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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二组共21位同志,包括从事化学、生物科学、农学、林学、医学、心理学、土壤、水产等工作的同志。下面我代表小组汇报一下讨论的情况。我们第二组的同志一致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很及时,很重要,因为名词审定工作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关系到今后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大家都很高兴,表示要为这一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讨论中大家发言都很踊跃,特别是对于组织条例草案和工作规划中健全组织机构部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一、关于总则,组织条例草案中说,委员会是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所以,开始讨论时,有少数同志对于“权威性机构”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是否不要提权威性了,因为开幕式时严老说过,学术名词最好是约定俗成,所以不要强求统一。但是大多数同志仍然认为权威性机构的提法应当保留,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名词术语不统一,科学工作就无法进行。关于强求统一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也认为,对于大家有争议的名词,可以进行充分讨论和酝酿,必要时先保留两种命名,或有倾向性地推荐某一个,实践一个时期再进行审定统一。二、因为我们组中有一位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同志,他提出少数民族问题,希望加进组织条例中去,少数民族语言的科学名词术语应该怎么办？应在总则中有所表示(我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有文字的有10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委员会,这个问题应予考虑。三、组织条例草案中关于组织机构有一项规定,65岁以上的委员在两年后都转为顾问,对于这一条,大家意见比较大,认为科学机构不象行政机构,到60岁或65岁就一刀切,都退下来,年纪大的科学家只要身体允许,还应该继续工作,老科学家有丰富经验,退居二线后做这个工作可能时间还多一些,所以希望不要刚开始两年就换一批人,也不利于工作的继续。因此建议将这条删去,增加关于陆续吸收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委员会工作,使这项工作后继有人的条款。这很重要。四、草案关于组织形式条款中规定,中国科协下属各学会应成立本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现在中国科协已经有100多个学会了,如果成立100多个分委员会,委员会也不好领导,所以分委员会数目应该少一些,有些相近学科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分委员会,这样便于委员会领导,另外,对许多在各学科有重复交叉的术语的审定,也可以在一个分委员会中得到协调。例如在我们小组中,可以将化学、化工组成一个分委员会,生物科学、医学、农学、林学、心理学分别组成一个。土壤、生化就可以分别归入农学和生物科学分委员会中(也有将土壤、生化单独成立分委员会的意见),总之,可以采取这种方法组建分委员会,比较有利于工作,这个意见请领导上考虑。五、现在我们组的各个学科有的已经成立了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如化学。其它学科也都已经出版了本学科的名词汇编或辞典,加上这几年全国范围内都在组织大百科全书的撰写,所以名词术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统一,这是很好的基础,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修订、增补,这些工作是大量的、经常性的,是十分艰巨细致的工作。这就需要发动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来参加,在分委员会领导下,在各学会学报编辑部,各专业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进行这一经常性的工作。我们小组一致认为根据任务大小,每一分委员会最好有一至二名专职干部担任秘书,这样工作才容易落实,否则,工作就会落空。我们第二组的意见大致就是这样,谢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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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二组共21位同志,包括从事化学、生物科学、农学、林学、医学、心理学、土壤、水产等工作的同志。下面我代表小组汇报一下讨论的情况。我们第二组的同志一致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很及时,很重要,因为名词审定工作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关系到今后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大家都很高兴,表示要为这一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讨论中大家发言都很踊跃,特别是对于组织条例草案和工作规划中健全组织机构部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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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术语的理据类型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语言学术语的理据类型分为四大类、十四小类.第一类是把现有语言资源用作术语,比如日常词汇的术语化、日常词汇隐喻化之后成为术语、外来词汇被借用成为术语;第二类是利用现有语言资源进行部分创新,包括常规派生、比照派生、合成、缩略、逆生等;第三类是创造新的术语,如借用变量、数字以及仿造;第四类是非常规的术语创新,如借用人名来编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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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首先我代表第三组全体同志祝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我们组全体代表热烈拥护业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原则上讨论通过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同时对“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和“委员会1985年工作安排”表示满意。大家一致认为自然科学学术名词的审定工作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基础性工作,它将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文献编撰与检索、出版及科技信息的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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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拉格学派这个概念,既包括1926年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与这个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继承发展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学会(Linguistic Association)等语言学团体的语言学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学派的语言学活动十分广泛,对世界各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鲍林格(D.Bolinger)认为“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①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并认为每一个符号或符号范畴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但三大学派在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观点有差异。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两者不可分的现象,他们承认超语言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语言时,重视超语言因素的功能,并注意为社会服务。因此布拉格学派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功能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二)1945年前,在布拉格学派成员中外籍语言学家人数不少,特别是俄裔。因而在谈古典时期(1926年－1945年)的布拉格学派时,常把这一学派分成两翼：俄翼和捷翼。俄翼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ckoj)②和雅可布逊(R.Jakobson)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fono1ogy)方面;捷翼的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和哈弗拉奈克(B.Havránek)。马氏是该学派的创建者、第一任会长,主要成就是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④;哈氏是该学派的第二任会长,主要成就是标准语和语言文化⑤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理论是标谁语与语言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标准语和语言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对它进行概括。它的核心大致与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相当,因为它也强调“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同时消除一些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⑥此外,它还包括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有关术语的理论。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阐述的最早文献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⑦,它的第九节中有如下的内容：1.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民族共同语的交际作用,语言文化应该重视标准语所必备的一些特性,如稳定性、明确性和灵活性,因而：在语音领域就要有定型的发音规则,不要有多余的变体;在书写规则上,则要求正字法要简明易懂,一经公布,就不应再轻易更改;在构造新词时,则要求尽量避免采用不符合民族语构词习惯的构词法;在词法上,提倡使用语言体系中普遍使用的词形,不提倡细节上的特殊性;在词汇和句法上,既要注意语言表达上的个性,又要注意表达手段潜在的可能性。词汇和句法手段的合理性均应以有关语体的功能为依据。2.要重视精炼的口语,因为它不仅能培养语言使用者良好的语感,同时也能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手段。3.要对术语词汇和术语词典的编篡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没有稳定的语言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4.语言的纯洁性是十分重要的,重视标准语的特性和对标准语加以种种规范,以及重视精练的口语与术语词汇,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四)布拉格学派历来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交际任务,各民族语言都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成分,特别是外来术语,捷克语也不能例外。为了捍卫并宣传这一主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纯语主义”(Purismus)的论战。三十年代初,提倡纯语主义的捷克语言学家主要以《我们的语言》杂志为阵地,他们的口号是“语言必须保持其历史的纯洁性”,因此捷克语必须不断剔除其外来成分,特别是来自德语的词语。此外,他们还主张书面语应忌用一切在日常口语中不用的语词等等。