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格局与士人出处

科举制度对明代社会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士子人生穷达的关键转折,科举制度为传统观念下"学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相对客观有限的实现保障,士行文风为之转移。但其中各种各样的流弊、有限的录取名额又将相当多的士子拒之门外,因各种原因被迫放弃科举的失意文士以传统思路中的"无道而隐"应对进取受挫的精神压力,因个人际遇而形成了一代以"隐"为主导色彩的士人风流。     

谈蒲松龄的科举情结

《聊斋志异》这部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中有20多篇作品涉及到了科举制度。作品中描绘了各具特色的“士子”形象,表达了作者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以蒲松龄为代表的士林阶层对科举入仕表现出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痴怨”情结。     

清代地方生员“入泮”述概

明清时代，读书士子顺利通过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童试，便可获得生员资格，拥有“秀才”这一科举的最低功名。“入泮”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们便异于普通百姓，或由出贡、入监肄业而得官，或继续参加更高级的乡试、会试，得中举人、进士而入仕。但是功名利禄最终只是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更多的士子则混迹在人海茫茫的科举大军中走完自己的人生。     

浣女、漂母之渺无其人——从清代宣统元年四川优拔考试请发宾兴说起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朝廷举行优拔考及举贡会考为士子宽筹出路。不料于考优拔之年,四川巴县及宜宾县竟发生了原科场经费是当尽归学堂还是于考选之年例应拨归士子之冲突。本文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其他资料,细考诸生所持之理据,观察士子于停科举后之心理取向。     

犹有尊足者存——读《庄》漫笔之九

申徒嘉的寓言以现实的叙述发抒一种哲理性和人生哀思：一是官本位对于士子独立人格的摧残，二是对于命运的偶然性的体认。此外，还展开了儒道两家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所谓“尊足者”之“足”，指形体，指被刖。高于足者，指精神，指一种对于人生灾难的超越。     

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元代的士子形象

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士子的形象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士子类型比较单一,大多描写士子贫困潦倒、身世飘零、入仕无望的悲苦和绝望。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士子形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主要与元代的科举制度有关。元代统治者对科举的冷落乃至废除直接影响了士子们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朝隐与山水：魏晋南北朝隐逸观的新转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成为思想的主流。士人对于“仕”与“隐”的态度也不再囿于传统儒家的以“仕”为理想、以“隐”为被动的选择和暂时的退路观念，而是在老庄无为逍遥思想的影响下“自觉”进行的主动追求。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老庄思想的流行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一种新的隐逸观——朝隐。朝隐巧妙地将仕与隐统一起来，以仕为隐，即仕即隐，它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与统治阶级斗争调和的结果，也是老庄思想流行后士大夫独特的处世哲学的体现。士大夫可以不再面对仕进与退隐的艰难抉择，庙堂与山林成为士大夫可以兼得的人生理想。在这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模式中，山水作为自然符号成为士大夫所追逐的对象，成为他们对精神自由的寄托。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游子情结

“游子”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命运,它植根于中国古代士子的文化本位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游子的人生必须经过“伤别”、“乡愁”、“闺怨”三大情感经历,并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游子情结”,融汇成一个诗歌母题,成就了许多动人诗篇。     

评孙奇逢“事已得凶仍使之趋吉”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独宗《十翼》”、特重“变通趋时”的 《易》 学思想， 不仅是唯物的、辩证的， 而且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其谓 “后天之 《易》 专为先天吉凶未露”的命题，就已准确地指明了这点； 尤其谓 “吉凶者以正而胜不论吉凶”的命题， 则给人生随时， 不惧刀山火海而堂堂正正做人， 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人生随时， 要前进， 就得“神理主中”，“因时而惕”， “悔吝在心”， 不仅要知“一念之善”而行之， 而且要知“一念之不善”而不复行之， 不断地“要尽人事以回造化”， 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前进。     

白居易在杭、苏时的“吏隐”心态及思想渊源

“吏隐”是中唐士人重要的生存方式，包括“兼吏隐”和“隐于吏中”两种具体的心态。白居易出刺杭州、苏州时持“吏隐”心态，他的思想随着环境变化不断由“兼吏隐”向“隐于吏中”倾斜。白居易“吏隐”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的“大隐”观的影响，也是中唐现实环境的产物。禅宗的世俗化，庶族地主的人生趣味，儒家济世情怀，中唐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等均是白居易“吏隐”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     

