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偶然性:人工智能时代科学研究的尺度

人工智能技术对科学研究的结构性嵌入,正在消解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张力。智能技术对科学研究偶然性的悬置,用技术的有限性替换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科学研究的客体主体化,彻底将人暴露于自我消解的危机之中。重构科学研究范式,重塑科学精神,使人重获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是人工智能时代科学研究的现实选择。     

我国建立科研用试剂核心技术标准和质量控制平台

科研用试剂是科学研究中的必需和关键物质基础，在生命科学、新药创制、新型材料、新能源、食品、环境等重点领域科学研究有广泛需求，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证。科研用试剂种类多、应用广、质量要求高、更新换代快、工程化和标准化难度大。我国科研用试剂总体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核心基础有机科研试剂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枸杞园生态放养乌骨鸡示范

甘肃省星火项目枸杞园生态放养乌骨鸡示范（编导5HF066－A91-011-03），由甘肃条山集团农林科学研究所主持完成。在枸杞种植园内生态放养乌骨鸡，以优质枸杞果、叶及行间优质饲草为原料，使资源、生态、环境、效益协调统一，林、牧、草业有机结合，生产出营养丰富，品质优良，集食疗、保健于一体的绿色无污染乌骨鸡。     

早熟高产抗病甘薯新品种——龙薯9号

龙薯9号系号120—2，是福建省龙岩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98年以岩薯5号为母本，金山57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选育而成的甘薯新品种，具有早熟、高产、抗病性强等特点。该品种于2004年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掘起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本文立足史料对浙大这段时期的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概述，并分析了浙大科研成功的三方面原因：其一，缘于浙大独特的内迁路线所提供的相对稳定的外在环境；其二，在于浙大以“求是”为核心形成的浓厚的校园学术气氛；其三，归于校长竺可桢的杰出才能和优秀品格。     

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本文发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对世界结构的依赖性的观点，提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学循环。在对主体间性原则、实验原则和可重复性原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这些貌似不证自明的原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观假定，揭示了这些原则和假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学科评估中的误区与矫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实现跨越式突破，各个高校在“学科建设”的口号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科研”活动。专科学校升本科，本科院校争取研究生学位授予权，普通院校组合升重点院校，名牌大学创世界一流，地方大学争国内领先，等等。然而，各个高校都非常明白，这些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必须抓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上去了，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为了抓科学研究，相当多的高校实行了科学研究的量化管理。这种带有实证性的量化管理有一定的科学性，它一方面以数量的方式来调动和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打破了传统的吃“大锅饭”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也以实证的方式做到了客观、公正和公平，使科研人员有了明确的目标和研究方向。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茶树新品种——桂绿1号

桂树1号是广西桂林茶叶科学研究所于1986-2004年从浙江黄叶早有性群体种中采用单株选育法育成，2003年3月获广西成果登记证书，2003年6月获得广西农作物品种合格证书，2004年6月获得国家农作物品种鉴定证书，2005年获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70万元经费的支持。     

科学研究中事物模糊性的哲学意蕴

本文以唯物辩证思维与科技发展趋势的视野，详细分析、论述了科学研究中事物现象模糊性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模糊数学的辩证思维与哲理、模糊性与随机性相互渗透、模糊性与精确性的两重性与统一性等方面的哲学意蕴，指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与研究事物、现象的模糊性，有助于科学研究中更深入地探讨与刻画模糊性，以得出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结论，并推动模糊数学这一新兴学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交叉领域更广泛地应用。     

从“科学研究纲领”到“科学研究传统”——劳丹的非本质主义哲学观

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及其与"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根本上未摆脱本质主义,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传统"表达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这不仅使劳丹回避了库恩和拉卡托斯所遭遇的困难,而且为科学哲学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就全面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而言,思考与"科学研究传统"相关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纲领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

本文介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情人，然后是经济学家们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进行的诸多批评。面对这些批评，经济学家对待研究纲领有着十分不同的态度。     

原子论方法与系统论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原子论方法与系统论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主要特征、应用对象和条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对两种方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本文认为，由于两种方法内在特性的差别，决定了它们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性。系统论方法较原子论方法更适合解决现代科学研究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代表了方法论发展的新特点。但也不能否认原子论方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有系统论方法不可代替的作用。     

化学物污染导致男子女性化

由于环境中化学物的污染，包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中的雄性性器官和生育能力都受到影响，导致雄性变得越来越“阴柔”。科学家综合了世界各国250多个科学研究结果。发布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最为详尽的研究报告。     

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及其影响

科学研究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现代社会由于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需求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科层化，使科学研究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科学研究的制度化表现为科学研究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中心，科学研究的组织化，科学体系与社会其他体系相互依赖这样的特点。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既保障了科学研究的高效、有序、稳定的进行，以满足现代社会对科学的强大需求，也使科学研究受到制约和限制，出现制度与个体自由创造性之间的矛盾。     

自然科学领域著名期刊简介——Nature及其姊妹刊

Nature杂志发行 13 5年来一直是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之一 ,其 8种姊妹月刊和 7种综述性期刊也是科学研究成果报道的前沿阵地。本文旨在介绍Nature及其姊妹刊的办刊宗旨、征稿要求及评议程序 ,以期使大家更好地了解Nature系列期刊 ,提高投稿率和录用率 ,把我们出色的科研成果展示给世界 ;并希望通过阅读Nature系列期刊 ,把握最前沿的科研动态 ,加强我国科学家与世界科学界的联系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湿地功能与湿地科学研究的方向

湿地是由陆地系统和水体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湿地具有的特殊性质即地表积水或土壤饱和、淹水土壤、适应湿生环境的动植物,是湿地系统既不同于陆地系统也不同于水体系统的本质特征.湿地具有物质"源"、"汇"及"转换器"的功能,一般认为湿地是二氧化碳的"汇"和全球尺度上的气候"稳定器",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目前,要加强对湿地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对湿地的功能有明确的认识,清楚湿地科学研究的方向.     

高产、优质、大铃、抗病杂交棉——湘杂棉10号

“湘杂棉10号”是湖南省棉花科学研究所选育的陆地中长绒杂交棉品种，其母本是优质、高产的“鄂抗棉7号”的选系，父本是自育的长绒棉品种“湘X309”。“湘杂棉10号”于2001年配组，2002年参加课题组优系比较，2003年参加湖南省棉科所优系比较，2004～2005年参加湖南省品种区试，2006年2月通过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和命名。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六）：科学文化学：探寻科学的文化本性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走过的三十年，正是中国元科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来，《自然辩证法通讯》对于中国元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起着见证和记载的作用，更是起着引领和推动的作用。如果说，《自然辩证法通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的定位，以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史”栏目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在中国发展的话，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