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中文理性瑕疵与散文化诗句得失谈

在李白的名作《蜀道难》中,大量搀入三言、四言、五言诗句及散文化句式,不但使诗歌更显潇洒灵动,且在音律上也十分和谐。这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六言句式及其韵律节奏均包蕴于七言诗体裁之内;九言及一些散文化句式可分解为七言和七言所包容的句式。但该诗存在主客体角色及空间位置转换上混乱不清的现象;而连续两句以上的四言诗句式搀入七言诗中,超出了七言诗的体裁规范,破坏了七言诗语言结构和韵律节奏,影响了该诗的艺术价值。这些都成为《蜀道难》这一壮丽诗篇的微瑕。     

“欢”的平仄

“欢”即壮族山歌,壮人最爱唱,也最爱听,不论男女老少,差不多人人会唱。“欢”容易编,容易唱,也便于记忆。为什么呢?因为“欢”讲究平仄,富于韵味,很动听,易上口,听了难以淡忘。下面讲它的平仄。“欢”有没有平仄,就看出这些“欢”编得对不对,好不好;要是“欢”没有平仄,就难唱,难听。所以,平仄极为重要。各种“欢”的平仄是不一样的。这里讲五言四句、五言六句、七言四句和七言二句等这四种“欢”的平仄。     

绚丽多姿的上思壮歌

壮族民歌千姿百态,丰富优美。广西邕江以北壮族地区的壮族民歌以五言“欢”为最普遍,有五言散歌、五言组歌,五言勒脚歌、互言三里欢、五言排歌等等;邕江以南南部各县以七言“诗”为最多,有七言两句“诗”、七言三句“加”和七言排歌等等。而上思县虽属南部,但它的壮歌种类和艺术形式比南部其他县都多,值得介绍。     

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策略——叶适的一个检讨

今人研判宋儒对佛教的态度不外三种：一是排佛,二是吸佛,三是表面上排佛、背地里吸佛。而叶适认为,宋儒的佛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处理佛教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策略,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望而非之”“尽用其学”“以其意立言”。叶适对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策略的检讨不仅展示了自己思想观念的独特性、健康性和智慧性,而且为理解周孔以后的儒学纯正性、宋儒在整合儒佛关系中的作用及限度、儒学与佛教在宋代新儒学中结合的形式和程度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统合儒释的文化贯通——柳宗元与佛教论略

柳宗元今存有关佛教的文章30余篇,以至多有评者认为柳宗元是佛教忠实信徒。柳宗元好佛既有家庭影响,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更有个人对佛教独到的见解。“好佛”是为“求道”,“好佛”是为“统合儒释”,同时也反映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的碰撞。     

试论佛源外来词汉化的步骤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土,在佛教逐步由印度佛教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大量佛源外来词被译借到汉语中以后,从词形到意义都受到汉语词汇规律的制约,逐步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佛源外来词的汉化,一般有“双音化”、“意译化”、“定型化”、“多义化”、“世俗化”、“词素化”等步骤,具体一个佛源外来词可以经历多种步骤,但不一定要经历以上每一种步骤。     

马一浮的易佛融通论

马一浮深明易道，精通佛理。他以“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为易之宗旨，引用三观、二谛及“三大”释易。他对乾、坤、艮等卦的解释，是他以《周易》统摄佛教义理的思想的反映和展开。他引佛教“四智”及“三身”义，对德业进行了深入解释。在马一浮看来，《周易》之道甚大，他分“十重大义”、“十种大义”对《周易》之为“大”进行了解释。马一浮以佛释易，援佛入儒，极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理论视野，实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融通。     

从汉文文献中“活佛”一词的由来、涵义看佛教中国化

“活佛”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发生联系的一个词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对该词的产生时间、含义、由来、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南宋时期产生于江南地区的“活佛”一词有着深刻的历史与中国本土文化渊源。北魏、东晋时期,佛教高僧为协调佛教与王权的关系,曾基于弥勒下生信仰、化身理论和神通思想,将佛与君王等现实人物加以对应。其后,弥勒下生信仰与本土神仙思想发生衔接和融合,民间不断出现自称弥勒佛的现象。唐中期以后,禅宗众生即佛的思想推动这类现象进一步本土化,契此和尚信仰、定光佛信仰、吴生佛信仰相继兴起,“生佛”一词开始流行并派生出“活佛”一词。从很大程度上说,“活佛”一词的产生正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有力例证。     

