物学名词》〔13〕(1957年)。这里以中俄岩石学名词为例,说明其特点：1.范围：岩石学的原理、成因、分类、产状、成分、结构、性质、形变、内外作用等,都包括在内;2.订名：以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征为次。凡对特殊结构、构造以及特殊意义者,悉从其含义而定。3.文种：虽系中俄对照,仍附注相应的英文;有的选译名词,一般保持原作者所订原名,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4.审查组：聘请谢家荣、王嘉荫、苏良赫、冯景兰、何作霖、袁复礼、朱福湘、刘乃隆为审查组成员。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受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正像郭沫若院长在《序言》〔14〕中所述：“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积极准备进行计划性的经济建设。为适应这种需要,文教部门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与技术教育,大量培养科学技术人材……。因此各种学术专门名词之使用,已经不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事情,且已成为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些情况说明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在今天尤其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着重指出：“这些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由于这样,统一学术名词工作才具有它实际的迫切的需要,……。”〔14〕正是由于国家的重视,才获得较大的进展,取得可喜的成就,公布了一批又一批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为全面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三、地质辞书词典的编篡弥补了审定工作的中断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期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虽一度中断,但有关出版机构,在严密组织下,以各种形式。聘请本学科学者、专家,集体编订了一批质量较高、有影响的辞书类工具书,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下面选其一部分做简要介绍：1.《英汉综合地质词汇》〔15〕197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根据1957年版进行的修订和增补,共收集有关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以及深部钻探、采矿术语25,000条,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已多次重印,可以说,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2.《英汉矿物种名称》〔16〕这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联合组建的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审定,他们以Fleischer的《矿物种名汇编》(Glossary of Mineral species,1980)为蓝本,并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整理编订而成,多次经过专门审定会议讨论订名,组织了国内著名矿物学者进行严格审定。像蒋溶、陈正、池际尚、郭宗山、彭志忠、丁毅等都参加编订与审定工作。该书内容包括1980年底以前发表在国内外有关书刊的矿物名称、重要变种名、族名概称和同义词等共3,100词条,值得提及,书中还收入了新中国以来发现的新矿物,如黄河矿(Huanghoite)、湘江铀矿(Xiangjiangite),斜方钦铀矿(Orthobrannerite),氟碳铈钡矿(Bastnaesite)以及香花石(Hsianghualite)等,成为中国地质矿物工作者难得的工具书,为中国新矿物的研究和命名工作提供了重要科学资料。该书于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又重新发行了修订本。3.《英汉现代地层学词典》〔17〕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现代地层学术语1,460条,每条做扼要的词义解释,尽可能运用当代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做释义性的解释,诸如地震地层学(seismic stratigraphy),定量地层学(quantitave stratigra－phy),动力地层学(dynamic stratigraphy)等术语。4.《英汉地质词典》〔18〕1983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词近15万条,包括三十多个学科,主要有地质科学及其所属各个学科,其中有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震学、火山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地球化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诸如遥感地质学、数学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宇宙地质学等,组织国内二百位著名地质学家参加审定,是历经五年的成果。也是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有着广泛的影响。5.《地质辞典》〔19〕1983年陆续由地质出版社分五个分册出版,该书是由原国家地质总局责成书刊编辑室和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组织力量编纂而成,历经几年的努力,有三十多个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参加编订,经过全国四百多个地质单位征询意见和修改,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质辞典(带有解释),包括四十多个学科,一万一千多词条,共达三百多万字,其特点是对许多地质科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定义性解释,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现象,分别做了论述,像在第一分册中大地构造学部分专门分列出中国区域构造,震旦地块、华夏地块、昆仑山地槽、喜马拉雅地槽、震旦褶皱带、喜马拉雅造山带等都一一做了基本概念及特征的论述。众所周知,中国大地构造学派是各有特点的,理论观点自成体系。该书中把几个主要学派各自分成独立系统,并集中篇幅加以注释,以不同学派的术语,反映出不同学派的理论概念,使读者对中国大地构造学说、学派有系统的概念,这正表现出中国地质术语是反映地质现象特征和概念内涵的。该书分列的主要学说有：多旋回说(65条),断块构造说(82条),地洼学说(86条),波浪状镶嵌构造说(65条);而地质力学则分为构造要素、构造地块、构造体系、构造级别、序次、岩石力学性质、构造应力场、地壳运动七大部分,所列词条较多(共364条)。此外,该书还比较系统地分列了板块构造说,使收集的词条术语更具时代感。《地质辞典》五个分册是：第一分册：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上下册)第二分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等第三分册：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等第四分册：矿床学、应用地质学、包括海洋地质学、工程、水文地质学〔19〕第五分册：地质普查勘探技术方法(上下册)此外,与地质学科密切相关的学科,还编篡出版了《英汉综合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词汇》〔20〕,《地球物理勘探词典》〔21〕《英汉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词汇》〔22〕,《英汉地质学缩写词汇》〔23〕、《古生物命名拉丁语》〔24〕、《自然地理学名词》〔25〕、《英汉自然地理词汇》〔26〕等,为地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四、当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现状上述地质辞书、词汇的编纂与出版,虽然弥补了统一审定工作的中断和不足,但由于各单位缺乏统一审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出现了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特别是在引进新词中未能严格按术语学原则要求,缺乏科学性,使中文术语不能准确地反映所指概念,造成一定混乱现象。近年来地质科学迅猛发展,反映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大量涌现,像环境地质学、灾害地质学、旅游地质学、城市地质学、农业地质学等新学科、新分枝的建立,都要创出反映新学科内容和术语体系,必须有一个统一而权威性的命名原则与方法,加之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特别是科技术语库的建立与使用,都有待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鉴于此,国务院委托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1987年委员会委托中国地质学会组建了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7〕,并初步制定了工作条例和审定原则与方法,确定了审定范围、审定步骤和具体工作安排。