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恶还是扶弱:7～10岁儿童第三方惩罚的动机

作为维持社会公平规范的利他性行为,第三方惩罚在儿童的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但其背后的动机究竟是惩罚违规者还是帮扶受害者,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本研究借鉴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范式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N=109)探查了7～10岁儿童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行为的动机及其年龄发展特征,实验二(N=122)进一步明晰在不利不公平情境下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的表现.结果发现,多数7～10岁儿童在面对不公平分配时都愿意付出代价,做出维护公平公正的第三方惩罚行为,且背后动机多指向帮助性的扶弱动机.此外, 7～9岁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的发展轨迹受不公平类型的影响表现出两种模式,而9岁后发展轨迹趋于一致,即惩恶动机逐渐显现增多,与扶弱动机并存.     

学龄前儿童利他行为的发展:从共情关怀到维护公平规范驱动

选取240名3～6岁儿童,通过2个实验考察共情关怀对学龄前儿童利他行为的影响.实验一采用独裁者博弈任务,当儿童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时,指向响应者的共情关怀如何影响儿童的利他分配行为?实验二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儿童作为响应者,当共情关怀指向的对象做出了不公平分配,儿童是否会进行利他惩罚以维护公平规范?结果发现,共情关怀能促进学龄前儿童的利他分配行为,但对于利他惩罚的影响表现出年龄差异.具体来说,无论在控制条件还是共情关怀条件,相比于更大年龄的儿童, 3～4岁小班儿童较少做出利他惩罚,表明3～4岁儿童的行为仍以自利倾向为主导,较少遵守和维护公平规范原则; 4～5岁中班儿童的利他行为以共情关怀为主导,当不公平的违规者同时也是共情关怀指向的对象时,他们更有可能出于对不公平违规者的同情,而不进行惩罚; 5～6岁大班儿童的利他行为以公平规范为主导,利他惩罚行为不受共情关怀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学龄前儿童的利他行为经历了从共情关怀驱动到维护公平规范驱动的转变,并且4～5岁可能是这种转变的过渡阶段.     

道德判断影响大脑对公平行为的早期评价

近年研究发现,社会距离、社会排斥、社会评价等社会因素与公平行为共同调节了早期结果评价过程,但目前研究尚未探讨社会因素中道德判断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本研究在道德句子启动下与最后通牒范式结合并记录脑电数据,探究道德判断(3水平:杀人犯、献血者、普通人)与提议公平性(2水平:公平、不公平)对响应者的决策行为影响.行为结果发现,献血者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杀人犯,杀人犯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显著低于献血者与普通人.脑电结果发现,道德判断和提议公平性共同调节了个体的FRN(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波幅,仅发现献血者条件下不公平提议比公平提议诱发更负的FRN波幅.在P300成分上发现公平比不公平提议诱发了更大的波幅,且不受道德判断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判断与公平准则冲突时,个体更依赖于道德判断进行决策.个体对高道德水平者存在更高的公平期待,对其不公平行为诱发了更强的负性情绪. FRN反映了违反社会准则的不公平行为,这一结果早期评价过程也受到了道德判断等社会因素的调节作用,但P300反映的晚期评价过程则不受道德判断的影响.     

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集体自豪是个体由于本群体的成就或与外群体相比具有一定优越性而体验到的自豪感,其核心是对本群体的认同.例如,当我们都属于一个大群体"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身份就成为了我们群体的身份象征.在我们不断加强的国家自豪感的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中国人本身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是更加"亲近"还是更加"排斥"?本研究招募成年中国公民为参与者,采用被试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为自豪、积极和中性启动组.实验1选用情绪图片作为启动材料,采用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测量个体的公平偏好;实验2选用文本作为启动材料,采用信任博弈游戏实验范式测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改变分配或投资对象为内群体(中国人)和外群体(外国人),并按照《道德基础量表》中的忠诚分量表得分高低,将被试分为高忠诚组和低忠诚组,检验国家自豪对内外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和忠诚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忠诚组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群体偏好.国家自豪启动能减弱内群体偏好,并会增加高忠诚个体的公平偏好和人际信任.未来的研究可区分不同来源的国家自豪,明确国家自豪的测量方式,探究其他可能影响国家自豪对亲社会行为效应的人格变量,并进一步研究国家自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心理机制.     