般若“智慧”与佛教人生

佛教“缘起性空”的般若观是佛教的基石，它用“智的直觉”达到圆教阶段的涅柴法身，其依据是“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人性观。佛教这种将人性神性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般若化的自负、消极的人生观。     

法门寺：寺院经济的缩影

原始佛教本与钱财无关，但传入中国后境况却大不相同了。唐睿宗时，一位右台殿中侍御史描述佛寺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在当代中国，佛教寺庙又纷纷“金光闪闪”。     

简化字问题刍议

《汉字简化总表》的简化方式大致有四种。繁简字之间存在“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关系。客观审视简化字,可谓有得有失。现阶段汉字的发展应以简化为主,汉字简化的关键不是减少笔划而是减少用字的数量。建议《规范汉字表》分成三类,确定各类的使用原则和范围,以弥补《汉字简化总表》的不足。     

试论"中国汉字学"的教学内容

论述了"中国汉字学"这门新开设课程的教学内容.首先从课程特点和教学目的的角度讨论了教学内容确定的依据,然后结合学科因素提出了该课程的内容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阐述框架内的具体内容,并在最后指出了教学内容确定时应考虑的一些可能的变素.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久远而密切的联系。汉字的产生、发展过程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从汉字与西方文字的比较 ,与我国古代的生产关系、神崇拜、玉文化以及汉字的特点等方面 ,论述了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 :汉字里积淀着中国文化的结晶 ,中国文化也仰仗着汉字流传得更为久远。本文指出 ,通过研究汉字的形、音、义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情况 ,揭示了汉字的优越性 ,从而确立了汉字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牛郎织女与董永七仙女故事的流变分合探析

牛郎织女故事与董永七仙女故事,这两个故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相互共融.其实两者的起源与主旨并不相同,牛郎织女故事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而董永七仙女故事产生于汉代,因汉代推崇孝道教化,在牛郎织女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广为流传,但魏晋至隋唐朝时期又被牛郎织女故事影响而受到抑制,直到宋明以后,这两个神话故事才明显区分开来,独立发展成两个不同的多姿多彩的神话故事.     

书法：创造汉字形体美的艺术

“书法”一词在先秦是真实记载历史事实的方法和态度,至东汉才有意识地追求文字的形体美,讲究书写者个人的风格,对于书法的概念,世人认识多有偏颇,书法实质上是按照汉字的书写规则创造汉字形体美的艺术。     

“法华七喻”在唐诗中的运用

《法华经》是一部经典佛经,因为其浓厚的文学气息,历来不仅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重视,也为文人所偏爱,而其中的“法华七喻”更因为其特有的内蕴,被诗人们当做意象大量地运用到唐诗中。     

《说文解字注·木部》字形校订研究

《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它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文章主要是利用古文字资料,从《说文解字注.木部》校订《说文.木部》字形的角度来管窥《说文解字注》在字形校勘方面的成绩和缺失;而段玉裁对木部字的校勘方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增补字形、删除字形、更改字形和互换字形。     

论佛教与政治的交融与互动——以江南六朝佛教与政治关系为个案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探析

江南的地域性概念因随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区划而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佛教传入江南后,迅速地影响了江南民众的信仰世界。孙吴时期江南区域政治经验,即以神异说来凸现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东晋动荡的社会政治局势,也深深影响着江南的佛教发展。南方四朝民间社会在信仰佛教的层面上,不仅具有心灵契机,而且具有政治环境。江南区域性的文化根基与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互相涵化、渗融互摄,从而建构起了江南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就江南六朝时期佛教与政治关系来说,总体而言是一种良性互补的互动关系,它所集聚的政教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意义。     

《说文》古文与对应小篆字形比较研究的结论及价值

通过四体类属、字际关系和组构类型三个角度对《说文》古文与对应小篆进行字形比较研究，考察它们的区别及联系，揭示规律，为当今汉字的整理和规范提供借鉴。     

试论七贤形象在宋诗中的发展

竹林七贤在后世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代出现一批描写竹林七贤的诗歌,如曾巩的《多景楼》、李元膺的《洞仙歌》等。从现存的作品看,七贤形象在各个时期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不同,同时宋代各个阶段也不同,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结为社会经济、文化思潮及诗人的身世经历、心理情感变化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