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学中的灵感论

王夫之非常重视诗的灵感，他常用“兴会”、“即景会心”和“现量”等术语探讨灵感问题。在他看来，灵感是诗人即景会心、意无预设、呈现神理的创造性直觉。灵感具有突发性、直觉性、创造性和言与意的统一性等方面的特征。王夫之的灵感论散见于其诗学论中，与他的哲学思想、诗学观念和诗歌鉴赏经验相贯通．显得微妙、深遂而又富于创见。     

论王夫之的文学史观

王夫之的文学史观以《诗经》为文学史源头,以汉魏诗歌为最高宗尚。船山认为诗歌自六朝以后开始衰颓,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在论及文体的源流正变时,他更关注的是抒情诗体的演变;在王夫之看来,文学发展原因包括内、外因两个方面,内因主要是由心生发的人类同情和《诗经》蕴含的＂乐语＂精神;外因主要包括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以及重要理论家、作家对文学的影响等。船山因其明遗臣的身份,其文学史观也浸染了他对明亡的深刻批判、反思以及巨大哀痛。     

综论林庚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

林庚先生毕生创作并潜心研究中国诗歌,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诗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提出的＂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的理论创见,丰富了对于中国诗歌民族形式的理性认知,并为格律新诗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石;他在＂楚辞＂、唐诗和诗歌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开创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新局面;他人格精神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下中国诗界也具有示范意义。     

王夫之诗学"一意""一笔"论新识

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历来是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艺术表现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独特新颖的意见,其中之一即是著名的"一意"一笔"说.这个诗学见解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是别具一格的,是联系船山诗学"以意为主"和"诗道性情"两个命题的内在枢纽,旨在创造一种纯净的诗美.     

王船山的《中庸》新解析——以与朱子解析的比较为中心

文章探讨了王夫之的中庸解析,通过与朱子解析的比较,研究了王夫之解析的特征。王夫之首先探讨了中庸是什么。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王夫之认同朱子对中的解释,但对朱子＂不偏不倚＂是未发之体,＂无过不及＂是已发的作用的说法表示反对。王夫之在未发或已发时,中都是本体。另外朱子说中和之中是本体,时中之中是作用;王夫之则认为中和之中、时中之中都是本体。总之,王夫之主张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本体。王夫之对朱子＂庸是平常＂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说在朱子之前没有＂庸是平常＂这一说法,而且古文献的庸字都是指作用,所以王夫之认为庸是作用的意思,在其理解上,中庸是中的作用。此外,对于《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解析,王夫之的主张如下：1.命不是命令,是法度。2.性和道是人性与人道,不包含物性与物道。1）物性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性。2）物道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道。3）尽物性是尽人所赋予的物性。4）尽人物之性是在＂志可动气、气可动志＂限度之内的。3.教是中庸的核心,教的具体内容是礼。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诗学平行对照原则实质探析

平行对照原则是洛特曼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该原则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立场出发,揭示了诗文本所具有的系统构建能力,形式和意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诗歌＂微言大义＂的内在机理。该原则认为,语法成分和语义成分在诗文本中变得能够相提并论、相互对立,都参与诗歌含义的构筑;该原则是对雅可布逊的诗学等价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它包含认知因素,具有辩证性和很强的操作性,对诗歌的语言学和文艺学本质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文章之道各自有宜--谈王夫之论诗体

王夫之论诗体，一方面从纵的角度通过诗歌与其他体裁的比较，道出了诗歌的内在本质与文体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横的角度通过诗式之比较，肯定古体诗，否定律诗。他对诗体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诗学价值观和美学观。     

浅论“诗可以怨”观念的传承与流变

＂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梳理这一诗学源流传承和流变的历史脉络,从而凸显其重要价值。     