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转换:认知灵活性的促进作用

认知灵活性缺陷与情绪失调被普遍认为是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典型特征.尽管认知灵活性被认为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认知灵活性对情绪调节不同方面的贡献如何及其影响机制迄今尚不清楚.因此,本文将结合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系统阐述认知灵活性对情绪调节的促进作用,并从情绪调节倾向性、有效性、灵活性及适应性4个方面重点分析其影响机制.具体而言:(1)认知灵活性能促进个体倾向使用对身心健康发挥保护性作用的情绪调节策略;(2)认知灵活性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降低情绪反应强度来促进个体的情绪调节有效性;(3)认知灵活性通过促进个体对变化的情境做出快速反应为情绪调节灵活性提供必要条件;(4)认知灵活性还能通过降低多目标权衡中的认知负荷来提升个体的情绪调节适应性.总之,认知灵活性通过促进个体对保护性策略的使用,有效降低情绪反应以及对变化的情境和目标做出快速权衡来对情绪调节发挥作用.明确认知灵活性对情绪调节不同方面的促进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情绪失调疾病存在认知缺陷的内在机制,并从认知灵活性的角度为改进抑郁、焦虑等疾病的治疗方法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社会价值取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来自行为和神经影像学的证据

社会价值取向是相互依存情境下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分配结果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偏好,它影响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常用三优势量表和滑块测验测量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将其分为亲社会型和亲自我型.以往研究发现,社会价值取向的表达具有自发性和稳定性,且亲社会型个体相比亲自我型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合作和公平决策等亲社会行为.通过分析,总结了社会价值取向通过以下4个方面影响亲社会行为:内部动机的不同;对他人行为的预期;社会责任感的差异;两类个体在社会学习方面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社会价值取向与共情及与其他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神经生化机制.     

边用电脑边刷手机的人,记忆力比较差

日前,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指出我们可能都是多媒体时代的受害者——同时使用多种形式的数字媒体,可能对青壮年的记忆力带来负面影响. 长久以来,科学家们就想搞清楚记忆和遗忘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会健忘?有些人的记忆力为何就那么好?数字媒体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记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招募了80名年龄在18-26岁(平均21.7岁)的志愿者,评估他们的记忆能力.研究人员通过测量志愿者的脑电波活动和瞳孔直径变化,评估他们的注意力是否分散.结果发现,越是经常同时处理多个多媒体的人,测试中表现出的记忆力也越差.而其他指标看似和记忆力的衰退没有显著关联.     

抑郁症相关的认知与情绪系统脑网络异常

对周围的情境有正常的认知及产生相应的情绪对于人类社会交往有重要意义.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个体却对情境有着减弱的认知加工及过强的情绪加工,这反映了大脑中认知及情绪网络功能上存在异常.以脑功能磁共振成像为研究手段,近年来对抑郁症脑机制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在认知、情绪以及二者交互作用3个方面集中显示了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改变.其中,情绪网络异常主要体现在杏仁核和脑岛,并涉及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型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认知网络异常主要体现在执行控制和默认网络;而抑郁症对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杏仁核和背外侧前额叶.了解归纳与抑郁症相关的认知和情绪脑网络异常能够为将来进一步揭示抑郁症发生的神经机制奠定基础,同时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线索.     