对此,布拉格学派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以查理大学文学院为基地,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对纯语主义者的论点进行逐一驳斥。马泰休斯等人认为：人为地让语言保持所谓“历史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为了丰富捷克语的表达手段必须充分利用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捷语的一切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不管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是源出于日耳曼语,还是斯拉夫语,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民族自傲感不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更不是“种族主义”;想用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捷语古词语或含义不清的复合同组来替代已为人们所熟悉的“imperia1ismus”(帝国主义),“motor”(马达,摩托)“manifestace”(宣言)这样的外来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手段在行使功能的过程中,随着交际领域、交际条件、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手段的组合方式,即形成具有多种不同功能的语体,如口语语体,诗歌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等,要求用自由市场上叫卖商品的商贩的语言来为科学通报写论文,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在与纯语主义者论战中,布拉格学派在强调自己的功能语言观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本学派在术语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他们在《语言文化的普遍原则》⑧一文中提出了：1.术语不能与日常使用的语词有过多的联系,否则容易产生歧义,也容易沾上作为术语所不应有的感情色彩;2.从几个同义的称谓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优选派生能力强的词;3.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不能因其“理据错误”或“理据不足”而被轻易更换;4.不要多余地去干扰专业术语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语的术语与相应的外国术语保持概念上的协调一致。用人造语言(如世界语)统一科技术语的主张⑨不能苟同。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的元老们也指出了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单义性是术语的一项重要特性,科别茨基(L.Kopeckij)说：“专业语词分作术语(termin),自动化了的词和自动化了的词组”,“所谓术语,就是指在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例如：伏特、透平、设计、发票、订货等等。”⑩哈弗拉奈克说：“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11)(五〕五十年代初,布拉格语言学会被新成立的语言学组织所代替。新的组织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现代语言学家学会和功能语言学研究学会。鉴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原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布拉格语言学会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仍在起着它的影响,因此国际上常把这些新组织的成员们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上述这些组织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的。科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的,包含有捷克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是哈弗拉奈克院士。他把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词和文》(Slovo a slovesnost)改成了科学院的“研究语言理论和语言文化问题”的刊物。在这位“语言文化理论之父”(12)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语言学家投入了术语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即在术语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有：娄特尼(M.Roudn)博士,他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委员会(13)长期担任主任的职务,曾撰写术语学论文百余篇;索哈尔(K.Sochar)博士,他是《捷克专业术语手册》(布拉格,1955年)的作者;霍莱茨基(J.Horeck)博士,他是《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布拉迪斯拉伐,1956年)一书的作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术语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召开了全国规模的术语学科学讨论会(布拉格,1969年,1971年),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如：贝契卡(J.V.Beěka)教授的《捷语科技专业文献词汇结构,〔上〕〔下〕》(布拉格,1973、1974年);德罗兹德(L.Drozd)博士编辑的《布拉格农业经济及管理学院论文集·术语研究(5)(6)》(布拉格,1975、1976年)。1976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语言文化的紧迫问题”学术会议,是以语言文化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外,还有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有关专家。会议是由哈弗拉奈克院士主持的。他的开幕词很简短,但用一大段话强调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专业术语发展曾一度中断,因而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强调语言学家参加专业术语的创造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于专业词书的编纂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合作中,不仅表现于制订术语学原则与方法,以指导新术语的创造和移植工作,同时也表现在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术语的词义交叉、内涵变化和部分术语更新换代等现象的研究方面(14)。由于政府的倡导,专家的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语言学家走出书斋,深入各层次的术语委员会(15)和大众媒介机构,他们或任委员或任顾问,为编纂多语种的专业技术词典、制订国家术语标准和推广标准化的科技术语作出了贡献。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术语学理论的可靠依据。(六)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特别对术语特点的分析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为了解术语的特点正是正确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年轻一辈术语学家的近期论文(如：I.Masár发表在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机关刊物《词的文化》上的论文,B.Potolková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机关刊物《我们的语言》上的论文)以及博什托尔科娃、泰诺尔(Ant·Tejnor)和娄德尼三人合编的术语手册《关于捷语术语词汇》(布拉格,1983年)也都讨论过术语的特点问题,虽然在哪一项特点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16),但他们都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词汇(或称一般词汇),理想的术语应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外乎：1.透明性,即术语的构成成分应有一定的意义,使术语能给人一种“熟悉感”。这儿讲的是“熟悉感”,不是精确性。有人说“精确性”才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未免有些要求过高。术语只有通过精确的定义去反映概念,想通过术语本身的内部形式(几个字或几个字母)精确反映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汉语中“激光”一词,其内部形式告诉人们,这是“一种受激而产生的光”,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说它已精确地反映了“激光”的全部内涵,这也未必。意义上的透明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术语内部形式和超语言因素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使透明性发生变化。借用一般词语的明喻义或隐喻义构成的新术语的成分,大都能长期保持术语的透明性,如：“机翼”、“船尾”、“双体船”等。在汉语中一些“混合词”(音符加意符),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et)、法兰绒(flanel)中的类名“车”、“酒”、“舞”、“绒”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能给人“望文生义”,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凡具有一定透明性的术语,都具有一定的理据。但透明性与理据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术语(特别是新术语)大都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术语(如以科学家的姓作为通名的科技术语：伏特、法拉弟等)并非都是透明的。2.简明性。为新概念命名时,人们为了使新术语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概念,往往要用几个词来为一个概念命名。这种由长长一串词语组成的术语的出现,扩大了语言的繁化程度,其后果是增加了术语使用者的记忆负担。因此,人们又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新术语的音节数(词数、字数)。办法有几：1)减去不必要的“定性词”,如：Cs.transformátor stidavého proudu(交流发电机),其实“Stidavého proudu”(交流)两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变压器本来就是变换交流电压的;Cs.elektrickáindukni pec(电感应炉),这几“elektrická”(电)一词也是多余的,因为“感应”指的就是“电感应”;2)合词,把词组合成单词;3)节略,减去长音节词中某个(某些)不必要的音节,以去了之后不影响术语的透明性为度;4)把长词、长词组改成缩略语,它可以由原术语的主要构词成分(或所有成分)的首字母或首音节组成,也可以由首音节和首字母混合组成,如：D.D.T.(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enelaser(激光)←light of amplifier with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radar(雷达)←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nylon(尼龙)←New York a London地铁←一地下铁道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5)用简短的音译词替代冗长意译词(17),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损)综合症,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3.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这样的术语当然是最理想,但不能个个术语都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大量增加新词,有悖于语言经济原则。因而退而求其次,允许一个术语代表儿个概念,但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必须是单义的。