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猫城记》看老舍早期的文化批判观念

老舍的《猫城记》一直以来都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历史上对《猫城记》的评价也多从艺术上、思想上予以否定，现在的研究多着眼于重新评价上。《猫城记》可以说是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老舍早期的文化批判观念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和封建传统文化，并在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     

老舍的呐喊--从《猫城记》透视老舍的忧患意识

分析了《猫城记》中厚重的时代感、历史感,剖析了老舍不断求索国民灵魂的特质和使命感,力求探究老舍浓重的忧患意识。     

《猫城记》：笑的变异

《猫城记》在老舍的喜剧性小说中别具一格，此前那种借重俏皮语言与招笑动作的表层幽默入了，代之以发自事实本身的深层幽默，讽刺的锋芒由温婉向尖锐，锋芒所指向偏重于文化，性格扩展到社会，文化，历史，现实诸多方面与层次，它以寓言体构筑起一个奇特的象喻世界，以荒诞的形式能及了中国社会与国民性的沉疔痼疾，历史大写意与工笔细描，超越性的鸟瞰与痛楚的体验等，构成了极有强力的叙事空间，无论是其宽广深远的内涵，还是怪诞别致的叙事，都给人以回味不尽的魅力。     

论苏童小说《菩萨蛮》中的反乌托邦情结

《菩萨蛮》是苏童转向现实的代表作,叙述视角独特,内涵深厚。现从＂乌托邦＂的概念出发来解读这部小说,通过分析看出苏童在《菩萨蛮》中有一种反乌托邦情结。在＂反宗教乌托邦＂、＂反阶级乌托邦＂论述的基础上,来看作者的＂反个人审美乌托邦＂情结,而这正是该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作家对人的存在、人的孤独处境的思考。     

乌托邦·恶托邦——《边城》与《围城》的审美意象之比较

《边城》和《围城》在人文景象、爱情观念、生命意识三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边城》描绘的是一个乡土乌托邦、优美的爱情观和供奉人性的道德乌托邦,它是以营造＂乌托邦＂式的边城来呵护人性,以＂美＂的意象来供奉＂善＂人性,《围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混沌大都市、世俗的婚姻观念和亵渎人生的＂围城＂世界,它以＂恶托邦＂形式来考问人性,以＂恶＂的形式呼唤人性＂美＂的回归。     

自觉"求细"--《二马》之于老舍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对老舍早期创作的研究中，长篇《二马》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较之前作，《二马》在创作心态上有显明的发展和超越，这便是创作动机的明确而深刻；忧世伤生作为其创作心理的主导型因素，已牢牢锲入其创作心态，成为推动写作进程的恒定力量。《二马》创作动机和心态上的“新变”趋向，不但意味着文学观念的提升和成熟，而且深深制约着《二马》的文本操作方式，使之在叙事方法和技巧上出现了空前的“革命”色彩：在这个意义上，《二马》应该作为老舍小说创作历程的第一座“界碑”而得到确认。     

关于《双城记》主题丰富内蕴的哲学阐释

暴力与革命,革命者与暴徒,这些概念的涵义至今应当被人们文明地分辨开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曾主宰过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双城记》主题丰富内蕴的深刻领悟。历史的发展的确有暴力的紊乱和干扰,革命也绝不是简单的阶级地位的互换。狄更斯《双城记》留给我们的艺术真谛远不至这些。     

简析《雨中猫》的人称指示语

人称指示语的独特使用是海明威在《雨中猫》中现代叙事手法的重要表现。而通过对《雨中猫》中的人称指示语进行分析,揭示了海明威通过简约洗练的语言风格表达出的深层次文本意义。     

独幕剧场景的多声部祭悼——汪曾祺《八月骄阳》的叙事策略

《八月骄阳》是汪曾祺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的短篇小说,全文仅3200多字,却运用留白的绘画手法和独幕剧的文体形式,以多声部的对话等复杂的叙事策略,以留白和独幕剧形式完成故事的叙事。     

复述中的“修正”与“厚描”——《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合作化叙事经典文本的比较阅读

赵树理《三里湾》（1955年初版）、柳青《创业史》（1960年初版）、浩然《艳阳天》（1966年初版）三部讲述同一个宏观合作化故事,具有近乎相同的叙事结构、叙事元素的作品,在对于＂过去＂的态度,领导者、社会革命、技术革命,斗争对象及其在叙事中的命运,婚恋的意义等四个相同的叙事层面表现出的微妙变化,体现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渐趋峻切的过程及其对于文学话语日渐严密的规整过程。上述作品由此成为映照意识形态自我形塑过程的精神镜像,并隐含着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对话意义。     

想象“革命乌托邦”——30年代左翼小说对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展望

30年代左翼革命小说有些作品描绘了作家想象革命后将来临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些文本所展开的“革命乌托邦”的图景明显是以当时中共苏维埃政权所承诺建立的“苏维埃农村”为蓝本。它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底,但更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着,凝聚了共产党当时的革命政治纲领和革命规划。显示出为中共苏维埃政权张本的征象。在乌托邦精神已成为人类普遍稀缺资源的当代,“革命乌托邦”小说为众人设想美好生活的精神和想象乌托邦的能力仍有动人的光辉。     

论废名小说“梦幻”叙事的审美特征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其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审美特征。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情调以及禅宗式超越的精神追寻，营造出废名小说中一个个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     

论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

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的“秘书专政”现象耐人寻味.革命知识分子因“原罪”而受排挤,因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专政”.其能否发挥作用对革命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四川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四川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导火线;重庆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政变”的预演;川东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川东游击军是川陕苏区即全国第二大苏区最初最早并伴随始终的开创者;万源保卫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取得的惟一一场巨大的胜利;红军长征入川铸就四川成为长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抗战时期的四川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误判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原因分析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正确到失误的过程,即从民主革命时期把知识分子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知识分子判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失误的产生,既与时代环境有关,也潜藏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判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之中。     

《杭州白话报》所刊“演书”初探

＂演书＂是《杭州白话报》上兴起的一种采用白话语改写其他书籍的报刊文体。它利用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特点鼓吹维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宣传工具。它接近小说,但又不是小说,伴随着小说界革命发展起落,它的最终消亡预示着梁启超倡导小说政治化的必然失败。     

从颠覆走向包容——论《生死疲劳》与《兄弟》的“文革”叙事

2006年文坛有两部"文革"作品面世,那就是莫言的《生死疲劳》和余华的《兄弟》。两部作品在创作上也有某种共性,两位作者皆有先锋创作的历史,由此,笔者认为莫言和余华对待"文革"的态度是由颠覆开始转向了一种大历史的包容。     

迎接第二次绿色革命 构建新型农业体系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物经济＂概念与平台的形成与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导致农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最终形成第二次绿色革命。为把握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时代机遇,在比较分析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特点及其功能定位与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新型农业体系＂超农业＂发展观与战略对策。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统一战线,科学发展观,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的三大法宝。新的“三大法宝”是对中国革命时期“三大法宝”的继承和超越,是时代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运用新的“三大法宝”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