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与新批评派

“非个性化”理论是艾略特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艺术情感、传统、客观对应物三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核心概念。“诗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受“非个性化”诗论的影响，新批评派提出了诗歌“本体论”。“非个性化”诗歌理论在理论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

袁枚与王昶是乾嘉之际吴地最重要的诗坛领袖.袁枚论诗主张性灵,首重才情;王昶论诗讲格调,首重学问.对学问与才情在诗学上排序的不同,是二人论诗最大的区别.袁枚“性灵说”过分强调才情,独抒性灵,不遵守先辈作诗规范,创作求新求变,相对忽视学问的作用,导致乾嘉之际诗坛形成了一股过分推崇自我性灵的风气.王昶强调诗歌的雅正传统,在袁枚过世后批评“性灵说”及其后学的创作流弊,虽存门户之见,也体现出其企图匡扶诗教的用心.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袁枚《随园诗话》述评

袁枚《随园诗话》由论诗、采诗、记事三部分组成。论诗旨在倡导主真情、重个性、尚诗才的性灵说；采诗意在以创作实践印证性灵说理论；记事则多与诗坛创作相关，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情趣。《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性灵说与文学解放

袁枚性灵说推动了清代文学的解放。具体表现为：1.诗人真性情的解放。它是对传统诗学“以礼制情”、“主理抑情”、“以政治功用代替抒情”的反拨。2.创造精神与个性的解放。它一反宋元以来规唐模宋的诗学思想，张扬个性与独创精神。     

林语堂与"论语派"的幽默小品文

林事堂标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论语派”。幽默、性灵和闲适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三个支点，他企图通过幽默来改变中国现实，继而改变中国人的苦闷人生；他提倡性灵就是主张在文学上发挥个性，表现真思想，真情感。“论语派”的小品文思想和艺术上的特征非常明显。较之于五四以来的散文所具有的感伤、浪漫、矫情、教化色彩，“论语派”的小品文便显得从容睿智，轻松自然，它对于现代散文审美领域的开拓是人类所共见的。其最大的局限性是有意超离现实，缺乏当时的主流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浅析晚明小品文对“性灵说”的理论诠释

“性灵说”是明末著名学派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其核心是强调文学作品创作要直接抒发作者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是作者个性化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学说给晚明那僵如死水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其理论影响晚明小品文的创作.同样,晚明小品文也体现“性灵说”的理论主张.     

袁枚“性灵说”再认识

“性灵”有哲学的和诗学的之分,学人对于袁枚“性灵”涵义的看法,多从哲学层面去理解,其实袁枚所谓“性灵”是从纯诗学角度立论。具体地说,袁枚“性灵”是指诗性的天性灵智,诗性的天性灵智包括天分学力两者,诗歌艺术都是诗性的天性灵智的产物,也只有凭借诗性的天性灵智写出来的诗才真实鲜活有风趣。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诸理论及发展

明代复古主义由祈向诗歌美学高境，而推崇汉唐，讲求格调，在展示独特理论魅力的同时，何景明重视才情，已对其先天弱点有所修正；而面对明中叶新思潮的挑战，王世贞吸收作家才思真情自我个性等方面的内涵，突破固有的理论局限；胡应麟发掘兴象风神等汉唐诗歌品质，补充体格声调理论之不足；许学夷突出从“体”的中偏正变的历史考察、尤其各种“变”的环节与样态中，探求和分辨诗歌本乎天成、形迹俱融、风神超迈的根本性质。从而使复古主义成为一种突出诗歌内在特性研究而又比较圆融的诗学理论。     

简析《诗归》对竞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对民族题材的运用和诗歌形式创新中完成诗歌“个体自我”向“民族自我”（“国家自我”）的转化,升华为一种“普遍自我”。惠特曼以美国作为投射对象,以第一人称“我”热情讴歌美国精神,在诗歌中完成自我身份构建。郭沫若诗歌应和“五四”的时代精神,高扬人的个体性,坚持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把“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作品里成功地反映出来,由此给郭沫若的新诗带来了奔腾豪纵的情趣美。     

杨维桢独特的生活道路和他独特的书法艺术

杨维桢独特的生活道路和他独特的书法艺术杨尔，方爱龙人们常说“书如其人”，若把这理解为“人品则书品”，“心画见君子小人”，则是荒谬的。但书法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它必然要反映书家的情绪而体现出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也称风格）。这是书家的思想、生活经历、文化修养...     

平淡论诗学观之管窥—兼论“滋味＂说与“平淡＂论的异同

在诗学评论中，批评家们都非常推崇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风力”和“丹采”的融合统一。而宋代梅尧臣却持诗歌贵“平淡”的诗学观点。梅尧臣和钟嵘的主张同是诗歌的审美理想但却相反，这乃是源自他们主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梅尧臣所说的“平淡”更侧重关注人自身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是人生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     

论华兹华斯作品创作中的自我情感因素

本文主要论述了华兹华斯诗歌中，诗人以自我情感为主线的创作风格。诗人通过“自我”的表现方式，使读者产生共鸣，最终达到自我情感与普遍情感的完美结合。     

李大钊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

李大钊的学主张有“先声说”，“为社会说”，“根基说”，“大众说”等要点，李大钊学创作的实绩表现在散，杂，诗歌等方面，李大钊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深受燕赵化的影响熏陶。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眼中有泪心中有梦诗中有画--谈谈顾城诗歌中的绘画感

顾城被誉为“童话诗人”。其诗歌在感观上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久久难忘怀。色彩、线条、质感、虚实等这些只有在绘画中才运用到的技巧，却被用于诗歌之中，从而使他的诗歌作品表现得个性鲜明，风格迥异。     

试论郭沫若诗歌的崇高美

本文试从审美角度分析郭沫若诗歌的崇高美。郭诗的崇高美表现在“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庄严生动的布局”三个方面。郭诗的崇高美是他思想个性、艺术追求和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在现代诗坛上独具一格。     

论真假“权威”──诉诸权威的谬误

1、“反权威”的风气近年来不少知识青年，标榜自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功利”主义者，在他们中间弥漫着一股反权威的风气。他们轻视或憎恨权威，甚至以打倒、消灭权威为荣为慰。每当别人引用权威时，他们便投以不悦的目光，责说：“这是诉诸权威，我们反对！”更极端的知识青年不只不信赖权威和不喜欢受权威的影响，甚至不愿意受到任何别人的影响，认为这样才能够充分发展一已的个性，表现出真正的自我，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其实，要做到不受权威和任何别人的影响，是不可能的。2权威是什么？权威不会犯错误吗？他是真理的化身而不容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