学会决定由当时的理事长程裕淇教授任主任委员,由两位副理事长王鸿桢教授、叶连俊教授为副主任委员,聘请著名地质学家30余人为委员。分为8个学科组：1.地质学综合名词组,2.地史和地层组、3.构造地质学组、4.矿物学组、5.岩石学(沉积学)组、6.地球化学组、7.矿床学(含能源地质学)组、8.环境地质学组〔27〕。经过1987年分学科收词,集中讨论初稿,1988年形成地质学名词草案,几经讨论和整理,于1989年,在程裕淇主任及两位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地质学基本词的审定会,出席会议的委员,历时三天分学科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近确定第一批地质学基本名词约4500－5000条,其中地质学综合性名词170－180条,地史与地层学450－500条,构造地质学500－550条,岩石学850－900条,矿物学650－700条,地化800条、矿床学450－500条,环境地质学(水文、工程地质学)450－500条。《草案》整理后,将发送全国有关单位征询修改、补充意见。再经整理后,将召开第二次审定会,经过委员会讨论通过,送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复审后,批准公布。五、关于地质学名词审定公布的几点思考即将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是第一批地质科学领域内的基本词,其数量仅在4500－5000词条,其余亦将分期分批由委员会负责审定,由全国委员会予以公布,其特点是由国家统一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审定,因此,审定的各学科术语,应达到标准可靠,这不仅要求在科学性上是高标准,而且也要在使用汉语特征上达到高水平,鉴于此,根据个人所接触的范围,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最后定稿时参考。1.补充与增加新名词术语问题现已初步讨论的四千余词条的地质学名词中,强调基本词较多,而有忽略反映地质科学新理论、新思维、新概念的术语较少,缺乏时代感、像近两年内实施国际岩石圈计划过程中形成的新学科,幔岩学、幔岩矿物学,特别是在地球科学面临横向交叉、综合、相互渗透的形势,涌现出大量交叉性理论和概念,像地质重演律、地质全息律、间断平衡论、海—地—气耦合,全球地学大断面(GGT)以及计算机断层摄影扫描术(CT)、地质回向系统、地质黑箱方法〔28〕等,认为在讨论过程,应适当增加一些反映新思维的术语,以表示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明显的时代信息。2.与相邻学科的重复问题地理学名词(第一批)共1428条已于1988年5月正式公布〔29〕,地球物理学名词(1339条)〔30〕。亦已公布,古生物学名词,虽包括一少部分地层名词,亦进入定稿阶段,因此,地质学名词(基本词)与相邻学科名词虽有一些的重复,地质学名词可能是在地学几个学科中最后公布的一种,避免重复与本学科的系统性问题,就自然成为突出需要讨论的课题,我认为,既是分期分批审定,就难以求全责备,宁可少些系统性,也尽可能减少重复,少数重复的术语,必须严格求其统一,不然就失去这次全国统一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真实意义。3.审定地质学名词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学术论战是地球科学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地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国地质学就是在长期学术论争中求得发展和进步,近年来中国地质学界、学派林立,假说纷纭,可以说所有的理论、假说,都要以其明确的概念,创用术语来表达,术语的统一也是概念上统一,涉及到各学派对各种地质现象的不同认识和论点。矿床学领域内,有多源成矿理论,也有层控时控成矿规律,传统的还有热液,交代、围岩蚀变、变质、重熔、岩浆、火山喷发等成矿假说,国内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进行过论战,也都有各自的侧重者,反映这些概念的术语选择和定义,则要历史而客观考虑,避免厚此薄彼,特别是在中国大地构造学的术语审定中更是敏感的学科领域,多旋回说理论、断块构造说、波浪状镶嵌构造说、地洼学说、地质力学,以及板块构造说,都各自有其完整的独立概念体系,各自创用一套反映其理论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同的论点,有别于其它学派,因此,在审定工作中要充分尊重现实,特别是在词条取舍中要慎之又慎,要公正地弘发各学派学术论点的概念系统,尽可能采纳其创用的术语。此外,还有中国冰川理论的争论、“中国贫油论”的争论以及地层划分、新矿物命名原则等,都应在相继公布的地质学名词中有所反映。4.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和统一问题。本文中列举的地质学词汇、辞典均属工具书类,而《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31〕属于国家标准,它的覆盖面是全学科性的,涉及35个学科60分册,共10余万词条,既包括传统常用术语,也有现代地质学发展中新出现的概念。基本反映了地质矿产科学发展现状,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地质矿产部牵头,动员各有关学科专家集体编纂而成,早已于1987年审议完成。这对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来说,一方面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基础,许多词可以借鉴,另一方面重复是在所难免了。但这次审定工作可在科学性上,在确定术语反映事物内涵概念方面,多做些推敲;另一方面,在精选新词上,多从当代术语学的原则与方法方面显示出优势,以便使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自己的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与统一。5,重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汉语国家地质名词的协调。最近笔者阅读了台湾出版的《经济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四十年的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地质矿产现状》,特别是1981年由赵敏修编纂,台北出版的《地质学名词词典》〔32〕,其中有许多术语是与大陆不相同,其中有些地质学用语另具特色,像反映台湾地区地层、构造,特种地质现象的术语,也应适当选用。结语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迅猛,现在世界上已知的150多种矿产,我国都已找到,其中138种已探明了储量,稀土、钨、钼、钒、钛、汞、铅、锌、铜、锑等20种储量,居世界前列〔33〕;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实测面积639.97平方公里(1986年)达到应测面积88.9%;煤炭产量占世界第一位,钢铁占第四位,石油占第五位,黄金占第六位,有色金属占第七位〔34〕。全国地质系统大军已达百万,从事地质的队伍已达386861人(1986年)〔35〕地质学术语是这支大军的工作语言,学术活动的交流工具,因此,地质学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就越发显示着紧迫性和重要性,特别是面临能源、资源、保护环境、防止和预测预报自然灾害的重大任务之际,这项工作更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现代化密切相关,也是发展地质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附记〕本文是根据1989年3月第一次地质学名词审定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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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84年10月正是英国伦敦的晚秋季节,笔者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全体会议,会上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术语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笔者收益匪浅。同时在准备参加这次会议过程中,汇集和学习了一些有关术语学的资料和著述,考虑到这个新兴交叉学科,我国学术界还比较陌生,根据个人粗浅的理解,对术语学的概况及其发展历史,作一简要介绍,以供参考。一、什么是术语学术语学(Terminology)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与语言学、语音学、分类学、情报学、逻辑学和本体论密切相关,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专门探讨各学科术语的概念、概念分类,术语命名的原则、演变以及规范化等,一句话,就是研究各学科术语的命名原则,建立在语言学、逻辑学和本体论理论基础上。术语学虽然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其进展速度很快,已建立起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和领域,如算学语言、模式概率语言,符号逻辑学、语符学,类型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已有生物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宇宙语言学等。