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为本＂——况周颐＂重拙大＂新论

况周颐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词论家之一,他在《蕙风词话》中提出的重、拙、大理论是以"真情"为生发点的,他所言及的"重、拙、大"范畴也必须由此点来解释才能融通,这是与作者的思想经历紧密相联的。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黄娥《仕女图》与＂三妇艳体＂——兼论文学史上的群体排列描写现象

黄娥《仕女图》以曲记画,其体甚新。它吸收了《尚书.顾命》"一人"、"一人"的排列叙述方法,而摒弃其滞拙与枯槁;吸收了民歌及文人拟作"三妇艳体"写法,而摒弃其狭邪与庸俗;吸收了韩愈《画记》与《南山诗》的赋法技巧,摒弃其光怪陆离与雄奇恣纵。以无首无尾、不主故常、赋法为曲、化俗为雅等,表现了一个具有多种文艺修养的女性文学家的高雅的审美情趣及精湛的散曲技法。     

论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贯穿于他们的后半生。郭沫若也是毛泽东诗词的权威的注家和解说者。诗词是郭沫若与毛泽东政治交往的方式,也是他们情感联系的渠道。郭沫若在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往中的确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研究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应该将它们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进行正确的认识与评价。     

论李白诗歌抒情主体的统摄与游离

李白诗歌抒情主体常常围绕着三个方面的关系活动：时空关系、物我关系和行藏关系。这三者关系的融处,使得李白诗歌抒情主体顺着个体经验的曲线向前蜿蜒迈进,在抒情主体的主张与对话、紧张与游离中,构成其诗歌抒情的戏剧化内质。     

李白的长安体验(上)──关于两度进京说的诸问题

在李白与特定地域的关系中,李白与长安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断定,他壮年期直接体验了光荣和失意的长安这个都市,──与作为新移住者之子开始自我醒悟、并送走了他自负和曲拆之青春的蜀地,以及在渡过其不遇晚年之大半、终于选择了作为坟墓所在的皖南之地等等一起,－－xx于考察他的生涯和生存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白一生理想的生存状态首先是建立经世济民的儒家式功业,而后期待着隐逸求仙的道家道教式的自由阳］。既然如此,在其第一理想之实现场所的长安的诸种体验,一方面必然性地与其第二理想之实现场所的山林、…     

谈郭沫若早期“自我小说”的审美追求

郭沫若是"自我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强调感情的抒发,注重灵肉冲突的描写,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结构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这种审美追求是由强烈表现自我的创作个性所决定的。     

＂产学研合作研究＂专栏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促进科技与产业结合，架起高校、科研单位与产业紧密联系的桥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同时，也给广大从事产学研合作的工作者、研究者、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河南科技》杂志社、河南省科技创新促进会、河南产学研合作促进会联合开办“产学研合作研究”专栏，特面向全国广大从事产学研合作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企业等有关单位征稿。     

微软的＂政治觉醒＂及美国企业的政治行为特征

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企业为了改善其公共政策环境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是通过影响政府官员使其按企业的意愿行事而确保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对其经营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企业的政治行为在西方国家就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对企业政治行为持开放态度的国家里，企业的政治文化非常浓郁。     

剑骨诗魂——李白与龚自珍诗歌中剑意象之比较

在中国文化中,剑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李白与龚自珍的诗中都多次使用了剑这个意象,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遇的不同,剑在两人的诗中又显现出不同的特色。李白的剑是对建功立业的向往,是侠客的标志,是自由个性的体现,展示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龚自珍诗中剑和箫并用,体现了诗人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构成了龚自珍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