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     

论王昌龄的贬谪心态

王昌龄在长期的贬谪中,虽有凄清幽怨之情,但由于对忠信节义操守的信奉,对入世功业的坚执以及对大道玄化的体认和世外境界的向往,使他不断地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从而心态变得开朗而豁达,自信而超越,深情而飘逸;同时,也使得他的心态变得近乎荒诞,即对入世的功业理想越执著,则对出世的虚无向往也就越强烈,二者相反相成.这又是他盛世中功业报君理想的坚定性与长期论弃蛮荒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所致.     

“英雄”：从观人学到古代诗学的范畴研究

古代诗学范畴多来源于观人学。“英”、“雄”、“英雄”就是其中之一。观人学的标志性著作《人物志·英雄》从语义发生学角度阐释“英雄”概念,将人的才性析解为聪明（英）、胆力（勇）,认为“圣人淳耀,能兼二美”,达到“化境”。古代诗学的“英雄”及其衍生范畴如英分、雄分、诗胆、诗力、魂魄、变化乃至于“才胆识力”等,都是在运用观人学原理探索诗歌规律中不断升华与深化的,反映了中国人的英雄崇拜意识与生命意识,从而使得古代诗学更加具有民族文化的特色。     

论文化诗学的价值向度

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是可能且现实的,它旨在解脱诗学的现实困境,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文化诗学有其存在的根据、存在的形式和功能价值.对诗学自律与文化他律的研究后,我们认为它还应有文化批判的价值向度,并主张诗学家与诗人一起追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和人之存在的终极价值.     

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

文化诗学不只"是一种实践",而是一种文学新论.它是学人从文论高度对时代需求做出的适时回应;它是文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文论跨上更高台阶的一个进步;它较之过去已有的文论具有更为深刻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实践经验及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也要求学人对这一新论进行学理的阐明与论证.     

精神家园与文化回归——台湾歌词创作的文化诗学特征之一

台湾歌词在所构筑的家园意识和故乡憧憬中,承载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感情信息.无论是本土的"孤儿意识"还是外省的"羁旅意识",在歌词的创作语境里,都是在放逐的意义上继承着中国文学与中国的传统.无根的浮萍,在这里可以找到暂时的灵魂的栖息地.它既是特定时期精神飘流的象征,又构成了放逐诗学中的一种重要模式.     

对作为可操作的“文化诗学”的理论阐释

“文化诗学”在学理上有多种思想来源,较难对它进行理论定位.可如从其批评实践上,则能看出它有三个要义:一是注重大众性情;二是注重话语权力;三是注重震颤效果.对历史现实的关注是其批评观的重要表现,循着知识话语的权力走向,瓦解历史与文本的界限,产生了各种撼动常识层的功效.“文化诗学”在学术系谱上多种倚靠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灵活性,在表层上似乎适合中国语境,可实质上由于中国文化没有能产生真正结构力量的知识生产主体,“文化诗学”的操作观仅有启发作用.但以这种启发过程为契机,其牵动的思想方法特别是追溯话语权力的走向却又能告诉中国学人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基础工作要做.     

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重构——评万伟成《观人诗学》

当今中国文论界有两大热点问题,即“失语症”问题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尽管这两个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论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目标的途径却有所不同。“失语症”论者在批驳当前文论话语完全西化的时候,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却恰恰是他们所反对的西方文论话     

论钱钟书中西互证的诗学研究理路

对于以西释中的阐发式研究而言,钱钟书中西互证的诗学研究理路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其最终旨归是以正视和尊重差异性为前提的"打通",即通过中西诗学的交流对话凸显出"万殊"之处背后的"一贯"之理;其实现途径是超越了中西比较层面的"比照",即将中西诗学话语聚合于同一平台之上,使其围绕着相关话题自然而然地产生碰撞和互动,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和创新。     