近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年轻术语学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一,跨学科术语的单义性是科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和工具;第二,专业细分性,新学科的涌现与诞生,必然创造出一批代表新概念的新术语和词汇,这两大趋势,有力地推动了术语学的发展,使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加之,国际标准化活动的深入开展,术语学已成为当代国际学术领域内一门极为活跃的、独立的新兴学科。当代术语学的意义和作用,可以从它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关系得到论证。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控制论、系统工程、自动化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都涉及程序和程序语言问题,众所周知,人造程序语言,终归是参照自然语言规律编制的,无疑是自然语言的派生物,大量人造语言的出现与应用,为术语学提出了新的理论原理和应用方法,由此,不难看出,新学科、新领域的诞生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术语学的进展,许多术语学家提出,在当代信息社会里,术语学的发展程度,已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学研究的对象是经过定义的术语,而术语的定义根据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思维产物,总是与具体或抽象的实体相一致、相适应,事物的属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正是概念分类的基础,是逻辑学和本体论的内容,术语学涉及到了哲学范畴,特别是在概念、概念系统分析中,强调概念的内涵(本质特征的总和)和概念的外延(同类性的实体总和)。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现实主义观点之上,这些理论与观点,均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公布的文件中,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文件主要有：DP704《术语的原则与方法》(Principles of terminology)DP860《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International unification of concepts and terms)R.1087《术语学名词》(Vocabulary of terminology)R919《分类词汇编辑指南》等等。(Guid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draft standard detailed outline)二、术语学的发展历史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边缘性学科。而术语的出现,实际上随着人类在社会舞台上活动和生活之始就已有流传,可以说,同人类社会活动具有相同的悠久历史。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反映了欧洲古代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具有独特体系,反映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和概念的术语,也具有光荣的传统。到了十八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日趋频繁和扩大,自然就涌现出大量反映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和词汇,于是术语的命名和统一就成为科学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瑞典著名博物学家林耐(Linnee,1707－1778)1753年首创生物学命名双名法,开创了术语命名原则和方法论的研究。进入十九世纪,一些国家逐步建立起各学科的科技协会,为了推动学术交流,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术语标准化的系统研究,像俄国技术协会的工作,都有一定影响。二十世纪初,1906年建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CEI),编订了《国际电工词典》,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术语标准化的发展。而术语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和方法原则的形成,与奥地利学者E.沃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的成就分不开,他1931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闻名于世的《国际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Die Internationale sprechnormang in der Techniki;Besonders in der Eletrotechnik,Berlin,VDI Verlag)。就在这篇经典性的论文中,他不仅阐述了术语系统化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论述了术语学的基本原理,为术语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他相继发表了大量术语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诸如《普通术语学——一个介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情报学之间的学科》(1974)等,在他80岁高龄时,还发表了《术语学的基本理论与术语辞典编纂学》(Traduit dei Einführung in dei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由于他的卓越贡献,而成为当代术语学的奠基人和权威。奥地利术语学界继承和发展了沃斯特的理论,他们多从哲学角度,强调概念在术语学中的重要地位,这就给术语学在理论体系上增强了逻辑学上的论证。现在已形成了具有相当威望的维也纳术语学派。苏联也是术语学理论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十九世纪,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塞弗金、萨哈洛夫、П.Л.库拉纳,B.C·库洛巴金等曾作过大量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标准化协会内,专门成立了术语标准委员会,1933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术语委员会,后改为科技术语委员会,两个系统都做了大量工作,像术语标准委员会主席洛特(Lott,1898－1950)院士,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术语学论著,因而获得第一个术语学教授的光荣称号,他的代表作品《科技术语学构成原理》(Основы постройнной научно－t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минологии)也是奠定术语学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之一,早为术语学界所公认。此外,德雷林教授在术语标准化方面作过大量工作,维诺库尔(Vinokur)则在术语词汇单位组成概念整体结构方面,作过系统论述。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的塞弗金(1869－1942)教授专门论述过苏联术语学的原理与方法,受到广泛称赞。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术语学的莫斯科学派。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术语原则与协调)委员会的第一分委员会,就设在苏联,苏联国家标准委员会全苏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承担和负责这个分委员会工作。国际标准化协会(ISO)的诞生,为术语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36年,协会下就成立了技术委员会(TC37),其任务就是专门制定术语命名原则与方法,相继在布达佩斯、巴黎、柏林、赫尔辛基等召开过术语讨论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42年停止了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重新建立,鉴于术语标准化的重要意义,1951年,在荷兰、奥地利等国家的标准化协会的积极倡议下,重新恢复了TC37技术委员会的活动,负责术语学原则的协调,探索和推荐各国标准术语,其具体规定是：1.一般术语：技术术语和概念原则;2.国际术语：国际技术术语的原则;3.单语词汇：单语专业词汇的编排原则;4.多语词汇：多语专业词汇的编排原则;5.语言符号：专业词汇、著作目录中国际通用符号;6.其它符号：专业词汇中其它国际通用符号。TC37委员会重新建立后,积极地开展了活动,相继召开过各类专业问题的会议。195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一届会议,着重讨论了委员会的目的、任务、工作规划及机构设置问题;1954年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二届会议,会议主要通过了术语的特性和定义的原则;195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届会议,主要讨论了多语种词汇的格式及语言符号;1960年在柏林召开了第四届会议,通过了若干推荐标准,包括上文中提及的704《命名原则》,860《术语学词汇》等;1974年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五届会议,主要修订和充实各类推荐标准。