术语的单义性是语言精确传递信息的一项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因为术语含义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严济慈(前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半世纪前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论公分公分公分》的文章,他用幽默的笔锋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的基本单位都规定为“公分”的做法。在一个专业领域内一名多义,必然引起混乱,试读：“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18)4.纯概念性。即要求术语只包含具有明确的语义范围的实体一逻辑意义,不要有附加意义(如象征意义等)和情感色彩。因此,在有选择可能时,要挑选色彩上中性的、不含说话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评价成分的词作术语,如：驱逐机(×歼敌机)气垫船(×腾空船、翱翔艇)、超短裙(×迷你裙)、肺结核(×肺痨、TB)、艾滋病(×爱滋病)。纯概念性与单义性一样,这一要求也是相对的。因为“词并非仅仅是交换思想的不带色彩的筹码。”(19)特别是来源于普通词汇的术语,要求它们连一星半点的附加意义或感情色彩都不带,这是难于实现的。拉丁语学名为Pica－pica的鸟,在斯拉夫语中它的称谓分别是：R.Uk.copoka,Cs.Sk straka,Bg.Cbpaka,Sh.svraka,Sn.srák(20),它们除了实体一逻辑意义之外,还含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意义(21);在汉语中这种鸟的称谓是“(喜)鹊”,含有象征意义：“传佳音、报喜庆者”。尽管这一种鸟在斯拉夫语和汉语中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仍不妨碍它的称谓在各自民族语中担任动物学术语的角色。这是因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受着词组的限制,在连贯性话语中受着上下文和语体的限制,科学语体对词有一定的净色彩作用。5.系统性。即要求术语的构成成分的形式应有助于识别有关概念在所在序列上的属性。因为科学上的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以相似为基础的属(上属)——种(下属)关系(genus－species system),同一抽象水平上的平列关系,以接触和本源为联系基础的本体关系(整体一局部关系等),以空间、时间或因果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非等级(非隶属关系)等等。这些,在生物学和化学领域内显得最为明显。如：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说,语词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系列的新概念的命名方式,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在语言学上,先有“Teмa”这个术语,后来又有了“Peмa”这一术语,北京外语学院的人喜欢把这一对术语译成“主题”、“述题”,上海外语学院则把它们译成“主位”“述位”,孤立来看,两种译法都可成立,但从术语系列性角度来评审,则“主位”、“述位”的译法更可取,因为它们可以与语言学上的其他一些术语构成系列,如：与“音位”(фонема)、“形位”(морфема)、“义位”(сенема)等。6.承载性,也就是构词上的能产性,即术语应该有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如：“显微镜”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本地术语“drobnohled”,另一个是从外语移植的国际词“mikroskop”。这两个词在内部形式上都有理据可寻,但“drobnohled”对捷克人来说“透明性”更好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常用词“drobny”(微小的)和“hledět”(观看)的词根组成的。尽管如此,但术语学家们认为作为术语,国际词“mikroskop”更为可取,因为它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加上动词词尾“－ovat”,即可构成“mikroskopovat”(用显微镜观察),而“drobnohled”则缺乏这种“承载性”。7.稳定性,即要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能不作变动的,最好不动。特别是一些已经进入通用词汇的术语,即使随着认识的深化,它们的内部形式所反映的理据错误日益明显,但也不宜轻易去更换这些词语。如法国化学家拉瓦西(A.Laroisier)把“氧”定名为“Oxygène”,来源于希腊语“oxys”(辛),因为他认为“氧”存在于一切酸中,而酸具有辛味。根据现在对氧与酸的认识,拉瓦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但也未必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去替代它。8.国际性,即要求术语应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上述八项特点,既是创造新术语时必须关注的条件,也是从一组等义语词中选择术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术语都能具备上述八项特点的,因此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辩证地处理好特点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创造、翻译、移植和推广新术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广大术语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术语除了个体特点外,还有建筑在个体特点基础上的术语体系的整体特点。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认为每一专业领域的术语词汇还应有下列的整体特点：民族代表性、历史纯洁性、规范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美学性等。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马泰乐斯的一句话作为发言的结束：“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外来理论面前不必躲躲闪闪。应该把它拿来,吃透它并对它进行改造。”(22)本文注释①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223－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②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布拉格学派音位学代表作《音系学原理》(Grundzugo der phonologie)一书的作者。③学生时代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二十年代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使团”成员去捷克斯洛伐克,后留居捷克,曾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39离捷去北欧,最后在美国定居。④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aktuálul ělenění větnè;按实际切分理论,每一话语可切分为表述出发点(即主位,theme)和表述核心(即述位,rheme),由于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知信息的,因此在连贯性话语中,各语句通常按“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这样的结构排列的。⑤其英、法、德、捷的名称为：Language(Speech)culture,cultiv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de la languo;Sprachkultur;jazykováKultura。⑥胡明扬教授有关“语言规范化”的论述,见北京语言学会论文集。⑦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发布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the－aee),在语言学史上称其为《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⑧载布拉格语言学会：《标准语与语言文化》(捷文版),第245－256页,布拉格,1932年。⑨这是奥地利学派维于斯特(E.Wuster,1898～1977年)的主张,最早见于《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化》(Internalo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柏林,1931年;〔第三版〕波恩,1970年)一书。⑩见科别茨基：“关于经济学语言的词汇层”一文,载1935年的《词和文》。(11)见1943年版《奥托百科词典》(捷文版)中的词条“terminologie”。(12)这是苏联、东欧语言学界对哈弗拉奈克院士的“尊称”,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9页,布拉格,1979年。(13)这个组织原来是ISO/TC37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归口单位,现已解散。(14)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10－11页,布拉格,1979年。(15)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术语委员会或属标准局领导,或属科学院系统的各学会领导。属标准局领导的有：矿业、可燃气体利用、冶炼、硅酸盐、制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农业机械、建筑机械、蒸汽涡轮、空中索道、材料检查、磁带录相、农业和林业、印刷工业等专业术语委员会。归科学院领导的有：法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鸟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学、体育学等学科术语委员会。(16)P.Hauser,J.Chloupek等人认为术语的首项特点应是单义性,而K.Sochar,J.Horeck等人则认为主要特点应是系统性。(17)在汉语中则喜欢用“混合词”,如“艾滋病”,在音译“Aids”后再加一个类名“病。(18)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附录。(19)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20)这儿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R639推荐标准《语种、国家及权威机构的符号》(Symbols for lang－uages,cuntries and authorities)中的语种符号：R.俄语,Uk.乌克兰语,cs.捷语,sk.斯洛伐克语,Bg.保语,s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n.斯洛文民亚语。(21)这种鸟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义是无可怀疑的,有下列例句为证：Krade jako straka,(Cs.他象喜鹊一样会偷。)Pozerájako straka(Sk.他象喜鹊一样目光贪婪。)Copoka－bopobka(R.偷儿喜鹊。)(22)见马泰休斯文集：《语言、文化和文字艺术》,第225页,布拉格,1982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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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术语》2000,2(3):38
