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和探空资料的EnKF同化对北京7·21极端暴雨模拟的影响

针对2012年7月21日北京极端暴雨的业务预报误差, 详细地考察地面和探空资料的EnKF同化对7·21极端暴雨总体时空分布和暴雨触发地面特征模拟的影响, 进而揭示预报误差的可能原因。结果表明, 资料同化显著地改善了北京地区降水时空分布的模拟结果, 证实了前人基于观测和敏感性分析提出的“低涡是北京7·21暴雨的关键影响系统”的判断, 揭示出低涡对应的地面低压东侧倒槽对北京7·21暴雨的直接贡献。研究结果显示, 业务数值模式对此次极端暴雨预报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对低涡和低涡对应的地面低压东侧倒槽强度和位置有较大的预报误差。     

从海蒂·拉玛发明跳频技术看科学想象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海蒂·拉玛借鉴自动演奏钢琴原理发明了跳频技术，该技术使通信收发双方的传输信号在一组预先指定的频率上按编码序列规定的顺序同步、离散地跳变，从而扩展频谱并实现通信。从创造性思维视角梳理了海蒂·拉玛技术创新的4个步骤：接触扩频、灵感来源、原理设计、原理应用，表明科学想象对于海蒂·拉玛的创新发明起到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探究了科学想象作为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非逻辑的表现形式，认为其不仅可为技术创新的“瓶颈”难题提供新思路，还可为技术创新的“解题”活动提供新方案。     

从经济和文化双重视角考察工业遗产的价值框架

 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是一项与城市更新直接相关的紧迫课题。基于文化经济学之父戴维·思罗斯比的文化经济学理论，建立了一个从文化和经济双重视角思考的工业遗产价值框架。整合了工业遗产本身内涵的价值和外延的价值，提出工业遗产具有“固有价值”和“创意价值”，其中固有价值是遗产本身所具有的内含价值，创意价值是改造和再利用后新创造的价值。     

基于组合神经网络的语义省略“的”字结构识别

针对语义省略“的”字结构识别任务, 提出一种基于组合神经网络的识别方法。利用词语和词性, 通过双向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神经网络, 学习“的”字结构深层次的语义语法表示。通过Max-pooling层和基于GRU(gated recurrent unit)的多注意力层, 捕获“的”字结构的省略特征, 完成语义省略“的”字结构识别任务。实验结果表明, 所提模型在CTB8.0(Chinese Treebank 8.0)语料中, 能够有效地识别语义省略的“的”字结构, F1值达到96.67%。     

基因组学: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

 人类在远古时代就认识到优良动植物能产生与之相似的优良后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 R. Darwin)在1831-1836 年随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球科学考察基础上, 于1859 年出版《物种起源》, 系统阐述了进化论, 但尚未讨论生物遗传和变异的遗传学基础。1856-1864 年,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G.J.Mendel)进行了大量植物杂交试验, 在1865 年发表“植物杂交试验”论文, 提出遗传单位是遗传因子的观点, 并揭示出遗传学的2 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1909 年, 丹麦植物遗传学家维尔赫姆·约翰森(W. L. Johannsen)根据菜豆选种试验提出纯系学说, 并用“基因”这一名词指代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10 年,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摩尔根(T. H. Morgan)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 认识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 并且在染色体上呈线性排列, 从而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20 世纪50 年代以后, 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 尤其是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 D.Watson)和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 H. C. Crick)提出基因双螺旋结构后, 人们才真正认识了基因的本质, 即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 片断。《大百科全书》将基因定义为“含特定遗传信息的核苷酸序列, 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     

中国核能科技“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思考

 核能作为中国的战略产业,通过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正在不断转型升级。聚焦于发电方向,中国推出自主三代压水堆技术,在快堆、高温气冷堆等具备第四代特征的核电技术方向实现突破,作为核心成员参加国际ITER 计划并顺利推进采购包计划,为“热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总结阶段性核能产业科技发展基础上,提出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落实“三步走”战略的发展趋势和技术方向,特别是对如何实现“热堆-快堆”第二步跨越、实现“快堆和聚变”第三步跨越进行了思考,并展望了未来核能科技发展的前景。     

凸体几何中几个猜想的等价性

凸体几何是以凸体或星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几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和猜想,许多猜想看似不同而事实上是等价的. 证明了“迷向常数猜想”、“截片问题”、“Busemann Petty猜想”和“逆Brunn Minkowski不等式”等问题的等价性.      