第四届与第五届会议相隔之长,也是由于各国对推荐标准十分关注,致使一个标准草案要经过多次专门性讨论会,协调会,这期间,相继在魁北克、巴黎、维也纳召开过多次会议。正是由于这些学术上的系统而深入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走向信息社会的一门反映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兴学科。1984年10月在伦敦召开的TC37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对术语学的基本理论,诸如概念及其分类,概念的特征及其与事物属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足以说明术语学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发达国家中术语学研究的新进展。综观上述,当代术语学的发展,简要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是术语学孕育与形成时期,沃斯特和洛特的论著,奠定了理论基础。2.六十年代中,欧洲共同体在卢森堡首先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翻译工作,为术语库的建立,创出了新路,把术语学的发展建立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上。法国标准化协会,加拿大、德国、奥地利、苏联等国相继建立了规模不一的术语数据库,197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术语学讨论会和术语数据库讨论会,显示出术语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3.七十年代以来,在奥地利维也纳建立了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及术语网络,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TC37委员会协作下,积极开展了术语人才的培训,促进了学术交流,协调了国际合作,大大丰富了术语学的理论基础。八十年代以来,术语学已成为世界学坛中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换代,术语库体系日益扩大和完善,有力地推动了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向纵深发展,显示着术语学在各国科学技术现代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当代术语学学派术语学既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包括着本体论和哲学内容,因而对概念的理论认识和解释各有不同,出现不同的学说,进而形成了当代术语学的四大学派。1.德国—维也纳学派奥地利是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沃斯特的故乡,沃斯特的论文,既奠定了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也为术语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沃斯特逝世后,经过达尔伯格(I.Dahlberg)和沃尔西施(G.Wersig),莱比锡马克思大学霍夫曼(L.Hoffmann)等人的工作,使这个学派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现在正为维也纳大学费尔伯(Felber)教授所继承和发展。费尔伯教授,不仅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学原则与协调(TC37委员会)的秘书,也是国际术语信息中心的主席,组织和领导着国际术语学的研究工作,曾两次来我国讲学。这个学派主要强调概念、概念体系,认为概念体系才是术语的基础,一个概念体系是由具有多层结构逻辑体系构成的,同时认为定义是用来确定概念,划定概念范围要受内涵和外延关系的制约。因此,他们在阐述术语学意义时,总是强调术语学是科学和各分支学科概念系统的原始基础,是传递知识、技术、各语种之间概念的工具。他们把术语学分为：(1)术语学的一般理论;(2)术语学在特定学科和语种中的理论;(3)代表特定学科领域中概念系统的集合词汇;(4)出版代表特定科学领域中概念的词汇。这些论点,在费尔伯教授最近编写的《术语学手册》中有更为系统而新颖的论证,并概括了一系列严格的方法原则,确保术语定义的一致性。费尔伯教授两次来我国讲学,对我国术语学的发展十分关心,经常寄赠有关论著和资料,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个学派不但在过去术语学形成中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术语学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莫斯科学派苏联术语学是在著名学者洛特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塞普林金(S.A.Caplygin)、德雷森(E.K.Drezen)、克里莫夫斯基(Klimofski)、戈龙文(B.Golovin)、丹尼连科(V.Danilenko)等人的工作形成了一支有影响的术语学学派,其中苏联科学院科技术语学委员会,在苏联术语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整个工作是在苏联标准化机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这个学派的基本论点是：强调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属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认为术语本身来自科技各领域中的概念名称,反映着科技成就的新概念。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术语学属于语言范畴,所以主张从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建立概念体系,然后为概念定义,最后再确定术语。这个学派近年来,在术语分类、分类原则、术语特性、术语的概念、术语定义、术语在其它学科中的使用和地位等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为术语学界所称赞。特别是在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召开的第一届苏联术语学讨论会,引起国际术语学界的关注。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的第一分委员会(术语学原则与方法协调)的秘书处就设在莫斯科,现由苏联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全苏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具体负责。在第一分委员会主持和组织下,起草了《术语学词汇》(1087),《术语命名原则与方法》(704),《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860)等文件和标准,对整个术语学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3.加拿大—魁北克学派这是一个比较年轻而活跃的学派,与其他学派相比,没有悠久的历史和显赫的学派奠基人,可以说是在七十年代初在术语学方面才有所发展的,它以集各派之长,综观各派理论与方法为特点。他们同样强调概念是术语的基础,认为概念单位构成了分类、定义以及命名的出发点,术语的命名应建立在概念的多层体系结构之上。198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Cuy Rondeau)教授反复阐述概念、概念体系及其分类在术语学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与名称组成的语言符号,并作为特定概念总体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个学派十分重视翻译工作,他们也强调术语学是社会语言工具的论点。这个学派的形成与建立,与魁北克推行“法语化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现在拉瓦尔大学成立专门术语教学与研究机构,由隆多教授领导,他在著名的《术语学概论》一书中,对整个术语学的概念、发展历史等作了系统论述,受到术语学界的欢迎和称赞,这本书已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隆多教授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邀请,将于近期来我国讲学,专门讲授术语学理论。这个学派得到加拿大政府机构的支持和法语委员会的赞助,多次在加拿大召开国际性术语讨论会,对这个学派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三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魁北克法语管理局内,负责研究专门词汇与编辑方法,由他们组织和主持起草的文件和标准有：《单语种分类词汇的编排》(4466),《分类词汇编辑指南》(919)等,这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讨论和使用。4.布拉格术语学派捷克斯拉伐克的术语学工作,起始于三十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保护两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他们的论点,多侧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术语学问题,深受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传统论点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古典的布拉格学派在术语理论上的继续,故称之为术语学上的布拉格学派。