程裕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学名词已公布了一批,今后还要继续搞下去,并且要大力发展在新词方面的规范化工作,及港、澳、台方面的统一工作。以往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可以总结许多共性的东西来。以后要重点抓这些共性问题,我们第四届委员会也应该很好地做这些工作。我们尤其要结合目前国家实际发展的需要,比如在结合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方面,要抓住重点,开展工作。褚善元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媒体、教材、标准是名词推广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要制订具体措施来做这件事。董琨 (社科院语言所)第四届委员会的设想与工作要点都提到了如何将名词委的工作扩展到社会科学,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学者已探讨过社科术语规范化的重要性问题,认为很有必要开展这项工作。语言所首当其冲,考虑名词工作应先从语言学做起。贺寿伦 (中国水产学会)交叉词的问题,有时跨度比较大,协调起来有困难。希望全国名词委加快网站的交流,便于我们联络、交流及加快工作。另外,还要强调就是加强名词统一工作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并且还要加强使用的监督作用,体现出我们的权威性。贾捷华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规范化的问题,涉及部门多。主管部门能否很好地进行一下专题研究,以提高工作效率。康景利 (理工大学)应在国家级教材的评审中加上“术语审查”一项,以加强规范名词的推广工作。雷震洲 (信息产业部)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新词产生速度快、数量多,审定工作速度也应加快。应尽快建立网站,在网上开展名词讨论和征询意见。李保国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新词在开始流行使用之后,再改起来很难,所以要在刚出现时就进行规范统一工作,比如报纸和期刊出现新词最快,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名词委应该建立自己的网站,利用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交流、讨论、推广工作,可以加快工作速度。在强调权威性的推广工作方面,应该加强使用中的管理环节。比如在大、中、小学教材中推广使用。李启斌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信息交流要建立一个快速机制,如：专家之间互留地址、电话、E-mail地址。与港、澳建立联系、开拓渠道。推广规范名词要采取积极渗透、无孔不入的办法,例如抓住书、刊、报的评奖机会,采取“不使用规范名词就不能评奖”的措施。李行健 (国家语委语文出版社)从规范化的角度来说,名词委应与语委配合好,以期最佳效益。推广工作应大力加强。审定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以达到社会、经济效益。建议新闻出版署应采取一些措施。一些与群众生活比较密切的术语应先定。一些语言现象值得研究,例如字母词的问题,音译还是意译,应当组织专家讨论确定。李志江 (社科院语言所)会议提出要重视对术语学研究,这很必要。要培养专门人才,使他们在术语学领域上有很好的基础。应把15年名词审定、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一下,如组织、程序问题,以提高效率。刘瑞玉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统一名词应该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的特点。普遍指大多数人要接受,稳定就是要少更改,二者要都做到,也许是不太容易。统一名词这是意义深远的事。做好这项工作是个百年大计的事。全国名词委这些年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工作,努力要让大家能接受统一名词,让其具有权威性,这种精神很好,但真要做到名词统一是很难的,例如,统一名词的推广工作有时发号施令是不行的,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做工作,也要探讨推广使用的方式方法。名词只要推敲得合适,就容易为人接受。马大猷 (中科院声学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名词统一的成绩,这是中国第一。周总理很早就要求严济慈先生做这项工作。名词工作长期有一个大误会,以为名词只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应制定、规范名词,外国的叫法只应作参考。我国名词目前有干扰,搞情报、翻译工作的同志有的只是根据字面翻译过来的,而不太懂科学。名词应该根据它的实质给出中文名称。沈国舫 (中国工程院、北京林业大学)林学名词1989年第一批名词公布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再补充新词,因为还需要积累。但是最近想要做一些补充工作。最近我参加世界银行会上的中国环境联合发展委员会工作,因为要设一个林草专业组,在工作中涉及名词问题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生态环境建设”一词,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大政策之一,而这个词英文没有,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英语,所以怎么翻译就不好办了。他们是用“生态恢复重建”一词,而我们国家计委已经将“生态环境建设”定出了规范,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建设”是重点。类似还有“退耕还林”等,我们与国外明显缺乏统一与沟通,为国际合作工作带来了不方便。所以,像上面这类事,是新的情况、新的进展,我们希望我们专业学科以及相关学科一块儿协商,今后把相关的名词定得好一些,及时一些,内容规范、科学一些。原来国务院关于规范使用名词的文件,要求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遵照执行,这个概念还是说的是名词工作在学术领域内来理解、要求。推广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用词随意性太大,而政府部门也是创造新词的发源地之一,我们希望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对政府部门的用词也要有约束力。要想办法和政府、两岸四地几方面协调,和其他学科协调。宋大祥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动物学第一批名词公布后,还未再进一步开展工作,所以我们还要将遗留的问题及增补新词工作开展下去。在方法上,不能轻易改动已用词,但该改的必须还得改。而新词增补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需要名词委经费支持。再有就是涉及交叉学科的协调,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应该进一步研究讨论。在统一名词的推广应用方面,目前重视不够。比如各高等院校,在教材、教学中就重视不够。应该作为教材、刊物的评审标准之一,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与渠道。田在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陆的科技名词与港、澳、台的科技名词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互相之间应经常交流,才能缩小差距。王景川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审查中,也遇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名词混乱问题。有一些名词的使用必须带有强制性。名词委的名称,在“三院”参与之后,应改为“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王永炎 (中国中医研究院)我们中医药学委员会是本届大会新加入的,我们这时候加入进来,我认为是抓住了机遇,很必要的。中医药正面对向全球推广,中药出口在中国加入WTO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将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学术规范、技术标准这类工作,是各个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这种工作应该由国家经费支持。中医药在理论及方法上有它独特的方面,如何开展中医药名词的规范统一工作,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国外,外国人根据他们的理解写的关于中医药的文章存在很多问题;而在国内,搞中医的人写的论文翻译成英文也不成样子,很不规范。关键就在于中医药名词不统一,翻译混乱,比如将“肝火旺”翻译成liver fire(肝着火),闹出笑话。这样下去,对中医药的推广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王之烈 (内蒙医学院)关于已公布名词(解剖学名词)加注定义,我们认为对常见的词可不加定义,否则反易混淆。比如拇指,就不用加了吧,谁都知道的,而对特殊的、易混乱的、学科交叉的,可以加注。王祖望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科的名词发展相当快。新词出现的量大,频率高,学科交叉程度也很高,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曾经想在很短的时间一鼓作气把名词统一起来,结果发现很困难,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干的速度赶不上发展的速度。根据目前现状,在与经济学科、社会学科交叉方面,我们感觉是最难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来了,我很同意她的观点,我们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必须很好地联合、协调起来。翁心植 (北京朝阳医院)现在审定工作速度太慢,在工作流程、时间上希望名词委制定一个条例,在时间上加以限制,比如初审、复审等的时间限制,必须几个月完成,这样加快速度。吴希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报纸、期刊现在用词混乱,这与我们宣传不够有关。宣传、推广、运用的力度应加大。如应有法律上的规定。吴钟灵 (新华社)国际文化、外贸、军事交流涉及到大量名称的问题,因此,名词委的协调工作很重要。我从事译名工作对此深有体会。名词委出的科学家名录应是最权威的。我主张出译名册,作为一种资料存下来。徐乾清 (水利部)名词的审定与推广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小学课本若严格使用规范名词,可以使名词得到很好的推广。研究部门同名词的联系较为紧密,而产业部门则不然,名词委应同后者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促进规范名词的推广应用。杨凯 (国家测绘局)科技的本质含义是具有民主性的,但规范的名词不应是百家争鸣之一的一种科技成果,是具有权威性的,应有一定的行政力度。建议名词委通过高层次渠道与台湾进行协调,最好与台湾有关方面认可的机构或个体群合作。对于新词,应采取动态的方法,应及时发布,不要让新词乱了再纠正。姚伟彬 (澳门大学校长)澳门用的名词来自大陆与台湾。统一是一个重要方向。主要办法是用Internet在澳、港建立一个名词工作网站或是在澳门有关报刊开辟专栏,介绍大陆名词用法,通过它们进行推广。张伟 (中科院计算所)任何名词术语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语义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而已公布的名词需要进行一些修订,这样的修订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张耀 (总装备部科技委)全国名词委冠以“全国”,就意味着名词工作应涉及军队和地方两个方面,有必要在国防系统中推广使用规范名词。全国名词委应尽可能地多掌握国内外动态,主动与出版词典的机构联系,介入其工作,起一定的输导作用,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金、积极性、推广力度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名词事业的发展。(本刊)* 注：按姓氏音序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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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叙述了维吾尔语术语的历史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维吾尔语术语标准化原则的讨论,说明了维吾尔语术语的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方法。维吾尔语言文字是维吾尔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她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现用维吾尔文的前身就是察哈台语,我们祖先当初与阿拉伯语接触之前一直用着古代维吾尔语,随着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文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了,也就自然地排除了古代维吾尔文,因而就形成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察哈台语(从14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1930年以后随着新疆排版事业的发展,察哈台语也就成为维吾尔语里不是独立音位的阿拉伯语专用的字母。经过多次讨论、调查研究制定出了维吾尔语的字母,而且也增加了维吾尔语不可缺少的,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元音(按照一个元音用一个音位表达的原则)字母,其顺序也重新确定了,并在1954年4月23日前新疆省政府21次委员会议上通过。但是由于历史缘故,从1954年到1982年用的是拉丁文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语新文字。现用的维吾尔文于1984年1月1日重新使用。我们正处在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事物、新概念和新技术不断涌现,用维吾尔语准确表达、命名和使用新术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如果我们不重视术语标准化工作,就不可能学习、推广和普及现代科学技术,更谈不上民族的进步。