“遗民诗学”的亲证——王国维的精神变迁与情感归属

在所谓“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历史境遇中,传统诗学内部成长了一种强调人格挺立、情感廉贞的精神与审美诉求,召唤乱世中的忠诚与坚守,召唤坚硬、阳刚、倔强、精气饱满的诗性与主体性,即使在哀歌式的吟唱背后,也隐含一种豪情和悲怆,一种文化的自挽与自励,彰显出诗学特征和情感特征的高度一致,“道德的正义”与“诗歌的正义”的合而为一,高亢、纯洁、激昂、压抑、悲恫,此所谓“遗民诗学”是也。王国维以生命诠释并且亲证了这种“遗民诗学”,其精神变迁与情感归属,表征着近代历史的复杂,以及此一沧桑境遇中人道的艰困与暧昧。     

文化诗学之道

文化诗学的＂文化＂是人不断培育自己的＂文化＂过程,不仅是文化成果。以＂文化＂本身作为立论依据是文化诗学的主要特征。由此人与诗、文学与现实、各种文化形式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因而＂相互建构＂是文化诗学的主要课题。将人作为艺术品来建构,是文化诗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文化诗学的神韵所在。     

试论文化诗学的存在意义与实践原则

近年来,文化诗学复出并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绝非是历史的简单循环,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研究实践的必然选择。文章深入分析了文化诗学方法走向兴盛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强调了文化诗学方法更能植根于文学本体真实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意义,并从文学性和具体性这两个方面探讨了将这一方法的理论优势落到实处的基本实践原则。     

评美国学人的文化诗学论

在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意识被淡化甚至被驱逐的20世纪的美国坛上,化诗学论们重新张扬了历史意识,强调了化系统对于社会及学构成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坚持恒动的社会历史观、本主义的化观及社会与学的互动、互构说,是此论已经呈现出的理论精神之所在。此论论既吸取又间离于多种化新说,但还未能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大厦。     

诗学探索的新里程——读徐有富教授新著《诗学原理》

正如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所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我国现代特别值得注意的诗学理论著作当推著名诗人艾青撰于三十年代、而于1941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的《诗论》。该书包括《诗论》、《诗的散文美》、《诗与宣传》、《诗与时     

论诗歌史上以前人诗句为题创作模式的形成

以前人诗句为题写作是诗歌史上比较特殊的一种现象。写作技巧的成熟和对艺术的主动追求是促使命题作诗写作模式出现、兴盛的主要原因。以前人诗歌成句为题的现象则是在命题作诗的特殊形式———模拟写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题目诗化的时代风气是其出现的促成因素。以前人诗句为题的写作模式与"赋得体"的概念有交叉之处,但两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论《哭吧，亲爱的祖国》的空间政治书写

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结合南非白人作家艾伦·佩顿的小说《哭吧,亲爱的祖国》中对土地所有权的隐喻,分析该小说的空间政治书写。旨在从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三个层面,进一步揭露南非黑人受制于白人主流群体的悲惨命运：种族“空间表征”迫使押沙龙服从审判;阶级“空间表征”令矿工们的罢工和抵制公交车与改造棚户区等反抗行为显得不堪一击;格特鲁德深受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压力,最终放弃成为修女的想法,迷失在白人所建立的“表征空间”;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空间表征”的规训下,为解除黑人在场却失语的状态,押沙龙、格特鲁德和普通矿工等人向白人发起挑战性“空间实践”,但这种挑战性“空间实践”是有局限的,他们最终还是回归规训性“空间实践”。     

论汤鹏及其诗歌创作

汤鹏是近代经世派之一,他在政治上主张变革,文学上主张为政、修身、文章三者贯而一之。其诗歌创作无体不工,作品古朴深厚,多怀古刺今,反映现实,抒发幽愤。其整体风格是雄健苍劲,爽快流宕。     

“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聚集了来自国内著名高校设计史研究领域的众多知名专家。会上,专家们就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诸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试论宋人对韩愈“以文为戏”的接受

宋人诗文中“戏作”之多,实属空前,恐亦绝后。这不仅与宋代的社会环境以及文人心态有关,而且与宋人对韩愈的“以文为戏”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韩愈的这种创作理论与实践深深地影响了宋人,并且,通过宋人的接受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