近年来,多从事于术语的特性和符号中的概念与名称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有关术语学方面的活动,参与了国际术语交流、协调和合作,取得较好的效益,他们还分别在捷克科学院(布拉格)和斯洛伐克科学院(布拉迪斯拉发)召开过语言学和术语学专门讨论会。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克库莱克(K.Kocourek),他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Term－in a jeho definice》深受术语学界称赞,其他尚有哈弗拉奈克(D.Havranek),霍莱斯基(J.Horecky),鲁登尼(M.Roudny),R·科楚莱克等人。提及布拉格学派,不能不涉及1926年成立的布拉格语言学会,其创建人就是查理大学的马泰修斯(Vilém Mathesius,1882－1945)教授,在该学会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中,反映布拉格术语学派中元老们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有层次的结构,同时反映出了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语言功能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因而可以论断,这个学派的特点是更强调于理论基础,正像北京外语学院宋伟华在报告中所指的：他们不赞成用人造语言来统一各国的科技术语,认为这是不切实际,但也反对“民族化”的语言“纯正主义”。他们主张：“尽量使本族语的术语(本源术语)与相应国际术语保持概念上一致”,并力求在形、声上接近与相似。遗憾的是,在1984年伦敦的全体会议上没有这个学派的代表参加,未能当面了解这个学派的基本论点。北京外语学院朱伟华副教授曾在捷克斯洛伐克进修两年,对布拉格学派进行过专门研究,曾对这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做过系统介绍,发表过一些文章。5.其它在会议期间,我们尽可能地接触一些国家的代表和术语学家,了解他们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和统一工作的情况,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萨格尔(J.C.Sager)教授,他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在大会发言中,对概念及其分类的论述,十分精彩,博得与会者的称赞。最近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在计算语言中心(CCL)的研究工作,越发显示出他在术语学研究中的独特论点。近年来,北欧国家的术语学研究及标准化工作,取得颇大的成就,像丹麦、瑞士学者在会议上的发言,反映出他们在术语学工作中的新观点。最近收到丹麦的H.皮茜特(H.Picht)副教授来信说,他主持的哥本哈根经济学院术语中心,建立了术语学专业课,并开展有关术语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此外,法国的吉伯特(L.Guilbert)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术语学的论著,他虽然多侧重语言学观点,但十分重视当代术语学的社会作用和经济实用价值,是术语学界中有影响的人物。联邦德国在标准化工作方面早已走在世界前列,在术语学研究上独具特色。四、术语库1984年伦敦会议期间,TC37委员会的第四分组专门讨论有关术语数据库问题,由于多与一、二、三分委员会开会时间重叠,我们只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这个工作组是由柏林德国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的,其任务是研究情报学,利用电子计算机磁带,及其在编纂术语和词汇中的应用,过去曾提出了DIS/6156《用磁带交换术语资料的形式》,在开展术语学工作使用电子计算机方面,起了推动作用,因而许多先进国家相继建立起不同规模的术语数据库。术语数据库就是一部概念和术语的自动系统词典,不但包括自动处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领域,是信息论诞生与发展的产物,尽管现有大多数术语数据库还处在第一代,但其功能已达到了输入、储存、查找、记录和输出,并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回答局部问题,在较长时间内,提供某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全部术语。下面分述几个有代表性的术语库的情况,供一般性了解：1.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术语数据库(EURODIOAUTOM)设于卢森堡,为1963年所建,是世界上最早建起的一个数据库,专门为翻译工作服务。1976年已拥有400,000个词条,这个库可以使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荷兰和丹麦语等。2.魁北克术语库(BTQ)这个术语数据库是魁北克法语管理局于1969年创建,当时的容量就是34,000条,现在加拿大对术语工作十分重视,术语库规模不断扩大,如加拿大术语库,蒙特利尔大学术语库等。3.法国标准化协会标准术语库(NORMATERM)为1972年初建,从编辑《国际标准化组织序词表》取得经验,进行了英文与法文的对译,截至1976年就拥有15,000个术语概念。4.加拿大术语库(BTC)开始,从统一广泛流传的词书、工具书和手册中的术语着手,现已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术语分类系统,是一个多级性的,包括55个主要学科的序词表,1979年就收入800,000词条。5.瑞士技术术语中心术语库(TERMODOK)1968年开始组建,从术语汇编自动化着手,到1978年达到今天的高度自动化水平,现在的TERMODOK已是第四代,拥有75,000条术语可供使用。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语言管理局术语库(LEXIS)1966年开始输入第一批术语,其容量为120,000条,现在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广泛向翻译人员提供服务,可把英、俄、法文的科技论文译成德文,截至1976年就拥有900,000条术语,其中有40,000条属于电工学术语。7.全苏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科学技术研究所(Всесоюзны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й и кодирования)创建于1979年,当时输入各类术语120,000条,近几年有了颇大的发展,其科技术语工作在苏联科学院的科技术语委员会内有着雄厚的基础和设备。8.丹麦术语库(DANTERM)1975年由哥本哈根商业高级研究院筹建,1980年投入使用,现已具有先进系统的术语库,专门供给学者、教授在科研、教学中使用,他们十分重视新术语的推广和使用。会议中哥本哈根经济专门学校皮西特(H.Picht)教授向我们介绍,该校也有相当规模的术语数据库,主要为翻译和编订辞典之用。9.西门子公司术语库(TEAM)1967－1968年于慕尼黑建成,其目的是向广大用户提供全部术语信息。该库功能很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等均可自由输入输出和互译。1976年就拥有3,000个存储单元,750,000条术语,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术语库之一。10.博利瓦尔大学术语库(BTUSB)1979－1980年建成,其目的是收集、储存技术术语,近年来也传送标准术语。最近加拿大拉法尔大学隆多教授寄来大量有关术语数据库资料,由于翻译力量薄弱,尚未整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萨格尔(Sager)教授也来信介绍英国术语数据库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结语我国自然科学术语工作,既有优良的光荣传统,又有雄厚的基础,但若从当代术语学角度从事研究和命名,可能尚处在启蒙阶段。当务之急,应首先建立起专门术语研究机构,以使我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工作,建立在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其次是强化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与审定机构,早日统一我国自然科学术语,并使其规范化、标准化。第三,根据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积极地筹建全国的科技术语库,以便适应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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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 genomeGenome这个名词于1922年第一次出现在遗传学文献中。中文译名为染色体组,后又译为基因组。随着遗传学研究的进展对基因组的涵义不断地赋以新的内容。一般的定义是单倍体细胞中的全套染色体为一个基因组,或是单倍体细胞中的全部基因为一个基因组。可是基因组测序的结果发现基因编码序列只占整个基因组序列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人基因组中编码序列只占5%左右,换言之,人基因组中的非编码序列占95%以上。