术语标准化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为一个民族和地区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主要表现在该民族语言术语标准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该地区、该民族在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程度。如果术语不统一、不规范,就会影响各种信息的记录、交流和传播,从而也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维吾尔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不是简单的筛选过程,而是在充分把握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按照现代科学技术的主流,从维吾尔语的实际出发,科学地辨别和挑选,认真处理新词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的关系,母学科与子学科的交叉关系等一系列过程。维吾尔语名词术语的审定原则早在20世纪50年代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成立时就已提出。1986年,少数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成立时,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术语标准化“从实际出发,按照维吾尔语言内部规律办事,着眼于群众”的总原则。实践证明,在继续坚持这项总原则的基础上还需要制定一些具体原则和细则。语言文字是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不从实际出发,不充分着眼于人民群众,不重视使用习惯,不按照维吾尔语的内部规律办事,将会阻碍维吾尔语的正常发展。维吾尔语的术语标准化原则从大的方面来讲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挖掘：口语是文字语言的基础,也是书面语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采用维吾尔语中固有的,可赋予新义的词汇,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方言土语,和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的词汇来补充和丰富维吾尔语术语。例如：2.创制：也就是按照维吾尔语的内部规律给原有的词根加前缀或后缀来创制新词语。为了使维吾尔语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创制新词语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是维吾尔语不断发展的标志。例如：3.借用：指直接采用汉语及亲属民族语言词汇,以及外国语词和国际通用名词术语。世界上没有不受其他语言影响的纯而又纯的语言,维吾尔语也不例外。但是在借词问题上应注意适当的比重。实际上,社会科学术语用维吾尔语固有的基础词汇表达的多些,自然科学术语则少些。如果处理好这个问题,不但不影响该民族语言的独立性,而且还能丰富本民族的语言,这对本民族未来的发展有利而无害。由于历史的缘故,社会和地理环境等原因,各种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维吾尔语借用术语首先要从亲属语言中借用。维吾尔语的畜牧业术语中有一部分就是从哈萨克语中借来的,当然也有其他亲属语言词汇。例如：通过音译的方法吸收汉语借词也是丰富维吾尔词汇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有些词汇是人民群众早已习惯并在书面语中已定型的术语,一般不能轻易改动。例如：在外语借词方面,文革前后从俄语或通过俄语从其他外国语言中借的词汇较多。因为那时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经贸等方面与苏联的来往很频繁,故一些新词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的渗透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类外语借词往往采用音译为主的原则。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英语的使用领域逐渐扩大,维吾尔语中从英语或通过英语从其他外国语言中吸收的术语越来越多了。在对英、俄借词方面则用符合维吾尔语音规则的音译为主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信息科学、经贸、计算机学科等领域中。例如：对人民群众已经习惯了的术语不轻易改动,否则会造成新的混乱而不利于名词的统一。在借词问题上有一部分人过分强调保持维语的纯洁性,提出对一些术语进行修改的意见。例如：如果对以上已经习惯了的借词术语改动,就会对维吾尔语族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这些词汇可以说是在维吾尔语中没有什么借词痕迹的词了。维吾尔语借用国际通用的术语时,主要遵循音译为主,意译为副的原则。维吾尔文字是拼音文字,音位系统也很完善,所以在借用国际上通用的术语时,根据维吾尔语能发音,能拼音的特点,直接借用这是一种简便的方法,而且能与原术语保持一致。总之,维吾尔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审定工作开展得较晚,而且缺乏人力和必要的经费,任务繁重。十几年来,经过努力已把规范审定过的常用术语及科技术语汇编入《维吾尔语详解词典及正字法词典》、《常用名词术语汇编》。科技术语和常用术语总共规范审定了8万条。我们埋头苦干作出了一些成绩,但是要做好维吾尔语术语标准化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好的事,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和长期不断努力。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一个规范化、系统化、准确化的维吾尔语术语体系,才能达到术语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同步进行的最终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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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1。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2);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3),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4)。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5)“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6),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7)),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8)。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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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术语学的创始人欧根.维斯特(EugenW櫣ster)的《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的德文版第三版(1991年在波恩出版)①中,讨论了术语学的特点。笔者根据该书“普通语言的科学性”这一部分内容,写成了这篇读书心得。维斯特在他的专著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语言学某一个分支领域研究的对象只是普通语言的一个片段。所以,在研究术语学这个分支领域之前,首先谈谈关于语言的一些基础性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维斯特说:如果年轻的语言学家们投身到术语学的研究工作中来,探讨专业语言的规律,他们总是会观察到一些异样的结果,以至于使这些年轻人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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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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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代表第三组全体委员,对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圆满闭幕表示衷心的祝贺。小组经过两次全组讨论,一致同意钱三强主任做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要点”的报告,对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开展,充满信心。我们这个组,是由地球科学、交叉性学科和译名协调等方面的代表组成,讨论与提出的问题,除与各组有共性者外,也还有其独特性问题,归纳几点做如下的汇报：一、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华语地区,除港澳台外,还包括新加坡,使用汉字的还有日本、南朝鲜,加上海外华侨,外籍华裔,是一个众多的群体,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地区都是以汉字、汉语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文化的媒介,他们对汉语、汉字的眷恋,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自然也标志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象征。汉字的发生、发展与演化确也经历过悠久历史过程,是一种表意性的文字,具有形象、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是从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书、楷书演化而来。最近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显示出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从矩阵系统来说具有两维空间。在使用计算机语言编码中有着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但也应该说明,汉语、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学术交流。我借这个机会还想顺便介绍一点全世界学华语的热潮,去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了陈雅玲的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据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联邦德国约有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日本大坂外语学院中文系的入学分数,超过了英文系;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是全美最大的。夏威夷伊拉尼私立中学教师赵子仪说：“能念中文是一种荣誉”,中国现代化的魅力,仍在吸引着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宣布：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我们委员会首先审定和统一以汉字为主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并出版繁体字本,无疑,对这些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新中国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有力地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提出具体建议。1.希望委员会召开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自然科学名词交流与统一专题讨论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制定具体措施;2.利用国际性学术会议及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允许的范围内,提倡专家相互接触,增进了解与交流;3.拨出一定数量的各类公布的名词,主动赠送,或由各分委员会提出名单统一赠送,扩大影响。二、关于审定名词的注释问题正像钱三强主任在“报告”中所述,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先要从概念出发,只有明确概念才能准确地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征,区分事物的不同属性,而概念的全部特征,才是反映事物的内涵,名词术语的注释,就是用最精辟、简捷的文字表达出术语的内涵,显示出订名的科学性。我们主张凡审定过的术语,尽可能予以注释,由于许多术语概念模糊而不统一,像大陆架一词,有的从海洋地质学角度理解,有的从地貌学角度注释,也有的从国际海洋法考虑外交因素等,因此,就必须有个统一的概念。