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小说《檀香刑》中的看客心理分析

莫言在长篇小说《檀香刑》中，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所遭受的残酷无比的刑罚，和鲜血淋漓的受刑场面的描写，把隐藏于人们心灵之中的看客心理进行了更为细致和深刻的展示；这其中有看客麻木而“兽性”的欣赏，有统治者自行取乐、渲泄淫威的病态表现，有对被征服者肆意的羞辱，刽子手扭曲的心理展现，使这一民族劣根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莫言通过对酷刑实施过程中看客病态表现的解剖，将扭曲的心灵与民族历史相连结，揭示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表现了作者蕴藏于内心的“人性关系”。     

莫言创作中的身体美学——以《蛙》为例

莫言在创作中非常重视对"身体"的描述,本文以其代表作《蛙》为例,探讨莫言创作中的身体美学。在《蛙》中,有关于"身体"的信号、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以及权力对"身体"的异化,使莫言的作品更加深刻,触动人的心灵。     

鲁迅小说病态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在分析鲁迅小说病态人物形象之前,首先要弄清小说人物病态和纯精神病态的关系。本文所要分析的鲁迅小说人物的病态性格中的“病态”,指的是人物的精神常态被社会压迫扭曲后形成的心理病态,而不是象法国耶勒、美国普林斯、英国麦孤独等变态心理学家所讲的那种纯生理性的精神病态。那种丧失自我调节、自我综合能力的意识分裂,那种纯生理性病态的疯子性格,严格地说不能构成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不能构成审美客体,也很难有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所谓小说人物被社会压迫扭曲后形成的心理病态,指的是小说人物原来是个正常的身心发展健康的人,心理处于常态的人。由于受到病态社会的压迫、迫害,心理发生异变,     

文学的救赎(下)——解读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荣获诺贝尔奖,除了颁奖词言明的,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人们更注意到,莫言创作中那表达"复杂感情"的"细腻笔触",以极强的生命力来揭示中国人的心路历程。莫言是"以文学的方式,成就尘世的救赎"。绝境之人除了祈祷之外,"救赎"就只能靠自己。文学一如音乐,正是孤寂绝望的心灵向往"救赎"的一种手段。     

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差异比较分析

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是有着相同历史渊源的跨国民族,但中缅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淡化了其历史中的共同部分,分别强化了与所在国的历史纽带。这说明对跨国民族认同的把握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中缅德昂族正是通过回溯性历史叙述来区别分布于中缅国界两边而文化边界模糊的群体,通过赋予不同跨国部分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来为心理国界的构建确立历史根源。论证了回溯性历史叙述在跨国民族心理国界构建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寻求理解跨国民族认同的理论途径。     

论葛水平乡土小说的精神苦难

山西作家葛水平,在乡土作品中不仅书写了因物质匮乏造成的生之艰难,也为我们呈现了因各种因素形成的精神上的苦难,主要表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可悲的报复心理,以及俗世愿望的遥不可及造成的心灵之痛,尤其不吝笔墨地诉说了由两性的"性"关系引起的心灵上的痛苦与折磨。葛水平在对苦难的言说与叙写中,把表现的重心聚焦于精神苦难的书写上,写出了一幕幕精神炼狱似的精神状况,以人作为最高价值,表现出人道主义立场的生命悲悯。     

暴力、荒诞与历史显隐——论新时期(1986-2001)小说中的刑罚书写

小说中的刑罚书写绕不开中国新时期刑法的转变与影响.余华、王小波和莫言等作家都在小说中透过刑罚书写呈现暴力,并侧重表现精神的刑罚.对这一现象进行探析,如果将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作为现实背景,那么法律的缺失与文学的填补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莫言发表于2001年的《檀香刑》则以历史小说的形态解构历史,书写重刑的惨烈与人性的幽微.从余华到莫言,文学上趋于频繁的刑罚书写与法律上呈现的"重刑"趋势形成同构与补充关系.从刑罚的几个关键词暴力、荒诞、历史文化入手,能对这一关系有更加深入清晰的认识.     

论莫言小说追求的风格——莫言作品"民间化"的渐变性

莫言的人生经历使他的作品极具个性,莫言的小说运用了很多表现力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浓墨重彩的语言风格,给人以震撼力.他的作品创作追求真正的民间风格,而这点也成为莫言作品风格创作的主要思想和追求目标.莫言的作品正是具备这种独特的美丽,才会使其作品与读者之间产生如此大的共鸣.     

《海上花列传》中的"乡下人进城"叙事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近代都市发展过程中的"乡下人进城"现象,在古典小说原有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做了主题的扩展,增加了对"乡下人进城"后文化价值体系崩塌和心灵迷失堕落过程的记叙,揭露都市文化的畸形与病态,并为"乡下人进城"这一行为赋予城乡文明冲突的内涵,开创了近现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叙事的新传统.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论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

迄今为止,莫言共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形式上各种各样,艺术表现方法多姿多彩,但写作内容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莫言总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这一点,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学高度一致,而且表现出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崇尚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高尚追求。     

