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变迁述论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发生转变。嵇康越名任心,傲物受刑;阮籍和光同尘,归趋难求;山涛弃老庄自然,遵周孔名教。他们或激进,或消沉,或转向。而促使士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存状态

魏晋士人是三国、两晋时期非常活跃、极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魏晋士人的研究对当今社会人们追求物质生活,忽视精神追求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和意义。     

传统的裂变与士人心态──试论魏晋风度与元代浪子风流

魏晋风度与元代浪子风流，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子群体对传统的两次叛逆，其行为的放荡、个性的张扬以及狂浪背后的迷们痛苦，令人咋舌。文章试图通过魏晋风度与元代浪子风流，探析传统思想裂变后士人的心态，说明士人于两难抉择时的痛苦无奈。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价值观的嬗变

通过对《世说新语》的分析,从汉末魏晋时期士人言语、行为来探讨其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历程:在言语上,从清议到清谈;在行为上,由高雅脱俗、不滞于物向狂诞不羁,进而再转向平和;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颓废出世。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论魏晋时期的儒道互补

自汉代以来,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中,先秦文化的诸家中只有儒、道两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存在差异,而其思想又都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以儒、道互补为其基本格局,而这种儒、道互补在魏晋时期的玄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药、酒与魏晋士人的身体观

自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后,药、酒与魏晋士人的关系一直是魏晋文化研究中一个不断被重提的话题。在“身体”研究的视域下,这一问题也可以被重新思考,因为药、酒与魏晋士人发生的恰好是身体上的关联。吃药可以长生,喝酒可以避祸,药、酒可以使身体生命暂时得以保全和安置。这不是魏晋士人服药饮酒的终极目标,药、酒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即在老庄哲学的引导之下,借助药、酒作用于身体后的发散和催化,力图让作为肉身存在的个体化的自我消解,与生命的本体相接,从而完成由“有身”到“无身”的超越,彻底摆脱生命存在的悲剧感。     

魏晋挽歌诗的坟墓意象和悲美的生命意识

“出生入死”是人类的必经之路,对于死亡的恐惧源于对短暂个体生命的认识。歌是人类最初表达情感的声音,魏晋士人用挽歌诗宣泄对生死的痛苦之思,其坟墓意象是诗人直面死亡、认同死亡的表象,通过这样的表象,传达出他们悲美的生命意识,其中陶渊明的挽歌诗为人类畏死情结找到了解脱的最佳方式。     

试论魏晋风度与士人的人格风范

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束缚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对后世影响深远.     

《伯牙奉琴》中的琴道与礼乐文化

《伯牙奉琴》是秦腔传统剧中少有的文辞古雅之作。儒家“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的主张对中国艺术发展起到根本性的导向作用。士人是琴与礼乐关联的主要纽带。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琴是乐器、礼器,也是道器。剧中关于琴论述的实在用意,是为了凸显儒家传统的“礼制”“道统”“纲常”等思想。对儒家经典的复排,其意在渲染“儒—礼乐—琴”三位一体的观念。戏曲《伯牙奉琴》展示了礼乐文化在民间生活中生长的另一个面相,以琴道寓意礼乐,进行世俗性的高台教化。     

被追逐着的生命意识——论魏晋悼挽伤逝文学

作为蕴涵人“生命意识”主题的悼挽伤逝文学,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险恶、民族纷争等原因在魏晋时期得到繁荣,形成以下的特点：建安士子生命安顿的“哀叹与进取”;西晋文人尴尬处境的“内儒而外庄”;东晋士人双重心性的“悲苦与旷达”;在南朝文坛的命运“从‘以文为情’到‘以文为戏’”。悼挽伤逝文学为后世文学及美学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韩愈对宋代士人心态的影响

韩愈作为一代英才,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他以他的胆识和品格,以强烈的主体精神,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实践。他的自觉精神在士人心中成为楷模,从宋代士人学韩之主体精神并进一步发展,构建宋代士人独特的士人价值心态可以看出,韩愈对宋代士人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巨大的。宋代士人心态中具有帝师意识的继续张扬、以道自任精神的复活、人格理想的重塑、改革精神与会通化成等特征,这些无不受到韩愈的影响。     

东晋中期士人的思想文化特征

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东晋中期士人们有着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玄佛合融;审美情趣的变化;追求率真与坦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为官心态.正是这些显著的特征,使得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文化在魏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试论魏晋时期的古琴音乐思想

魏晋士人与古琴有着特殊的关系。古琴已成为士人生命的一部分。古琴音乐是士人们追求精神独往的主要载体之一,加之魏晋特殊的政治气候,使魏晋的古琴音乐思想独树一帜,绚丽多彩,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城的文化之根--对儒道精神的探寻

阿城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的文化寻根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儒道精神的探寻.这种探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时渗入了儒家思想;二是作品中体现了儒道精神;三是作品风格融入了道家风范.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     

从宋江的儒道思想看《水浒传》的悲剧结局

宋江是《水浒传》中的核心人物,他的悲剧最有代表性。他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孝思想,但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道教人物九天玄女对他影响最大。儒家的忠义思想导致宋江走向招安之路,道教九天玄女的“忠义”劝说是宋江走向招安道路强有力的催化剂。儒道二家思想共同铸就了宋江及其众梁山英雄的人生悲剧,宋江及其义军最终走向悲剧势在必然。     

论汉魏六朝士人的生命意识

汉魏两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战争频繁、瘟疫肆虐、政权迭变,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对此,士人们痛感人生无常,时不我予,虽有济世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情感欲望遭到了严酷的摧抑,它构成了汉魏六朝士人悲天悯人、惜时怜物的审美心境.同时,也唤醒了士人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激励他们为追求生的权利而执着探索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