当前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国际术语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都有概括性注释,苏联公布的各类名词也都附有注释,我国国标公布的术语也附有概念性注释,为此,我们认为尽可能加上注释,使公布的术语更有科学性和权威性。三、关于收入新词问题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学科向各自的纵深发展的同时,其特点是：从封闭向相互协作、渗透、交融;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分立走向全球,呈现出人类知识的深化、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杂交出有2600余种新兴学科,各门学科之间的交融而涌现出的新概念、新理论那就更多了。象物理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力学中的流变学,数学中的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生物学中的全息生物学,超循环理论,地球科学中的幔岩学,幔岩矿物学、地球表层学、有机地球化学等。新思想、新理论、新学科的涌现,必然就得有一批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新词,因此说,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关键在于新词的命名与统一,使审定的词跟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脉膊,才能充分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现状,才能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正象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所指,“科学概念、自然现象,以及人类通过科技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新的物质、新的材料、新技术的命名,确定规范称谓和传播应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同时还指出：“对那些当前非常紧迫需要统一的一些科学概念、名词定义,或技术名称,是否可以在本本之外单独地进行论证,单独作出规定,甚至对某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概念单独公布实施”。鉴于此,我们建议委员会对各学科新词应集中力量专门搜集,每半年,或一年公布一次;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上开辟专栏,进行新词的探讨与公布;或建立专门小组,负责收集各学科新词,并予以准确命名(包括译成中文)。四.关于交叉学科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比较重视交叉性学科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1987年建立了交叉学科名词审定协调组,进行了七个学科术语的收词,有的已形成初稿,它们是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科学学、未来学、管理科学、人才学、思维科学等。这次大会,在钱三强主任的报告中仍把交叉性学科名词审定工作列入今后工作要点,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所说的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结合而产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包括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科学群。正像钱三强教授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钱学森教授在《交叉学科：理论和研究展望》一文所指：“所谓交叉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显而易见,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探索物质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在科学方法论上也是相似而相通的。但从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来说就有差异,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做过精辟的论证。交叉学科的概念开始于1925－1940年,进入八十年代有了飞速的发展。七十年代中末期,才引入中国学坛。通过近几年的社会实践,作为一门软科学系统,在发展科学技术战略部署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重要决策中,显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像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受到了国家和社会上的赞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也推动了这些交叉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壮大,逐步构成了新兴的软科学系统,在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6年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论及软科学的科学内涵时指出：“软科学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是一种多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在当代,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任何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观察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从而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科学的决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交叉科学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属于杂交诞生的新学科,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theory),搜索论(Search),博奕论(game theory),创造学、技术美学、模糊学、人类工程学等,不胜枚举,这些反映新概念的新词都有订名的意义,也有新概念的审定的价值,这也正是委员会带实质性工作所在。从以上所述,交叉性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不仅为国家经济战略和科学技术战略的制定有现实意义,同时其本身也是一项高水平的学术性理论工作,理应得到重视与发展。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我们组来自新疆的代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首先对“报告”中专门把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术语工作纳入委员会的工作日程,表示感谢,他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他在系统介绍新疆语言文字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工作时,列举了委员会已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他们已转译成维文、哈萨克文等四种文字。最后他还提出两条具体建议1.希望把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术语的审定与统一,最好列入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内;2.要求委员会下的各学科委员会都有一名新疆的代表,以便及时掌握每个学科术语审定的情况和进度,尽早组织力量,转译成新疆各族文字。他的发言,得到小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以上汇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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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代表：首先我代表第三组全体同志祝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我们组全体代表热烈拥护业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原则上讨论通过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同时对“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和“委员会1985年工作安排”表示满意。大家一致认为自然科学学术名词的审定工作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基础性工作,它将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文献编撰与检索、出版及科技信息的传递,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坚信,这次大会对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并使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将会是一大促进,对我国四化建设将显示出不可忽视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组的各位代表尽管来自不同学科,且所在的学会的名词审定工作处于不同的进展阶段,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情,那就是愿意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各方面名词审定的先进经验,结合各自学科的具体情况,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尽快的把名词审定工作搞上去。这次会上我们聆听了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中有丰富经验的老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也听取了有关学科的经验介绍,这对于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每个代表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委员会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员会办公室、会务组各位同志周密的组织安排,也衷心感谢燕翔饭店的同志们对我们会议期间的多方的生活照顾和关心。在讨论过程中,我们还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如有可能请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和办公室同志对我们的建议予以足够的重视。1.近期内抓紧条件较好的有关分委员会的工作,力争在年内公布第一批大家公认的无争议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以显示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后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果,这将会给名词审定的进一步工作带来很大影响。2.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可否按正常财务手续拨给已经成立的分委员会适量的活动经费,其中最好能包括各分委员会兼职的从事名词审定工作人员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3.为了使我们的名词审定工作开展的更顺利,我们建议于近期内以全国科协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名义把名词审定工作的国家任务下达给有关参加名词审定工作的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以上当否,请斟酌考虑。大会马上就要闭幕了,我们一定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回各自的学会和分委员会中去,并进行学习和传达。在名词审定过程中始终贯彻这次大会确认的有关条例和规划安排。为名词审定工作做出新的成绩。祝同志们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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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科学技术名词差异手册》收录海峡两岸科学技术领域实同而名异的术语41 595组。从语言学视角考察,两岸科技术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借用外来术语时翻译的程度、方式不同,为术语定名的角度不同,构成术语的材料(用词或用字)不同,概括的程度不同等方面。