聊斋神话教育至上与士人自我实现的矛盾

蒲松龄在《聊斋》中说狐谈鬼,营造着属于自己更是落魄士子的世外桃源。他执著地期望,自己的才能品德能够在教育至上的环境里得到承认,出仕则匡济天下,造福一方,而非简单的“封妻荫子”;退则富足安荣。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腐败,加上蒲松龄的个体自恋情结,这难免使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对传统文化适应不良;而科举腐败则必然使像蒲松龄那样的知识分子跌入悲剧之中。     

掩不住的士子文人情结──《聊斋志异》话语倾向的文化心理探寻

《聊斋志异》叙述话语倾向所呈现出的书生士子欲望的激荡、情感的流动、心灵的孤寂、命运的多舛，载寓着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因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历久不去的深重情结。进而使我们得以窥见《聊斋》话语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     

一“哭”，二“闹”，三“上调”——兼论“二进”所揭示的主题

周进撞号板，最动人心魄处在于其“哭”，原因有三：受“老友”的奚落；受“举人”的凌辱；被炒鱿鱼后的功名无望。范进中举最精彩处在于一“闹”字，除了范进发疯自闹外，众乡邻闹；胡屠户闹；张乡绅闹。他们饱尝了科举蹭蹬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后，最终都仕途顺利，屡屡上“调”。他们辛酸而又富于戏剧性的人生遭际，是对毒害士子心灵的八股取士制度最有力的暴露和批判。作者借“二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寄寓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创作主题。     

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劝学浅语》刍议

福建学政沈源深在任职期间,曾经撰写《劝学浅语》,拟用以训导士子。该书主要包括做人准则、读书法则、作文应试方法等三部分内容,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该书反映了传统教育资源的近代转变,但其劝学特点迂缓,在近代社会隐而不显。     

“白马之祸”考析

发生于唐朝末年的“白马之祸”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晚唐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军阀出身的朱温及其对科举制度不满的幕僚们在黄河岸边的白马驿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多位进士出身的唐朝仕宦。他们的这一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发泄对唐朝科举制度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企图通过此举扭转唐末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通过“白马之祸”的考析，澄清了历史事实，有助于对晚唐社会状况的了解。     

略论宋代科举制度的新变化

宋代，科举制度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包括殿试制度的确立与三级考试制度的形成，废除公荐制度与实行糊名、誊录法，在考试内容上以经义取代诗赋，“特奏名”的实行与录取名额的增加，等等。科举制度趋向完善而严密。但是，也因此产生大量的冗官和臃肿的机构，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加重。     

大胆引导学生走出对科举制度认识的误区——有感于中学课文《范进中举》《孔乙己》中关于“科举制度”的讲授

中学课文《范进中举》、《孔乙己》中，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早已是人们熟悉的文学形象，谈到范进、孔乙己便自然想到封建科举制度对人们思想的毒害，不少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不厌其烦地不断重复讲述着科举制度毒害人们思想这一似乎不变的“真理”。于是，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百年来，在学生乃至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便成了封建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并对人们思想造成深刻毒害”的一项代名词并加以批判，长期以来科举制也正是做为一种批判对象而在课堂上被加以介绍。     

孤独的人生摆渡者--浅析李清照词作中的"舟""瘦"

本文对李清照作品中的“舟”“瘦”两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分析了作品中那托举起少女快乐的小舟，那见证了少妇惆怅的兰舟，那承载着嫠妇哀伤的轻舟，小小的一条船，载着李清照的一生。同时，文章中分析了李清照因何憔悴因何瘦？即：因强而瘦，因才而瘦，因爱而瘦。从而，笔者得出结论：“舟”是李清照人生历程的体现，“瘦”是她无奈情怀的外化，李清照其实是一位孤独的人生摆渡者。     

现实缺憾的虚幻补偿和风流自赏的士子情怀——从主人公不同身份看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

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是此时婚恋小说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类别。如果将此时人神恋作品按照主人公是否为士子进行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表达的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相反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则着重表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特殊心态。具体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和小说主人公身份的同一，使该类作品对士子风流自赏的心态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落花飘零各有命——《莺莺传》、《霍小玉传》之我见

文章以《莺莺传》、《霍小玉传》为切入口,认为寒门士子因追逐仕途经济之成功,不惜始乱终弃。而崔莺莺因出身甲姓,与出身卑微的霍小玉虽然处在同一时代,同为弃妇却命运殊途。作文者也因创作宗旨异趣而让后人评价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