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玉米惹争议

<正>2009年10月,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的国家。证书批准后,围绕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争议,迅即在业内发酵。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通过社会调查的数据来分析和探讨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的关系,其基本结论是:大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比较模糊;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是比较谨慎,公众的教育水平、成长环境、职业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的相关性显著;公众态度、利益选择、对决策的看法能有效解释和预测公众的行为。     

谁在判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是否安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群体素描

作为判断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法定权威机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本研究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得了1997年至今全部七届委员会成员名单,并通过互联网检索获得了委员相关信息。对该群体历时性的比较统计分析发现:(1)典型的安委会委员为毕业于精英院校、拥有博士学位和正高级职称、49岁左右的中年男性;(2)委员们聚集于少数城市的少数机构;(3)随着安委会的职业构成从科学家与政府官员共治转变为全部由科学家组成,安委会从一个具有一定决策功能的多部委技术协商机构演变为纯粹的技术咨询机构;(4)安委会中,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持乐观态度的专业群体一直占据人数优势。2009年底的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事件触发了安委会改革,但安委会仍存在专业构成不均衡、独立性不足、透明度较低等问题亟待解决。     

理工科研究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的再调查

为了进一步研究理工科研究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变化,继2010年12月调查之后,2013年6月随机调查了490名理工科研究生,结果表现出新特征:除了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仍旧保持较高程度的认知,共有78.02%的人持"谨慎支持"或"中立"态度,持绝对"支持"或"反对"的比例较小;在价格相当时优先购买传统食品的比例由99.30%下降到77.29%;降价对消费倾向影响较大,当转基因食品便宜40%时总计会有61.12%的人购买该类食品,但仍有11.84%的人表示价格再低也绝不购买转基因食品。分析结果表明:理工科研究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较为理性;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于转基因生物认知态度有重要影响;多数人对转基因生物持支持或谨慎支持态度;价格因素是影响消费倾向的关键因素。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从1983年转基因烟草的问世,到1996年转基因作物全球的商业化种植,基因工程为多个领域尤其是食品领域带来了深刻的技术革命。转基因生物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转基因技术可用来改变植物的某些遗传特性,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为了从学理上加深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决策及其产业化等相关方面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国内转基因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为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于2012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共同主办"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     

转基因技术的“深”技术特征分析

相比于孟德尔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深的解释层次,是"深"理论;相比于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物种的"高"干预和"强"控制,已经对自然物种造成了本体论影响;相比于杂交作物,转基因作物具有"极高"的人工性、"极低"的自然性,已经是整个的人工生命了。因此,从技术的科学根源、技术控制自然的"强"度、技术人工物的人工性看,转基因技术具有"深"技术的本质特征。     

理工科研究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的调查

通过对928名理工科研究生的调查结果,他们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知,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态度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分歧: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科学研究持"支持"和"谨慎支持"意见的比例共计为75.2%,而持"反对"和"谨慎反对"意见的比例也占到20.6%;在价格相当的前提下,表示"会优先选择传统食品"的比例为99.3%,也有12.1%的人表示即使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再低也决不会购买,比例均与欧盟、美国和北京普通社会公众的调查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徘徊在转基因面前的俄罗斯

<正>俄曾"封杀"转基因尽管,俄罗斯用转基因技术种植农作物指日可待。不过,俄罗斯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曾多次出现反复。一直到2012年,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莫斯科、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库尔干等5个     

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90后”的袁隆平

2011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杯CCTV2010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着"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之称、年已八旬的袁隆平先生荣获"特别大奖",以表彰他多年来在农业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领奖台上,主持人对他说,人生七十才开始,您还年轻,今后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转基因作物决策30年:历史回顾与科学家角色扮演

本文着眼于1986年以来我国转基因发展现状和科学家在转基因决策中的角色变化,将我国转基因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并从转基因风险不确定性程度、价值共识程度和转基因安全评价与决策等角度论述了各阶段转基因决策议题的特征,从科学家与高层决策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等角度论述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研究显示,在转基因决策中,伴随着转基因风险认知的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共识程度的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不断多元化,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逐步明确。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我国生物材料专利制度发展及其现状分析

20世纪最后10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重要农作物和微生物基因组计划的实施，转基因羊“多莉”，转基因大豆、水稻等一系列重大生物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基因工程及其和应用科学快速发展。以生物材料（生物材料特指任何带有遗传信息并能够自我复制或者能够在生物系统中被复制的材料）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之一。生物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四月的金陵,春暖花开,景色宜人。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4月14日-16日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开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农业哲学专业     

转基因食品恐惧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自1994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西红柿投放美国市场以来，转基因食品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基因技术应用的产物，转基因食品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喜悦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恐慌和疑虑。如何消除对转基因食品不必要的恐惧，以更快地发展转基因食品，是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技术恐惧角度分析转基因食品恐惧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透视转基因食品

按照我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承诺,自2002年3月20日后,国外的转基因食品会不断地出现在中国消费者的面前。然而,国内很多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性知之甚少。转基因食品真的是像某些人所称的那样绝对有利而无害吗?本文试图从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危害、生态环境危害、生物多样性危害以及经济贸易危害等四大方面分析其潜在危害性,并针对现有的相关对策进行思考,以期引起大家对转基因食品的警觉,慎重对待转基因食品。     

从“人类起源之争”到“转基因食品大战”——关于“科学论战”在中国的思考

"科学论战"是由"科学"引发并主战一方的学术论战乃至社会论战。梳理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两场"科学论战"——"人类起源之争"和"转基因食品大战",及其中中西方学界,科学与人文领域学者,科学家与大众等群体间的差异和对话,发现论战背后的"利益共同体""民族主义""对话机制"等问题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曲折发展引人深思。     

转基因技术之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分析

比较分析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存在的"原因"——"四因"后发现:在质料因上,传统育种技术是"选择"好的质料而转基因技术是"制作"新的质料;在形式因上,传统育种技术是"改良"自然物种形式而转基因技术是"创造"人工物种形式;在动力因上,在传统育种技术中人力是"助推力"而在转基因技术中人力是"主导力";在目的因上,在传统育种技术中内在的目的依然剩余不少而在转基因技术中内在的目的正在被人类的外在的目的所取代。由此,传统育种技术培育的作物依旧保留着不少内在的本性,而转基因技术培育的作物的本性主要是由人类外在的赋予的。因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具有本体论上的本质性差异。     

转基因农作物现场快速检测技术集成与转化

截至2010年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已达1．48亿公顷；随着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的实施，更多转基因新品种进入商品化阶段。我国是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大国，年进口近5000万吨，加工品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