两岸术语间必然性的差异少,偶然性的差异多,大部分术语可在两岸之间择优取其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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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Tермин.mерминологи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Р.Кобрин,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1993)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Roudeau,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J.Draskau,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mермuоведения—В.Татаринов,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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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翻译教学中术语学培训体系的建设问题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摘要 探讨建立我国翻译教学的术语学培训体系的问题十分重要而迫切。本文针对术语学教学体系的一些核心问题,例如教什么,怎样教,提出了在翻译教学框架中的术语学培训方案,提出了一个供同行讨论或者参照使用的术语学大纲,同时对教学的模块组合、师资、教材教法要素,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共同关注这些问题,尽快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教学体系。一、引言术语学培训在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的大学中,无论是对翻译专业的学生,还是对在职的专业翻译人员,都早已是翻译教学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外一些大学对翻译者开设术语学培训课程取得了成功经验,参加过术语学系统训练的译员在提升翻译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笔者认为有必要尽早在翻译教学中融入术语学的培训内容。然而,就目前我国大学译员培训的教学计划体系来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术语学科“堂堂正正”地被纳入到大学的课程教学中。例如：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供术语学教学遵循的教学大纲,还缺少合适的术语学通用教学材料或者专用的教科书,懂得术语科学及其课程教学方法的合格教师还很缺乏。术语学课程无论是作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都还没有正式被权威的教育管理部门列入我国大学相关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就翻译教学而言,国内还没有形成能够适用于翻译专业学生与专业翻译人员的术语学教学体系。因此,研究在我国翻译教学中如何构建术语学培训体系的问题,例如术语学大纲的设计、术语学教师的要求、教材、教学方法等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Sager对欧洲翻译者培训机构的术语学培训进行了总结。[2]Picht描述了世界主要国家术语学培训发展至1991年的现状。[3]Picht和Partal又专门撰文讨论了术语学培训方方面面的情况。我国学者郑述谱提出应在我国高等学校开设术语学课程的观点。[4]郑述谱又介绍了俄国的术语教育情况,其中谈到了术语学的教学内容等。[5]2004年12月24～25日,在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中,多位专家学者都提出应在高校开设术语学课程。一般来讲,教师比较容易了解到欧洲和加拿大一些高校和培训机构术语学教学方面的信息,并且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把术语学列入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对于术语学教学中的一些要素问题,例如应该教授什么样的内容,如何来教,谁提供培训,如何为受训者设计培训等相关的问题,却探讨得不够。针对这些术语学教学体系的核心问题,面向我国特定的翻译者这个组别,笔者提出了在翻译教学框架中的术语学培训方案,提出了一个供同行讨论或者参照使用的术语学大纲,同时对教学的模块组合、师资、教材教法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些问题,尽快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教学体系。二、术语学未进入翻译教学计划的原因术语学科未被纳入翻译教学计划的原因很多,其中术语学学科未能在学界准确定位的问题是一个主要原因。[6]与高校中的其他学科或者科目相比,术语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地位低,甚至没有被确认,加之宣传普及不力等,都是导致术语学至今都未作为大学相关专业独立课程的原因。另外我国高校中的许多同行对术语科学普遍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诸多的误解。术语学未受重视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公众、社会,甚至一些领域的专业人士不能正确认识术语科学;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的部门,包括大学的教学管理部门,无论是从经费拨款上还是在行政措施与具体的行动方面,都未能充分支持或者扶持这一学科的发展;术语学面向社会大众宣传不够以及在我国发展起步得晚、未形成自己的完善体系等。因此,术语学的社会地位与学术研究的“法律”地位的确立已经迫在眉睫,特别是该学科的学术或者教学与研究的定位问题。三、术语学大纲设计Picht与Partal通过概括综述世界主要培训机构的术语学教学状况,他们设计了一个分为20个组成单元的术语学教学模型大纲,其中1～10单元的内容是所有类型的学习者或者使用者都必修的部分,例如：专业翻译者和翻译专业的学生,术语与语言规划人员,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人员,术语库的工作人员,术语学教师与研究人员,信息与文献工作者,各专业领域的专家等。[3]这10个必修单元适合于不同类别的目标组别,但是侧重点有所差异。而11～20单元的内容则是为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所设计的选修部分,由不同专业的人来自行选择其适合的内容。Picht和Partal所设计的这个术语学大纲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国的术语学培训中使用并且有着广泛的影响。笔者依据他们的大纲设计模型,提出了一个可适用于中国译员术语学培训的大纲,这个教学大纲是一个面向我国学习者的修改版本,限于篇幅,只介绍其主要内容。(一)构建我国翻译者使用的术语学课程教学大纲1.引言介绍术语学概述：(1)“术语学”这个术语的意义,跨学科属性;(2)术语学原则、方法、方法论与工具;(3)比较术语学;(4)术语学与专业翻译。术语学的功用和意义：(1)促进信息交流的清晰无误;(2)减少歧义,提高交际的准确性,促进在某一专业领域中信息交流的效果;(3)提高翻译质量,提高源语与译语产品的质量和应用能力;(4)重复利用术语信息单位可减少翻译费用;(5)舒畅的交流可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6)有效使用术语资源;(7)熟知各种术语产品和服务;(8)术语库、术语集及多语言工程与知识库的有效管理,公司企业的信息管理;(9)术语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10)术语标准化、语言规划等。2.术语学的目标目标：(1)在专业领域的翻译中保证与提高交际的效果;(2)知识的转移;(3)语言与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的获取;(4)专业术语的处理;(5)分析与解决术语问题;(6)为自己开展术语工作做准备等。术语学的益处：(1)知识的分享与交换;(2)特定专业基本术语的掌握;(3)翻译质量,术语使用的清晰一致;(4)语言规划与新术语的使用;(5)术语的系统观或结构观的形成[7];(6)科技写作质量的提升;(7)正确使用术语数据库和其他术语资源;(8)术语研究能力的培养等。3.与术语学密切关联的学科(1)认知科学与知识工程;(2)科学哲学;(3)词典学与语义学;(4)逻辑学;(5)信息科学;(6)计算机语言学;(7)翻译研究;(8)应用语言学、符号学、本体论和其他相关的学科领域,侧重术语学的跨学科属性等。4.术语学的基本概念(1)概念理论;(2)概念与术语的分析和定义;(3)概念的表现形式;(4)概念与术语的关系;(5)术语等值的确定。5.物体与概念(1)基本定义与解释;(2)概念的内涵与外延;(3)特征、类型及其用法;(4)概念的表现方式：a.语言表现——定义与解释、定义的类型、好定义的要素、定义的方法等,b.非语言的表现——公式、图表、画面等;(5)概念间的关系;(6)概念体系：类型、结构与应用,例如属种关系、层次与非层次的关系[8];(7)概念领域与范围。6.术语和用来表示概念的其他形式(1)术语单位与词;(2)术语的构成、要求与类型,简单术语与复杂术语,例如缩略词、短语型术语,中文词组术语的结构;[9](3)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一词一义,一词多义,同音异义,等值,概念与术语的协调;(4)术语体系;(5)新词、新术语与借用词;(6)中文术语的构成,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9];(7)中文术语的其他特征。7.术语辞典学(1)传统辞典学的方法与管理;(2)计算机化的辞典学方法与管理;(3)术语数据库：发展历史介绍,术语库与知识库;(4)数据的要素,数据格式,术语库的类型,术语数据的交换,网络化;(5)中国的术语库;(6)关注以翻译为方向的术语辞典学。8.术语管理的过程(1)不同的术语编撰方法描述;(2)术语编撰方法论：术语项目规划,项目管理与执行的要点等。9.术语、信息与文献编辑10.术语与标准化(1)基本定义,何谓标准化;(2)术语标准化的类型：技术标准与术语标准,单语言标准与多语言标准;(3)组织架构：国际主要组织(例如ISO,IEC),地区组织(例如NATO,欧洲标准化机构),国家一级的组织和主要的职业标准化组织;(4)标准化的可能性和局限性;(5)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6)中国的术语标准化;(7)国际合作与网络等。11.术语与专门用途语言文本的生成12.术语学研究的新动态13.术语学课题或者实践(二)翻译教学中的术语学课程模块术语学的跨学科属性说明该学科涉及的领域广,包括语言学、翻译研究、信息科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知识工程及传播学等。这也意味着术语学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能够适用于不同的学科目的。术语学的简介课程或称导论课应该能够服务于不同的专业组别及不同的目标。为适合特定的组别需要,例如翻译者,课程设计人员或者教师时常需要变换导论课的一些教学内容。对于学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需求和水平,术语学培训课程最好以“模块”的教学方式进行。上文1～10项内容,作为术语学导论课程,是培训译员的“共核”必修部分,应该能适用于培训不同类型的翻译者,既可包括翻译专业的学生、在职的翻译者,也可以是其他人员,例如术语学教师,专门用途语言教师,标准化工作人员及各领域的专业人员等。11～13项则属于选修内容,虽然设计的内容是针对翻译者的实际需要,但是教师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师资、学习者及教学条件等)选择适当的模块来安排教学。1～13项中的教学内容,无论是必修部分还是选修部分,都已在Picht和Partal的术语学大纲“题目”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变。术语学模块教学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分模块教学的方式也有利于根据内容及时间进行调整。同样,课程的属性是必修还是选修,是短期培训还是长期培训,也决定着术语学模块的选择。长期固定的正式术语学教学显然与短期强化式的培训在内容和方法上有差异。把术语学列入翻译者的课程计划中,学习者修完后,便会对翻译与术语学这两门学科有切身的认识,也有利于形成系统思维的方法。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讲,理想的授课模式是：教师以正式讲课的方式系统地传授每个单元所涉及的术语学重点部分,加上适当的练习和项目实践。鉴于术语学课程还没有成为我国翻译者培训的“独立”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在这种背景之下,就需要教师自己决定,以模块的方式把适合的术语与翻译内容融合到整个的翻译培训计划中。我国学者潘书祥[10]与郑述谱[4]及其他学者呼吁把术语学作为公共课程在高校中开设。这个倡议很好,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把术语学作为公共课大规模地面向文理各专业学生开设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先行在与术语学关系密切的专业,例如翻译学、传播学、专门用途语言等专业进行教学试点,特别是在研究生层次实践。主要原因是这类专业有实施术语教学的条件,其他原因会在下文谈到,例如师资的要求等。