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春与江西复社文人之关系考察

谭元春是竟陵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复社成员，他与江西籍的复社人士交谊最为深厚。崇祯五年，谭元春在江西与万时华、陈宏绪、陈际泰等复社成员相游处，长达两月。双方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旨趣相似，都追求清远自得的风格，并相互影响。谭元春重新研读《文选》，探讨古诗的创作。江西复社人士也受谭元春和竟陵诗学理论的影响，万时华的《诗经偶笺》运用“以意逆志”法来解读，追求“玄致”，贺贻孙的《诗筏》论“无厚”均脱胎于竟陵派。     

简析《诗归》对竟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宋百家诗存》价值重估

《宋百家诗存》是清代曹庭栋辑纂的一部宋诗选集,与《宋诗钞》等同享盛名,泽惠学林,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文献保存方面,除了在辑佚、校勘、刻本传播之外,《诗存》也是后世选本的重要来源;二是诗学批评方面,曹庭栋所撰《诗存》小传对诗人考镜源流,辨析体派,品评风格,其文学批评价值不容忽视。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故胡应麟论“清”，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竟陵派所界定的“清”，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简析《诗归》对竞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论马一浮的诗学思想

马一浮的诗学思想是其"六艺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诗学观点主要体现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兴于《诗》".从中发现马一浮的诗学思想有强烈的道德至上倾向,以"识仁行仁"作为《诗》学的最高目标.由此来看,马一浮的诗学思想仍然是以其"六艺论儒学"为基础,以"仁"一以贯之的心性之学.     

申涵光的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

申涵光是河朔诗派的领袖,他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最能体现河朔诗派的特征.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消长起伏的诗学大背景中,他是坚定的宗唐派.他主张“诗分唐宋”,但在充分肯定唐诗的同时,又不过分贬抑宋诗,其诗学观具有辩证性.申涵光的诗除表达故国旧君之思、亡国易代之感,显现出浓烈的遗民心态外,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强烈关注现实的精神.其诗风深受杜甫浸染,有雄深悲壮的特点.     

梵语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

梵语诗学是世界三大古代诗学流派之一，其六派理论具有当代运用价值。本文即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为工具，对土家族作家冉仲景创作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从语言运用到情昧神韵的表现进行分析，并对其诗歌表达中的合适性问题和“诗病”进行剖析。     

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别样读解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因为阐发人类行为的理性特征,从而具有了哲学的意义;又因为结构安排、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美学特征,从而成为一个文学读本。由此,《诗学》并不仅仅是研究悲剧艺术的文艺理论经典,更是"哲学之诗"。对《诗学》"哲学之诗"本质的认识有助于人们重估《诗学》之于西方戏剧史的重要意义。     

"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

南宋末年,在文天祥以身殉国、忠义存诗存史的影响下,一大批南宋遗民、诗人奋起直笔,模仿杜诗,以诗存史,而且往往在诗前另以序言辅以记史.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