情绪调节研究方法的蜕变:从有意情绪调节到自动化情绪调节

寻找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对人们理解情绪调节的机制以及治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传统的有意情绪调节具有消耗认知资源的缺陷,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较少地乃至不消耗认知资源即可降低情绪负面反应的情绪调节——自动化情绪调节.自动化情绪调节良好的调节效果已被研究者证实,但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研究方法与调节方式尚未得到系统阐述.本文系统阐述了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研究方法,并将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按照实验任务类型进行了分类,发现该领域研究范式可划分为3种任务类型,即句子整理任务、词语配对任务和执行意图范式,并由此重点对比了自动化情绪调节在3种任务类型下的操纵方式、行为及生理反应.结果发现,相比于前两种无意识启动的任务,执行意图范式可以帮助个体在不消耗认知资源条件下进行有意识情绪调节.更为重要的是,3种任务对自动化情绪调节的操纵有着相同的内在机制,即情绪调节目标的启动.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将自动化情绪调节与心理学疗法相结合的设想,这可能为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锄强还是扶弱:急性应激如何影响第三方决策

当面临违反规则或社会不公行为时,人们有很大的牺牲自我利益以恢复社会正义的趋势,其中第三方惩罚与第三方助人行为已被重点关注.许多重要的社会决策往往是在应激条件下做出的,应激如何影响个体对于同一情景中这两种利他选择以及维持自私之间的权衡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研究使用第三方干预范式,从行为任务以及情景任务两方面来考察急性应激后被试对惩罚、助人、自私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相比中等不公平,极端不公平条件下惩罚以及助人的力度都会增加;另外,在中等不公平条件下,应激会增加第三方惩罚的趋势以及惩罚力度.同时应激也会降低第三方助人的趋势,但是在极端不公平条件下,应激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在情景任务中,虽然在选择上两组无显著差异,但是应激组会认为车祸情景情节更为严重.本研究为急性应激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证据与解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减压，你会吗？

在现代社会,压力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人对发生在其周围或发生在其身上的事物的一种反应。从压力对个体行为的意义上分析,一些适度的压力可以给人以振奋,促进人们集中注意力、提升工作动机、引发正向情绪、增加成功后的成就感等,     

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情绪加工的影响

音乐是人类情绪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音乐对情绪的影响既可能源于生物体的适应机制,也可能源于音乐文化经验知识作用下的认知建构,研究重点在于讨论不同条件下音乐文化经验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权重.本文分别从音乐情绪感知、音乐情绪体验和音乐偏好3个层面梳理了已有研究对音乐文化经验效应机制的理论解释,并列举和评述了相关实验例证.已有研究认为,在音乐情绪感知层面,音乐文化经验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音乐作品用于表达情绪的音乐线索特征;在音乐情绪体验层面,音乐文化经验的影响效应主要取决于激活的情绪诱发机制;在音乐偏好层面,音乐文化经验是音乐偏好产生的基础.未来研究需要在界定音乐文化经验,选取音乐线索和测评情绪效应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推进,才能更好地揭示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情绪情感交流中的本质作用.     

谨防网上诈骗

因特网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过犯罪分子也不失时机地把黑手伸向这个领域。他们利用因特同骗取钱财、非法窃取信息,而受害者常常是一些对因特网的工作方式不太了解的人。最近西方七国以及俄罗斯达成协议,决定采取几项重要的步骤,通过受过训练的电脑专家和司法人员携手共同打击电脑犯罪。专家为此特别提出一些忠告,希望网友切记。     

道德认知、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有关道德认知、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尤其是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异同及其在个体发展进程中的发展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39个效应值9960名被试(道德认知)和29个效应值6946名被试(道德情绪)的元分析,发现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均与亲社会行为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但年龄组的调节作用均未达显著水平.进一步比较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仅在青少年阶段发现,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结果确认了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提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中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作用的差异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体的道德发展.     