另外国外术语学教育在大学开展几十年来,也不是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对于在职翻译者来说,术语学课程培训不必完全采用针对在校学生的模式,因为职业翻译者在他们的工作经历中已经具备了不少术语工作的实际经验,国外有句话说“译员就是个术语工作者”(the translator as terminologist)。为他们开设短期强化术语学课程可以提高他们术语翻译的能力。这类课程的内容应侧重术语工作和术语管理工作中的理论及实际应用方面。教学模块的选择要尽可能符合译员工作的实际利益,译员也从对术语翻译问题的讨论中及术语管理的课程中获益良多。总之,培训要有利于译员在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转移与信息交流过程中质量与效率的提高,同时提高了他们的实际交际能力和术语工作能力。(未完待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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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1983年对教育工作的指示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认为,这一指示同样适合我国的术语工作。首先谈谈面向世界问题。大家知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这是各国科学家的共同成就,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结果。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必须参加到国际社会中去,一方面贡献自己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吸取他人的成就。所有这些,都要通过相互了解才能实现,而这种相互了解的基石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术语,因为术语是科技语言的基本要素,是科技交流中最基本的载信者。古人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术语工作搞得不好,势必影响国际交流。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国际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如何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术语问题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术语的借用、移植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主张,一是意译,二是音译。目前,大多数国家趋向于后者。然而,过去情况却不同：有些国家“国粹”派(purists)占优势,他们认为音译术语(外来语)是一种污染,例如,主张用дальнеразговорня代替телерон(电话),用самопобымалъщик代替лифm(电梯)。*现在,大家已承认音译术语的积极作用,并认为采用音译术语是一种必然的客观现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之中有一个术语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整理和统一工作。有的地区(如经互会国家)组织了术语协调委员会,协调术语方面的工作。为了加强术语工作,1971年还在奥地利成立了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所有这些组织都在围绕着术语的标准化进行工作。我国在移植术语过程中基本上是采用意译法,这样便形成了同国际潮流背道而驰的局面。为什么没采用音译法？众说纷纭。很多人从现象上看问题,认为汉语不易接受外来语。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不是汉语不易接受外来语,而是汉字不易接受外来语。汉字文章无词的界线,音译词夹杂其中,模糊不清,当然不受欢迎。如果实现了汉语拼音化,我想,汉语也完全有可能象其他拼音文字一样,大量吸收音译借词(起码在纯术语范围内),逐渐向术语国际化靠拢。**术语国际化有不少好处,起码可以免去“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之苦;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可以促进学术交流。逐渐向术语国际化靠拢,这应该是一个方向。在这个问题上,闹“独立性”,是要吃亏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要考虑我们语言的特点,要照顾我们的传统。术语工作要面向未来。科学技术从萌芽时期发展到今天,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年代里,我国科学家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同时也制定了大量术语。明清以来,又引进了一系列新的术语。不少学科建立了自己的术语体系,其中有些是比较合理的,而有些并不怎么合理。另外术语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抓得不紧,因而术语的驳杂现象非常严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已有的传统,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它的改进。各学科的情况也不相同。有的学科(如天文、化学)有比较深的基础,有自己一套传统。而有的学科(如计算机、激光)则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尚无较深的传统可言。但是,无论是老学科或是新学科都有一个“向前看”的问题。过去的年代尽管久远,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过去的成就(包括术语及其体系)尽管伟大,但是比起未来的,则只是沧海一粟。因此,我们考虑术语问题,不应受传统的束缚,而应面向未来。对未来科技发展有利的就大胆去做,不利的就坚决要改。这应该是一条基本原则。当然,对不同学科要区别对待,对历史长的学科要重视其传统的术语体系,要处理好新旧术语的关系,等等。但是,区别对待不等于放弃基本原则。在面向未来的问题当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术语的国际化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上面已谈了不少,这里只想着重说明一点：术语是分层的,一般可分为纯术语、术语、准术语三层。纯术语最专门,准术语已接近一般词汇。一般人认为,象“离子(ion)”、“中子(neutron)”这样专门的术语,采用音译法恐怕也无妨。因为即使意译了,一般人对它的含义也是不理解的。但是,音译以采用拼音为好,否则夹在汉字中间模糊不清,站不住脚。至于如何音译,是基本上采用标音方式(TransCription),还是基本上采用转写方式(transliteration),或是采用折衷方式,这要专门讨论。术语工作要面向现代化,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术语是新概念和新事物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技术新水平。术语所以层出不穷、源源不断,道理也在这里。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文献量急剧上升,科技术语成倍增加。例如《英俄计算技术词典》1974年版的词条比十年前的一版多一倍(第一版一万二千条,第二版二万四千条);《英汉计算技术词汇》也同样,1977年版有一万四千条,1982年版增至大约四万条。面对上述的现实,如果我们的术语工作还是老一套,即完全采用手工业方式编排术语,出版和修订的周期又是旷日持久,试想我们怎么能赶上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步伐呢？电子计算机的普及,给术语工作的自动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少国家已利用计算机来编纂双语或多语的术语词表和词典(我们也已开始这样的工作),并建立术语数据库。加拿大的术语数据库(Termium)规模最大,存有四百万条术语,它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的术语中心,向全国翻译工作者提供咨询服务。利用计算机使术语工作自动化,建立术语数据库,出版机编术语词表词典(包括纸本的和磁性材料的),好处很多。第一,可使术语编辑工作大大加快;例如,机器可以自动排序,并能保证不错。而人来进行这项工作,不但要花费大量时间,还经常会出错。又如,多语词典的索引工作,对人来说是很头痛的事,要花很多时间,排好多次。但是对于机器则是轻而易举的。第二,可使出版周期和增订周期缩短：利用机器编词表词典,在已有程序的情况下,输进全部数据,编辑工作即告完成,并能提供两种版本：(1)软盘或盒式磁带,(2)纸本形式的词表词典。如果需要增订或修订,随时可以进行。打进去新的数据(一批新术语),或抹去旧的数据,机器便可自动提供新版本。增订周期可以由“旷日持久”一变而为“立等即得”。第三,可使翻译速度大大提高。术语工作和翻译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翻译工作者往往要费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查各种词典(普通词典、成语词典、专业词典、缩略语词典、新词词典、人名词典、地名词典等等)。如果把上述词典作为不同文件存储于数据库中,查词典时,只需在终端的键盘上打一下该词,屏幕即可显示出该词的意义。由于数据库能及时更新,因而几乎能做到有求必应。据说,应用了这种先进工具的翻译人员,的确已使自己的产品成倍增加。第四,可使翻译质量大大改善。术语混乱往往是在没有一定之规(即术语词典尚未出版或更新以前)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数据库的最大优点是能迅速增补新术语,这样,它便可以起到防止混乱发生的作用。同时,由于数据库是大家共享的,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它进行术语规范化的工作,以促进术语的统一。术语工作现代化已经提上了日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术语的整理和利用问题,也是如此。只有在今天的条件下,有了大存储的电子计算机,有了计算机网络,有了既经济又方便的微处理机,才有可能做到。术语工作是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术语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字改革工作更是语言规划中的重要课题。它们关系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希望领导上尽早作出安排。注释：第36页*这是作者在1984年9月20日术语座谈会上的发言。第37页*赵端平：“现代俄语与外来语”,《翻译通报》1984年第7期。**详见刘涌泉“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中国论文》1984年第1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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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新闻出版暑的派遣,我们于1991年8月下旬参加了国际术语网(TermNet)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第三届暑期学校学习。国际术语网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术语情报中心倡议下,为了加强国际上术语工作的合作和交流而成立的国际组织。TermNet成立于1988年,每年举办一届暑期学校。其目的是进行术语学知识的传播和人员培训。学员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对术语网成员实行减免学费。本期学习有两个内容：(一)术语学原则与方法在术语工作实践中的应用,内容包括：①术语工作的理论基础,②术语工作的组织,③术语编排的方法,④术语数据库,⑤文献编目中的术语学,⑥术语标准化,⑦术语学与知识工程等。(二)术语数据库的培训,其内容为：CDS/ISIS软件在术语数据库的应用,包括①介绍CDS/ISIS软件及其应用,②讨论术语数据库的类目,不同术语的编排及处理问题,③数据库的联接问题,④四种语言micro CDS/ISIS软件介绍。本次学习的教师为国际术语情报中心主任、国际术语网的执行秘书加林斯基先生(G.Galinski),国际术语研究所主任、北欧术语学协会理事皮特教授,(H.Picht)国际术语情报中心布丁博士(G.Badin),所用的教材是费尔伯教授(H.Felber)的《术语学手册》(Terminology Manual,Unesco,Paris,1984)、有关专家学者的术语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论著及选自国际标准、工具书的实例等。参加学习的学员有40多人,来自16个国家。其成员分别来自标准化、语言学、情报与文献工作、翻译、辞书编纂、出版、计算机技术、系统工程等不同的岗位和部门。有个别学员刚刚大学毕业,为了了解和掌握术语学,自费参加了学习。暑期学校的讲授方法是讲课、讨论、参观和演示。在讲授一个题目后,分发与讲授内容有关的参考资料并分组进行讨论,然后由一名学员,阐述本组的意见,有时会引起热烈的讨论。整个学习进行得紧张、生动、活泼。暑期学校的学习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月,但我们学到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知识;了解到国际上术语活动的情况和进展;加强互相间的联系,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术语工作打下了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