破解人类感知之谜

 戴维·朱利叶斯和阿尔登·帕塔普蒂安因发现TRPV1、TRPM8离子蛋白通道和PIEZO基因，“揭开了人类温度和触觉感受器的‘神秘面纱’”，荣获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通过回顾2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科研历程及在人类感知领域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痛感”对人体的利弊，分析了新科学仪器的应用与基础科研的关系。     

青年前沿科技论坛在北京召开

 11月6日，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主办、主题为“前沿·交叉·融合”的青年前沿科技论坛在北京召开。     

“百病生于气”疾病观的针灸临床应用

 “百病生于气”见于《素问·举痛论》，几千年来始终是中医临床认识疾病、防治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对气的含义及气机失调致病的机制进行了梳理，得出了“百病生于气”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的结论，情志因素、精神心理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内因。分析认为“百病生于气”的理论对于针灸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针灸诊疗过程中应注重“调气”“调神”，这是针灸取得佳效的根本保障。     

弗雷泽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

弗雷泽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贯通古今的知识贮备为以比较研究为特色的新人文学开辟出路径,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学者将中国的学问传统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视野相联结,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视野相结合的跨学科方向——文学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在历经十余年的开拓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学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观（文学观）,也就是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无文字民族的多元活态文学提升到大传统的地位,用多重证据法来实现具体研究操作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性。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凸显了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意义。     

文艺民俗学的困境及出路

以民俗学为背景的学者从借助民俗学破案释疑到建立独立的文艺民俗学学科,所走乃是一条自觉建构理论的路径,而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走的却是一条批评实践的路径。文艺民俗学的理论建构如今遭遇瓶颈,文艺民俗学的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亦未形成良性互动。从文艺民俗学的意识形态、符号和学科属性等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突破当前文艺民俗学理论建构的瓶颈;通过对作家文学的文艺民俗批评以盘活文艺民俗学理论谱系亦并非一种奢望。而走向文化批评才是丈艺民俗学成功突围学科困境的重要路径。     

文学研究领域中传播学理论运用探析——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例

运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是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也是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时是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古代文学的传播学研究范围涉及到诗词曲、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理论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虽然诗词与小说戏剧等的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盛况和成果相比依然相差悬殊,可开拓的研究领域极为广博,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整理与探索,需要研究者不断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为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文艺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深入的探索.     

中国文艺民俗审美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意蕴拓展

目前,国内的文艺美学研究陷入了对经典与传统文献的反复阐释和演绎中,裹足不前、难以自拔与超越.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功经验,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关于文艺民俗审美的研究,就是一种尝试.即在文艺民俗学的框架下进行审美的交叉融合研究,以提炼民族的文化精粹,从发生论和起源说上探究中国文艺审美活动与民俗活动的联系.促进文艺创作与审美教育的发展.这对于民俗文艺的传承、保护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

文学人类学不只是研究文学的跨学科方法,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学理念。从19世纪的“世界文学”理念,到20-21世纪的文学人类学理念,表明文学观的一场重要变革,从西方第一世界贵族化的文学观到涵盖全球第四世界诸多原住民的文学观,变革的核心在于学术伦理的大转向：从殖民时代的霸权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与平等。     

“到生活中、到习俗中去寻找模型”——对贺拉斯《诗艺》的文艺民俗批评

文艺民俗批评以文艺人学观和文化民俗基因理论为基准,探讨文艺批评术语形成、批评空间构建、批评原理阐释和具体文艺批评实践等各个环节所受到的民俗沾溉。从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和行为社会民俗生活相等方面对贺拉斯《诗艺》的民俗予以梳理,可以生动展示其贵妍多姿的文艺民俗图。这些民俗意蕴的生成。取决于贺拉斯对其文艺民俗的文学批评观念表达。他不仅首次确立了“合式”、“合理”和“寓教于乐”的文学批评范式,还根据民俗承栽的民俗事理、民俗情趣与其批评观点之间的意义关联来随“俗”赋意：采掇民俗事理以直赋其意;化撷民俗理趣以类比推演;指摘民俗“馊”弊以皈依正意;激活民俗意象以转深其意。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试探中国古代文论对社会古今观念的回应一以汉魏六朝时期文论为例

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论受到社会古今观念的影响,但它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古代文论在呈现古今观念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它的主动性,而且文论古今观与时代古今观念保持基本一致,本身也离不开文论的积极回应。在呈现古今问题的隐显程度上,不同时期的文论与同时期的不同文论都有着各自的不同。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的中国古代文论,还承担着社会文化批判的角色,它对时代古今观念的批判正是其主动建构社会文化的有力体现。然而,无论是古今观对文论的影响还是后者对前者的积极回应,两者在文化精神实质上又是根本相通的。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通过梳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 、80-90年代、新世纪以来,厘清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在每个时期的特点及前后之间的联系。指出随着时代变化,研究话语由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向多民族文论发展,研究的方法与视角也由单一的文学理论向文化学、诗学、比较文学推进,并且整合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成为一门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共同体。     

论民俗风情在文艺作品中的多重价值显现

民俗风情对文艺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文艺民俗学因之而成为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民俗”在民间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具有集体性、传承性、神秘感及地域时代差异。民俗与文艺的结合与互动，缘于人类把握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共同需要，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普遍性文艺现象。民俗从内容描写上的渗入与补充、形式构成上的影响与借鉴两个方面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体现出自身的多重艺术价值。强化文艺的民俗倾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