基于心理生理学视角的共情研究:方法与特点

共情使个体能够理解并分享他人的感受,对人际交往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基于量表、行为范式、生理信号等多个层面的共情研究方法有了长足进展,为研究不同维度的共情(如情绪共情、认知共情)的机制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然而,由于"共情"缺乏统一定义,研究者根据各自理解开发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这阻碍了对现有共情研究结果的比较和整合.本文基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对量表、行为范式、生理信号3个层面的常用共情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总结.首先,本文围绕共情概念、测量维度等方面简要介绍若干影响力较大的共情量表,如情绪倾向量表、霍根共情量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等.其次,本文总结并比较针对不同共情维度的常用实验材料及行为范式的特点.再次,本文系统介绍如何在共情研究中利用面部肌电、脑电、脑磁和磁共振成像等方法提取共情相关的生理信号并分析其特点.最后,本文综合对比不同层面共情研究方法的特点,并建议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谨慎选择研究方法.此外,针对当前共情研究存在的可比性问题和生态效度问题,建议对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和整合时特别注意共情概念是否一致;未来研究需开发更具生态效度的行为范式,重点探究共情的动态加工过程.     

成为最爱自己的人

总是遇上倒霉事?"低自尊"或是源头 小萌的情况并非个例,在我们身边也会有一类人总是身处是非之中,他们疲于应付各类人际关系,却不被身边人珍视爱护,但他们似乎又并不想从中脱身,反而一次次原谅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这看似难以理解,其实可能是"低自尊"的表现.     

共情与反共情的整合机制

反共情一般指对他人的不幸感到快乐,而对他人的正性情绪产生负性体验,是一种个体与观察对象情绪效价相反的情绪反应.相比探讨共情研究,对反共情的现象、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和理论建构等相对较少.本文从情绪的效价维度出发,提出了基于观察者和他人情绪效价理解共情与反共情的整合理论框架,简要总结了对二者认知加工及其脑电指标与脑网络激活的研究.基于整合机制的框架,预期正负效价相关的脑电成分与脑网络激活在共情和反共情情境下发生反转.今后研究需要深入探析二者间的认知反转调节机制,并扩展对正性情绪的共情研究.     

Social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ame Analysis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在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公司治理结构中各利益相关方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往往不一致:企业股东要确保企业在管理者的治理下达到其价值的最大化,而管理者在治理企业时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二者之间的冲突需要引入一整套制度性的安排来解决权利的监督与制衡问题.引入第三方利益来权衡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他们之间的冲突.文章将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方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博弈分析.     

量子密钥传输系统的主动相位补偿

量子密钥分配系统的稳定性是影响其实用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光纤自身固有的双折射效应外, 环境造成的相位漂移也会严重影响密钥传输系统的性能. Faraday-Michelson (F-M)量子密钥分配系统可以自适应地补偿光纤双折射造成的影响,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相位漂移仍然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较大影响. 本文详细分析了在实际中造成F-M系统相位漂移的主要原因, 并提出了一种高效的主动相位搜索和补偿方案. 应用这一方案, Faraday-Michelson系统在脱离光学平台的实际条件下进行了长时间稳定的量子密钥分配. 实验的传输距离大于37 km, 系统平均误码率1.59%, 误码波动标准差0.46%. 结果表明这一主动相位补偿技术在不增加额外器件的条件下, 可用于以双不等臂Mach-Zehnder(AMZ)干涉仪为基础的实际量子密钥分配系统.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重构及特征

实验方法使得心理学思想成为了心理学学科,并以此建构起了西化的科学心理学体系.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科的研究方式,使得心理学面临又一次的变革.大数据方法的特性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识论特征不谋而合,这给予了中国心理学摆脱西化影响,并重构中国化心理学学科体系以机遇.我们认为,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可以遵循天、地、人相互关联的构建原则.从研究文化与精神的心理表征,到社会生活情境的制约影响,再到个体的知、行、情、理、德的身心体验.真正达到孔德所描述的人类最后科学的境界,即"具有社会特性的生物个体在文化情境中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提倡的中国的心理学.而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之下,以大数据为根本研究范式的中国心理学将会超越传统心理学中样本—总体、个体—规律、情境—实验、数据—行为的二维争辩特性,创建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