因此,基因组应该指单倍体细胞中包括编码序列和非编码序列在内的全部DNA分子。说得更确切些,核基因组是单倍体细胞核内的全部DNA分子;线粒体基因组则是一个线粒体所包含的全部DNA分子;叶绿体基因组则是一个叶绿体所包含的全部DNA分子。当然,也有人指出基因组应定义为一个细胞中所携带的全部遗传学指令。这是从基因组的功能着眼,因为基因组中的基因携带着编码产生蛋白质或RNA的遗传指令,同时基因组中的非编码序列携带着启动和调控基因活动的遗传指令。但是,基因组如果定义为全部遗传指令,那么,基因组的测序、作图和基因识别等就不易被人理解,遗传指令又怎么测序和作图呢？人类基因组计划 human genome project,HGP一般是指于1990年美国政府资助启动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计划。它被认为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项目,其意义和影响被誉为不亚于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载人飞船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后世界各国也都有各自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计划。HGP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计划从1990至2005年间,历时15年,资助30亿美元,测定人类基因组的30亿对核苷酸的排列次序。由于实验操作上的考虑,必须把基因组DNA分子先打断成无数个小片段,然后测定每个小片段的核苷酸序列,最后把小片段连接回复到整个基因组。因此在测序前要先作图(mapping),即把每个小片段在整个基因组上的位置确定下来,以便今后可以有序地把小片段连接起来。HGP的工作内容除了作图和测序外,还有基因识别,模式生物(如大肠杆菌、酵母、果蝇、线虫和小鼠等)基因组的测序,发展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和研究HGP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等。在HGP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基因识别和基因克隆的成果,显现出巨大的商机。于是一些大跨国公司特别是医药行业的大财团纷纷斥巨资介入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1998年5月美国的塞莱拉基因组学公司(Celera Genomics Inc.)宣布将于2001年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working draft),并于2003年最终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在此态势下,美国政府也于1998年10月宣布调整HGP的工作进度,提前于2003年底前完成基因组测序。2000年6月26日,有美、英、德、日、法和中国参加的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合体与美国塞莱拉公司联合宣布各自分别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中国承担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即测定3000万对核苷酸序列。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 human genome “working draft”人类基因组的作图和测序是一个由粗到精的过程,是先把整个基因组打断成小片段,然后再把小片段连接复原。工作草图又称框架图,是一幅粗线条地绘制成的基因组图,它的特点有三：①应包含人体绝大多数基因的序列;②由于作图是由小片段连缀而成,所以会因丢失小片段而在图上留下空档(gap),工作草图可以留下空档,但对整个基因组的覆盖率应在90%以上;③草图中核苷酸序列的差错率可以高于最终所要求的万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一。作图 mapping基因组研究中,确定遗传标记如基因、酶切位点、特定的DNA序列等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并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称为作图。图可以分为遗传图(或遗传连锁图)、物理图两种。遗传图是根据两个遗传标记之间发生重组的频率来确定彼此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和距离。两者相距远,发生重组的频率高;两者相距近,则连锁很紧密,不易发生重组。如果两个遗传标记分别位于两条染色体上也就不会发生重组。重组发生在细胞减数分裂期间,因此要分析上下代的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出现的频率方能计算出两个标记在染色体上的相对距离。物理图则是把遗传标记直接定位在染色体DNA分子上,彼此间的距离也可用碱基对的多少来标定。基因组DNA测序后的全序列图是最精密的物理图,因为这幅图表明了几十亿个核苷酸的排列次序,标记物就是单个核苷酸。叠连群 contig一组克隆载体中插入的DNA片段,可通过末端的重叠序列相互连接成为一个连续的DNA长片段,这一组DNA片段即构成了一个叠连群。叠连群主要用于DNA测序和基因组作图。因为DNA的测序和作图时,一个很长的DNA分子在实验时是无法操作的,必须把它先切割成为小片段,然后把小片段连接起来,就是通过两个小片段末端共有的序列,相互叠加而连成长片段。因此,叠连群中小片段之间叠加的相同序列越短,研究工作效率则越高。表达序列标签 EST,expressed sequence tag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有一个区别于“全基因组战略”的“cDNA战略”,即只测定转录的DNA序列,也就是测定基因转录产物mRNA反转录产生的互补DNA——cDNA。cDNA代表了基因中编码蛋白质的序列。EST则是cDNA的一个片段,一般长200～400个核苷酸对。一个全长的cDNA分子可以有许多个EST,但特定的EST有时可以代表某个特定的cDNA分子。两端有重叠的共有序列的EST可以组装成一个叠连群(contig),直到装配成全长的cDNA序列,这样就等于是克隆了一个基因的编码序列。将EST定位在基因组,也可作为基因组作图时的一种标记序列。互补DNA cDNA,complementary DNA信使RNA(mRNA)分子的双链DNA拷贝。构成基因的双链DNA分子用一条单链作为模板,转录产生与其序列互补的信使RNA分子,然后在反转录酶的作用下,以mRNA分子为模板,合成一条与mRNA序列互补的单链DNA,最后再以单链DNA为模板合成另一条与其互补的单链DNA,两条互补的单链DNA分子组成一个双链cDNA分子。因此,双链cDNA分子的序列同转录产生的mRNA分子的基因是相同的。所以一个cDNA分子就代表一个基因。但是cDNA仍不同于基因,因为基因在转录产生mRNA时,一些不编码的序列即内含子被删除了,保留的只是编码序列,即外显子。所以cDNA序列都比基因序列要短得多,因为cDNA中不包括基因的非编码序列——内含子。克隆 clone用作名词时,克隆是指由遗传组成完全相同的分子、细胞或个体所组成的一个群体。例如,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的DNA片段或基因的众多份拷贝,就称为DNA分子克隆或基因克隆。来源同一个祖细胞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众多子细胞,就构成了一个细胞克隆。抗原分子刺激后会产生抗体分子,如果是一种抗原分子刺激后产生的是单克隆抗体;如果是多种抗原分子刺激后产生的则是多克隆抗体。通过无性繁殖获得相同基因型的生物体,这是个体克隆,也称为无性繁殖系。用作动词时,克隆是指运用DNA重组技术将某一特定基因或DNA序列,插入一个载体分子,然后将这个重组分子转入宿主细胞中复制增殖,使被插入的基因或DNA分子形成众多的拷贝。克隆也指分离出单个分子或单个细胞的操作过程。例如,克隆基因是指从基因组或DNA大片段中分离出某个基因或某种DNA序列;克隆细胞则是从许多类型的细胞群体中分离出某种特定类型的细胞。用作动名词(cloning)时,指分离出某一特定的基因、DNA分子或细胞后,用一些实验方法使在数量上增多以形成由许多份拷贝构成的一个群体,有时将这一过程称为克隆化。模式生物 model organism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十分注重模式生物的研究,这是由于要认识人体基因的功能,无法直接用人体作为实验对象。但是,生物是从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所以对生命活动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在进化上是保守的,也就是说,这些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在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中是相似的。因此,可以用比较容易研究的生物作为模型来研究其基因的结构和生物学功能,由此获得的信息可以使用于其他比较难以研究的生物,特别是推测相似的人体基因的功能。例如,果蝇、小鼠甚至酵母等基因组都有与癌症发生相关的癌基因和抗癌基因,与细胞死亡、衰老有关的基因,以及与引起人类某些遗传病的相关基因。染色体 chromosome指经染料染色后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到的一种细胞器。在细菌中,染色体是一个裸露的环状双链DNA分子。在真核生物中,当细胞进行分裂期间染色体呈棒状结构。染色体的数目是随物种而异,但对每一物种而言,染色体的数目是固定的。比如人的染色体在二倍体细胞里是46条,在生殖细胞里则是23条。染色体是由线性双链DNA分子同蛋白质形成的复合物,真核生物的核基因就分藏在每条染色体中,所以,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也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一个细胞里的全部染色体也就包含了这个生物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序列 sequenceDNA分子是由4种核苷酸(A,T,G,C)排列组成,DNA序列就是组成某一DNA分子的核苷酸的排列次序。