王夫之意境论的诗学意义

王夫之"情景"论在其诗学体系中主要讨论的是诗学意象论,其诗学意境论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象外"论的研究来体现.正是以情景关系的全面阐释而构建的意象论为基础,形成了以"象外"论为核心的意境论,实现了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继承、突破和超越,使得王夫之意境论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     

“诗道性情”与“才子文心”——王夫之与金圣叹诗学思想辨析

选择王夫之与金圣叹的诗论思想为比较，是因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两种貌似不同的诗学理论：金圣叹以分解法论诗，强调诗的起承转合的文法；而王夫之则反对格套法式，主张情景交融，即景会心之作。但这两种相对的诗论，实则共同体现了古典诗论的基本精神，即有法与无法的体用不二之说，是乾坤之道在诗学领域中的体现，终而同归于易，二者互参，更可加深对古典诗学精神的理解。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比较全面地关注诗歌活动中包括作者和读者双向主体的价值，既注重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审视，又重视从接受主体方面加以观照。这就使其生命诗学观趋于完整性，从而弥补了以往诗学偏重于作者创作方面论诗而忽略在读者接受方面论诗的缺憾。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切入到生命的视域，其主旨在于提升诗歌的品位，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教育作用。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对“兴观群怨”、“兴会”、“人格”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理解和独到阐释，于此对前人的生命诗学是有所充实和超越的。     

试论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八蔽”说

从梅曾亮诗集自序中提出的＂八蔽＂说出发,来论述其诗学思想。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其核心是真实,写景状物要真,思想感情要真,评品作家作品要真,这是他超越桐城派的地方,因为桐城派中人从来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其次,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干预现实,要有用,要有讽喻教化作用。这一思想也超越了清代前期的诗学思想,清代前期的四大诗歌流派——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大多从艺术上论诗,都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诗歌的真实性,现实性,这可能与梅曾亮所处的嘉、道时期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无关系。再次,是强调艺术规律,如文学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问题、体势问题。最后是作家的修养问题等。     

钟嵘诗学对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发展的影响

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 ,在《诗品》中 ,钟嵘否定和扬弃了政教中心论的诗学传统 ,创立了审美中心论的诗学体系。钟嵘诗学对唐宋至明清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即从诗歌理论、诗歌评论方式及诗话写作格式三个方面 ,深刻剖析了其影响所在     

浅议方回的宋诗观

方回,宋末元初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的诗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宋诗的推崇：＂宋诗学唐而过之＂。在其著作《瀛奎律髓》尤能看出他的的宋诗观。     

论嘉道学术精神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嘉道时期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绵延两千年的传统学术发生着裂变重组,诗学思想也随之悄然变化。与学术精神的经世致用相联系,嘉道诗学突出诗歌的社会现实性;同学术的兼容、开放相一致,嘉道诗学不仅是对古代诗学思想的多元继承和总结,而且为诗学的近代化打开了疆界;和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相一致,嘉道诗学在士人人格崛起的基础上,强调“诗与人为一”的本质论;和创新的学术追求相一致,嘉道诗学倡导求变开新。     

杜甫“同谷诗”与同谷唐宋评杜诗碑——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一

＂同谷＂是个历史地理概念,史载其存续于西魏至明初的七八百年间;杜甫＂同谷诗＂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同谷唐宋评杜诗碑的诗学价值在于：开阔了人们认识杜诗的视野,增加了后世对杜甫同谷诗的审美体验,人们依此可以感受到自江西诗派以来,杜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从宏观到微观的影响。     

论唐湜的“合流诗”主张及其艺术效应

唐湜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尤其是他的诗学研究,为九叶诗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其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倡导"合流"的现代诗。可以从诗歌历史、诗歌本体及学术特征等方面对他的这一主张进行一些打量,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一诗学主张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诗学价值。     

论艾略特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

艾略特以＂非个性化＂理论为中心的象征主义诗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这些背景包括他个人的宗教家庭出身和后天所受的哲学教育,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英美诗歌传统的影响等。考察这种影响和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对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作更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