文学王国的缔造者——莫言与福克纳比较研究

莫言和福克纳在小说创作中具有多方面的可比较之处。福克纳通过对他的邮票大的故乡小镇杰弗生镇的描写,获得通向世界的通道,福克纳虚构了一个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人们称福克纳的这些作品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个＂世系＂,这个小说王国并不仅仅是当地历史文化、现实的忠实写照,并不仅仅是一般的乡土文学、美国南方文学,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和人类命运的表现。莫言创建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是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致敬,他也描写了故乡从开创到今天的历史变迁,高密东北乡人民多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都得到了艺术的表现。福克纳的历史时间观是向过去看,向历史深处看。他的作品中,＂往昔＂经常是压倒一切的因素,莫言同样有着向后看的历史时间意识。他的历史时间意识与其创作的原始生命力主题是相辅相成的,而莫言小说的生命力主题又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文明批判主题,他将文明置于生命力的对立面,把它看作是一个压抑性的机制,并由此发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从福克纳返观过去的历史时间意识中走出来的人物往往被英雄化或恶魔化,他们怀着单一的信念生活着,遵循着古老的道德观念：勇敢、荣誉、骄傲,他们成为古老的南方的象征,战争与重建的象征。在莫言小说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形象,和福克纳小说中一样,大多是爷爷奶奶一辈人,相形之下,父母一辈的大多数形象则显得毫无生气,他们几乎是为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而耗尽了生命的全部光彩,子孙辈则背负着父辈沉重的人生,带着与生俱来的早熟的忧郁症,宿命地纠缠于上述两种生存状态的内在冲突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和痛苦。莫言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一种隐形的民间集体无意识心理原型和民族民间神话世界。而这种神话模式、神话原型在福克纳小说中无疑表现得更加突出。福克纳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艺术试验主要表现在多角度叙述手法、内心独白、意识流、时空交错、象征等表现技巧的运用上。莫言的小说同样大量运用了多角度叙述、内心独白、意识流手法。福克纳小说的叙述语言往往是一种繁复、复杂的长句式,但又有一种切实、生动活泼的口语文体;莫言的叙述语言同样是丰富、繁复、芜杂的,他的长句式舒缓、厚重,密集调动各种感觉,对读者进行语言轰炸;而他小说中的口语化短句多出现在人物对话和人物独白中,简练、生动、形象、质朴,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气息,是生活化的乡村习语。     

鲁迅创作中的"戳伊杀"意象

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是着意表现扭曲了的孩童形象的先锋.在表现孩童的近20部小说文本中,有2/3篇目中出现的都是扭曲的孩童,已经成为一种原型式的存在.扭曲的孩童意象频频出现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除了愤恨于文化传统观念对孩童的毒害、借以树起社会批判的大纛之外,无疑还隐含了来自其内心深处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创痛,对于深刻地理解鲁迅的整个创作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论鲁迅与莫言在剖析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上的精神传承

作为五四与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的鲁迅与莫言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尽管两人关注中国文化“吃人”意象的立足点不同,创作风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但是他们在对人物深层文化心理的挖掘上,在作品所隐含的现代性思考上,在作品复调形式的运用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是百年人文精神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心理与旅游"文化殖民

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偏僻地区的民族文化被主流文化迅速消解问题,从心理角度出发,认为文化的演化是由外部环境的改变作用于人的心理,并发生价值取向的转变,使得民族文化内涵逐步瓦解,并逐步退出自己的发展历史,而走向消亡。因而通过心理调整这一手段,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新疆乐舞文化成因及艺术形态探讨

乐舞文化是文化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我国民族众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乐舞文化.乐舞文化的形成与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乐舞文化是人们心灵沟通的一种方式,深受人们的欢迎.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地域环境集沙漠、戈壁和绿洲于一身,在特殊的环境和漫长的历史中,新疆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乐舞文化.     

人性与欲望的展示场——解读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

在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中,莫言将一个饱含生活艰辛和社会变迁的故事讲述得荒诞而幽默,为我们展示了人性及其欲望的内在演变规律。这恐怕也正是张艺谋在电影中将丁师傅的"幸福时光"定位为时代变迁中获得的谋生手段和价值观念的缘由所在。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之所以在同类小说中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与莫言在表现人生的悲剧时使用了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有着内在联系。莫言作为一位富有自我个性的作家,其文学创作既注重向人性与欲望等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掘进,又注重发挥其汪洋恣肆的艺术想象力,用幽默的艺术手法,为我们营构了一个值得无限阐释的艺术世界。这恰是莫言的文本世界具有无限阐释空间的缘由——这对读者是如此,对跨界的电影导演更是如此。     

诺贝尔奖无法永远拒绝中国主流

<正>中国作家莫言10月11日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互联网上立刻轰动。按说中国人应以"平常心"看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世界顶级文学成就的相关度,比科学奖在同领域的相关度要低很多。更重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以往表现常有政治化倾向,有点向"和平奖"学。莫言是中国本土作家,也是大陆主流作家,是在中国及世界华人社会被阅读最多的华语文学大师之一。他获奖至少在这一次驱散了中国人心头对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与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对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心理的刻画、对战争荒谬性的揭示,从而使"七月派"的抗日叙事呈现出特有的悲壮、苍凉、沉郁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叙事态度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的文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不言而言：《红高粱家族》中的莫言形象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一文认为,莫言在叙述中以自我感觉代替人物说话,作品缺乏思想。郭玉斌、孟祥中等予以了反驳。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文学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形象中包含作者对全民语和艺术现实的态度。通过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作者形象,发现小说通过鲜活的民间语言,不同叙述语层的交织和多样的评价视角,将余占鳌这样一个本属于历史边缘的人推向历史中心,成功塑造了“我奶奶”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批判了不肖子孙“我”的“种”的退化,凸显了作者对历史及当下的深刻思考。概言之,莫言小说的思想隐藏在其独特的作者形象中。     

从晚明辽东民族格局看"多元一体"理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强调了"历史"和"整体"的观点,为"族别"范式的民族史与民族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理念和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但"多元一体"并非是自我封闭的学说,20年来,它一直在接受学术界的检验,并持续地有所深化和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把"多元一体"理论运用到对东北民族的研究上,最近组织部分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博士生进行了一次学术笔谈,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他们对"多元一体"理论的体会和见解。这组论文为"多元一体"理论积累了来自东北民族、地域、文化的实证性研究案例,有助于推动这一理论的深入发展。本刊编辑部"民族学"栏目特在本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