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由20种氨基酸线性排列构成。蛋白质序列就是构成某种蛋白质如氨基酸线性排列次序。因此,测序(sequencing)就是用实验方法,测定DNA分子中核苷酸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或者测定蛋白质分子中氨基酸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人基因组测序是指测定构成人基因组的约30亿个核苷酸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基因组中的DNA序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序列,即在基因组中这种核苷酸的排列次序只出现一次或只有一份拷贝;另一类是重复序列。指某种核苷酸排列次序在基因组出现的次数或其拷贝数少则几份,十几份,多的可达几万份甚至几十万份。构成基因的极大多数是单一序列。重复序列则基本上全是非编码序列,它们的生物学功能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遗传密码 genetic code这是支配信使RNA(mRNA)分子中4种核苷酸的线性序列,同由它编码的蛋白质中20种氨基酸的线性序列之间关系的法则。基因是DNA分子。DNA分子由4种核苷酸(A,T,G,C)排列组成。不同的基因所携带的不同的遗传信息,编码在不同的核苷酸序列中。遗传信息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才能实现其生物学功能。可是,DNA并不是直接把遗传信息传递给蛋白质,而是先转录成mRNA,然后以mRNA为中介来决定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序列。一个线性mRNA分子的核苷酸序列,决定一个线性的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序列。mRNA同DNA一样,也是由4种核苷酸组成,所不同的只是mRNA用U代替了T,即A,U,G,C4种核苷酸。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mRNA分子中的核苷酸以三个为一组,如AAA,AUA,AUG……构成了一个密码子;一个密码子决定一种氨基酸。mRNA的4种核苷酸组成的密码子可以有43=64种。64种密码子决定20种氨基酸。因此密码子是冗余的或简并的,即一种氨基酸可以有不止一个密码子。比如编码甘氨酸的密码子就有4个：GGU,GGC,GGA和GGG,编码精氨基酸的密码子则有6个：CGU,CGC,CGA,CGG,AGA和AGG。不同的基因有不同的核苷酸序列,决定不同的氨基酸序列,产生不同的蛋白质,行使不同的生物学功能,最后使生物体出现不同的性状。这种遗传密码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破译的。基因库 gene pool有性生殖生物的一个群体中,能进行生殖的个体所携带的全部基因,或全部遗传信息,或者是一个群体中所有个体的基因型的汇总。对二倍体生物而言,有N个个体的一个群体的基因库,由2N个单倍体基因组所组成。基因文库 gene library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DNA用限制性内切酶部分酶切后,将酶切片段克隆在载体DNA分子中,所有这些插入了基因组DNA片段的载体分子的集合体,将包含了这个生物体的整个基因组,也就是构成了这个生物体的基因文库。基因型分型 genotyping这是确定一条染色体上一些基因,DNA序列或遗传标记的连锁组合,实际上就是确定一条染色体上某个区段的单体型(haplotype)。现在有的译为基因分型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分型的不止有基因,而主要是遗传标记。共线性 synteny一个物种的基因组中相互连锁的基因,在另一物种的基因组中也是连锁关系,而且在两个物种的遗传图上的位置也是相似的。例如,人和小鼠之间就有一百多个共线区。在进化过程中一些基因始终保持着连锁关系,这意味着这种连锁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选择上的某种优势。这对研究基因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用的线索。种间同源基因 ortholog不同物种中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基因的一些同源基因。这些基因通常保持着相同的或相似的功能。种内同源基因 paralog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基因通过重复而生成许多个基因,这些基因逐步分化成为不同的基因,这些不同的基因称为种内同源基因。例如,在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祖先珠蛋白基因位置重复而后逐步分化成α珠蛋白基因、β珠蛋白基因和肌球蛋白基因等。混编 shufflingShuffling的原意是扑克牌的洗牌,54张牌在洗牌后可以有无数种的排列组合。在新基因的生成和基因进化研究中,借用shuffling这个词,提出了“外显子混编(exon shuffling)”和“结构域混编(domain shuffling)”等假说。即新的基因是由原来的基因打断后的断片混编而成的,或者是由编码蛋白质结构域的基因片段混编而成。这种基因片段可能就是外显子,因此称为外显子混编。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研究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表达出现了可遗传的变化的一门遗传学分支学科。表观遗传的现象很多,已知的有DNA甲基化,基因组印记(genomic imprinting)和RNA编辑(RNA editing)等。朊粒 prion蛋白质性质的感染颗粒的简称。(我注意到对这个译名有不同的意见,已提出的有“朊病毒”,“感染朊”或干脆音译为“普立昂”。朊病毒有点牵强附会,prion并不具有病毒的特征。感染朊是可以考虑的,但不如朊粒简明。)酶性核酸 ribozyme具有酶一样催化活性的核酸分子,有的译为“核酶”似不大贴切。* 赵寿元教授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第二届)。(注：“小词典”栏中的词目并不都是经审定过的规范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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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定于2003年第4季度发射第1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它将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使我国成为世界第3个发射自主研制开发载人航天器的国家。一、 我国载人航天为什么要从飞船起步载人航天是当今高技术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整体科技水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1992年1月,党中央批准研制载人飞船工程。自此,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1999年11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1艘飞船神舟1号,成为世界上第3个发射宇宙飞船的国家。此后,又分别把神舟2、3、4号送上九重天。那么,至今,人类已研制出宇宙飞船、航天飞机和太空站3种航天器,我国为什么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呢？在1992年开始研制载人飞船之前,我国“863”高技术航天领域的专家们曾为这个问题进行了几年的研究,对从研制飞船起步和越过载人飞船直接发展航天飞机的多种技术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比较和分析,甚至激烈的争论过。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决定从飞船起步,并起了一个有中国特色而且非常动听的名字——神舟号。同时,考虑到我国在运载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方面已拥有相当坚实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研制经验,以及有可能借鉴国外研制载人飞船的经验,所以,我国飞船的起点非常高,一开始就瞄准了当代最先进的第3代飞船——3舱式载人飞船。二、 先进的神舟号载人飞船神舟号飞船由轨道舱(也叫工作舱)、返回舱(又称座舱)、推进舱(或叫服务舱、设备舱、仪器舱)和1个过渡段组成。轨道舱位于返回舱前面,这是为了增加航天员的活动空间。它里面装有多种试验设备和实验仪器,可进行对地观测。其两侧装有可收放的大型太阳能电池翼、太阳敏感器和各种天线以及各种对接机构。返回舱位于飞船中部,是载人飞船发射和返回过程中航天员乘坐的舱段,也是飞船的控制中心,因而必不可少。它不仅和其他舱段一样要承受起飞、上升和轨道运行段的各种应力和飞行环境,而且还要经受返回时再入大气层阶段的减速过载和气动加热。舱内设置了可供3名航天员斜躺的座椅,座椅前下方设有仪表盘和控制手柄、光学瞄准镜,还装有照明灯和通信设备等必需的设备。其为密闭结构,前端有舱门,供航天员进出轨道舱使用。推进舱紧接在返回舱后面,通常安装推进系统、电源、气瓶和水箱等设备,起保障和服务作用,即为飞船提供动力,进行姿态控制、变轨和制动,并为航天员提供氧气和水。推进舱的两侧还装有20多平方米的主太阳能电池翼。过渡段在飞船顶部,用于与其他航天器对接或空间探测。飞船顶部还有1个高8米的逃逸救生塔,它装有10台发动机。在发射飞船的火箭起飞前900秒到起飞后160秒期间(0～110千米),如发生故障,它能拽着返回舱和轨道舱与火箭分离,并落到安全地带,使船上的航天员转危为安。神舟号飞船返回时,返回舱落到地面,推进舱被抛弃,而轨道舱则留轨工作半年。这是我国飞船与众不同之处。国外的做法是：航天员返回后,飞船的轨道舱就废弃在轨道上了。我国的神舟号飞船却具有“留轨利用”的功能。留在轨道上的轨道舱由太阳能电池翼继续供电,舱内的仪器设备能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像卫星一样自主地工作半年左右,因此能充分发挥飞船的“余热”。三、 载人航天的7大系统进行载人航天仅有载人飞船是远远不够的。载人飞船的发射、运行和返回,离不开运载火箭、航天员选拔与训练、载人航天发射场、航天测控网和返回着陆场等系统的支持与保障。所以,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是由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7个系统组成。运载火箭的可靠性是影响航天员安全最主要的因素。载人航天用的运载火箭除了要有足够大的推力外,还必须保证高可靠性。发射我国神舟号飞船的长征-2F火箭能把飞船送入200～450千米高的轨道。其上增加了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火箭飞行的可靠性达97%,航天员的安全性达99.7%。航天员系统具有较大的特殊性,这是一个以航天员为中心的医学和工程相结合的复杂系统,涉及到航天生命科学和航天医学工程等许多重要领域。航天员系统一般包括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航天员的医学监督与保障、航天环境医学、航天工效学、航天员个人装备、航天员的营养与食品、航天员选训中心等。应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载人飞船的空间实验支持能力,开展对地观测、环境监测,进行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空间天文学和流体科学等实验。载人飞船的发射场在选址时,除应具有发射其他航天器的条件之外,还必须更多考虑人的安全问题,如雷电天气较少,有较好的空中和地面电磁环境;火箭的发射方向上近百千米范围内最好没有高山密林和较集中的居民点等。当航天员乘坐飞船在太空飞行时,还需要强大的地面支持,靠测控通信系统保持天地之间的经常性联系。我国的载人航天测控网包括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陆地测控站、海上测控船以及连接它们的通信网,其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西安测控中心、各地的测控台站和测控船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指挥调度下,可保证神舟号在上升段的测控通信覆盖率达到100%,并能完成在轨运行和返回阶段的重点弧段的测控通信。载人飞行必需建设可供返回用的着陆场。由于飞船使用降落伞回收,所以着陆场的要求不像机场那样高。其主要任务是完成飞船着陆前后的测量通信、飞船着陆后的搜索回收、营救航天员和对舱内的有效载荷进行处置。着陆场要有足够大的面积以适应较大落点偏差的情况。我国根据国情和飞船运行轨道特点,在内蒙古草原上建造了主着陆场,并备有酒泉副着陆场,还设立了若干陆上应急救生区和海上应急救生区,以防备出现各种特殊情况,保证飞船安全着陆和顺利回收。四、 4艘飞船步步高至今,中国已成功发射了4艘神舟号试验飞船。神舟1号首次采用了“三垂”新模式,即在厂房完成对飞船、火箭联合体进行的垂直总装和测试,然后将其整体垂直运至发射场,最后进行垂直测试与发射。中国在原有的航天测控网基础上新建的符合国际标准体制的陆海基航天测控网,也在这次发射试验中首次投入使用。与神舟1号试验飞船相比,神舟2号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了新的提高,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神舟2号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空间天文和空间物理及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和空间材料等领域的实验。神舟3号的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状态完全一致,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飞船上装有能模拟人体代谢和人生理信号等的“模拟人”,它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这也是我国一个创新。神舟3号还增加了逃逸与应急救生功能。在飞船的待发和上升段,一旦出现危及航天员生命的情况,可以由地面或飞船发出指令,把装载航天员的舱体与火箭分离开来,让航天员得以逃生。神舟4号飞行试验是无人状态下考核最全面的一次。在充分继承前3艘无人飞船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这艘飞船增加了人工控制和在轨自主应急返回等多项功能。科技人员共设计了8种救生模式,以确保飞船发射后的不同阶段若出现意外都能保证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神舟4号飞船搭载了两个穿航天服的“模拟人”,旨在对船内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进行更全面考核,以便对获得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验证船内载人的安全性、可靠性,为中国今后真正实施载人飞行奠定基础。以“模拟人”这种无生命载荷取代动物,在飞船内模拟、检验飞船载人状态,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的首创。在飞行中,载人航天应用系统、航天员系统、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全面参加了试验,先后在太空进行了对地观测、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试验及空间天文和空间环境探测等研究项目;预备航天员在发射前也进入飞船进行了实际体验。飞船在轨飞行期间,船上各种仪器设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宝贵的飞行试验数据和科学资料。我国已经成功发射的4艘“神舟”飞船,基本上都是在相对较为寒冷的季节发射升空的。这种情况不是巧合,主要原因如下：航天发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飞船上天后,要由航天测控网对飞船实施测控管理和回收。这个测控网由多个国内测控站、国外测控站和我国的4艘远望号远洋航天测量船组成。在对飞船实施测控的过程中,远望1、2、3和4号远洋航天测量船同时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指定海域,除了远望1号外,其他3艘测量船的任务海域都在纬度相对较高的南半球。那里的海况在南半球的春夏季节要好一些,秋冬季节则极为恶劣,尤其是在冬季,不要说在海上执行航天测控任务,就是正常航行都难保安全。为此,“神舟”飞船的发射要尽量避免安排在南半球的冬季。五、 新船更上一层楼中国已经基本建成高安全、高可靠载人航天研制试验体系,神舟5号飞船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飞船已完成总装总测阶段,搭载的科研设备都通过验收,现正整装待发。中国的载人航天梦想即将实现。据悉,神舟5号拟在白天发射。以往神舟号飞船的发射时间一般在凌晨和子夜,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便于飞船发射升空时,地面的光学跟踪测量仪易于捕捉到目标。而神舟5号将在白天发射主要是考虑到白天温度将有利于发射人员工作,也易于在意外情况发生时,充分保障航天员的人身安全。神舟5号与神舟4号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神舟5号的头部是圆柱体,而神舟4号的头部是半球体;神舟5号舱内比较空,为的是尽可能给航天员留出空间,神舟4号里面则装满了实验仪器和物品。实现载人飞行,确保航天员安全是关键。针对航天员的安全问题,神舟5号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说,中国有信心保证航天员的安全。他说：“我们在设计飞船时有一个原则,就是飞船的每一个系统要做到‘一次故障,正常飞行;二次故障,安全返回’。换句话说,当一个系统第一次出现故障时,要做到飞船能正常运行,出现第二次故障时,能保证航天员安全返回。”神舟5号飞船认真汲取前4艘飞船的研制经验,在诸多关键技术方面又进了一步,安全性、可靠性万无一失。比如,轨道舱和返回舱连接处需要多个螺栓来加固,但当两个舱在太空分离时,螺栓需要立即“松绑”,也就是“连要连得可靠,断要断得干脆”。这就是舱段之间的连锁技术。通过前几次上天测试,这项技术将在神舟5号得到升华。此外,像飞船如何进行空中姿态调整,穿过稠密大气层时如何不被烧蚀,如何利用空气作用安全着陆等技术环节,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都一一得到完善。六、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步走”战略中国载人航天将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在成功发射4艘无人试验飞船的基础上,即将实现载人飞船的历史性突破,然而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除继续用载人飞船进行对地观测和空间试验外,重点要完成出舱活动、太空交会对接试验和发射长期自主飞行、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尽早建成中国完整配套的空间工程大系统,解决中国一定规模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是建造更大的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将突破以飞船交会对接、空间实验室、卫星组网和月球探测等为代表的一批航天关键技术。这批关键技术的突破,不仅为实现载人航天,还将为中国今后进行深空探测、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做准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