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的审美哲学

谈及道家,人们不约而同的看视老子(约春秋中晚期)、庄子(约公元前369～286)为其始祖,不过我认为如此观之未免失当。庄子吸取了《老子》书中的一些成份,却并不能得出这样一个学术谱系:老子传关尹子与庚桑子,庚桑子传壶子,壶子传列子,列子传庄子。并不能因庄子与老子的学术关系而称“老庄”,正象孔子吸取了老子的学说而不称“老孔”一样。其实《老子》务实与务虚精神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最重要之两派——儒家、道家。《老子》是中国文化的始基。王夫之指出《庄子》“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庄子解》)。因此,在论及先秦道家思想时,我不论《老子》的思想,而以庄子及其后学所著的《庄子》为立说重点。《庄子》是道家的开山著作。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思想基础是道家思想,从宗炳的“含道映物”到郭熙的“林泉之志”,道家精神始终贯穿其中.通过阐释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代表作《画山水序》、《林泉高致》中道家思想的体现,可以发现,正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的丰富多彩.     

浅论《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先秦道家对我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系,而这种辩证思维,考其源头,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从《周易》的“阴阳相抱”、“阴阳对立”、“吉凶转化”、“反复之道”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物极必反”、“阴阳调和”等辩证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与魏晋玄学

两汉经学极盛，在后汉时期“我注六经”的治学之风达到了顶点。物极必反，到魏晋时，道家思想发展起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尊《易》、《老》、《庄》为“三玄”。他们注重辩论，提倡自然，菲薄礼教，行动上豪放旷达，善作惊人之语，开启了独具轻力的玄学时代。现试就道家思想与魏晋玄学之关系撮要论之．一、辩证思想的启示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在这里，老子首先…     

“治人事天莫若啬”——析《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的道家思想

本文从道家思想对文学的渗透的角度,剖析汉大赋的代表作《七发》、《子虚赋》、《上林赋》渗透的道家思想:(一)在养生和治国方面,体现了道家去嗜欲、尚节俭即“少私寡欲”的观点。(二)烙有西汉前期黄老新道家的特色。《七发》的主导思想把道家的“重身”“贵生”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结合、把养生与治国联系起来;《子虚赋》、《上林赋》以道家的“无为”为主导,又糅合了儒家的政教札乐、仁爱大同思想。     

历史与现实——从道家文化的历史诸形态看当代新道家的学术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道家文化之起源、演变和发展共经历了先秦道家、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等五种历史形态 ;自先秦以后 ,诸历史形态皆是继承前此道家文化之“薪火”、根据现实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需要加以“损益”而形成的。每种道家形态“损益”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征即形成历史上“新道家”之“新”。当代“新道家”只有解决好自身的学术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才能求得自身的“生生之道”。     

道家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道家以顺应自然为最高教育理念,强调教育要“道法自然”,尊重和发展人的个性;道家“行不言之教”的原则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道家“以不救救人”的思想要求不以扭曲人的本性去教育发展人;道家“无用之用”的教育理念要求博专结合;道家“正言若反”的观点揭示出教育自身的根本局限性和深刻悖论;道家“得意忘言”的主张启示人们教育的目的在于能力的培养;道家“谋于未发”和“图难于易”体现了教育的预防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道家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道家生态思想与生态城乡建设

笔者认为,道家的生态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道家宇宙观认为,人处于宇宙系统中,“道”是天地万物之祖宗,万物归根结底都是由“道”产生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人出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人与自然共生于统一生态系统。《道德经》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日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现实的批判与反思——杜甫《缚鸡行》主题探析兼与孙民先生商榷

杜甫《缚鸡行》一诗历来备受关注。孙民先生《杜甫〈缚鸡行〉新识》(《文史知识》2010年第8期)一文称,该诗表达了杜甫遵守道家自然之道,维护既存生态链的主题。孙民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杜甫恰恰是通过对小奴缚鸡一件事的议论,表达了对既存的弱肉强食之现状的批判与反思,是其积极入世、关怀民生之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     

出土文献与道家研究述评

道家研究史上留有许多疑问,大量出土道家文献为学界解决这些疑问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激起了学界对相关疑问的再次追问与探究。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出土道家文献可以帮助鉴别传世道家文献的真伪,确立其时代坐标,甚至恢复《鹖冠子》、《文子》等道家文献的真实历史身份;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出土道家文献拓宽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对解决诸如道家(尤其是老、庄)的思想资源、早期道儒关系、道家的宇宙生成论等重要问题不无启发。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刊发了四篇文章：代云红《〈熊图腾〉：在四重语境中的新阐释》、荆云波《中原话有熊，热议四重证据法——福彩·中原人文论坛第四讲学术讨论会侧记》、谭佳《（春秋）与“羲”：“莪”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和谢美英《从〈尔雅〉植物名词看中国古人的器物制造》。     

论道家思想与现代刑事法治的契合

道家思想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本文探讨道家思想与西方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贯通。对老子思想中的"柔"与刑法谦抑精神,《易经》中的阴阳之道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思想,以及《道德经》中"和"与"俭"的观念与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之间的契合展开研究,并将上述思想对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影响展开探讨。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刊发了一组文章：叶舒宪《〈阿凡达〉与卡梅隆的“人类学想像”》、刘慧《〈阿凡达〉：博取东西，再造神话》、王婧《“繁华落尽见真纯”——电影〈阿凡达〉中伊娃原型的神话学解读》，他们透过光艳的视觉冲击和神奇的想像，对电影《阿凡达》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解读，体现出极强的学术敏锐。     

浅析道家审美思想在中国山水画中的体现

山水画在中国倍受青睐与道家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它主要表现在画家与自然的亲近而产生的“天人合一”;对自然而不雕琢的喜好;欣赏时的“澄怀味象”以及“气韵生动”境界之追求等四方面。山水画可以说很好地阐释了道家的审美思想精神。     

《文心雕龙》与儒家道家

本文认为,儒家和道家分别给《文心雕龙》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文心雕龙》体现了儒道互补的特点:它把我国古代“外儒家内释老”的人生处世态度引入文学理论,在论述文学的外部规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等方面,皆以儒家思想为主;而论述文学的内部规律——艺术审美标准、艺术特征、创作构思、艺术表现等方面,则以道家哲学思想为主,又参以儒家思想。     

从先秦道家的思想发展看庄子哲学

目前史学界对怎样评价庄子及其哲学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先秦道家的思想演变来探讨庄子的哲学性质.一、道家思想由老子创始由庄子集大成我们后人要追寻道家思想的开山祖师,历来就有很大的争议.不过,最后还不能不找到老子,肯定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并把“道”看成世界万物的总根源而给以系统的哲学论证.所以在分析道家思想时,就以老子为始点,以庄子为终点,从先秦道家的思想发展中,看清庄子在那时所居的重要地位.道家学说到庄子才集大成,正如儒家学说到荀子才集大成,法家学说到韩非子才集大成一样,乃是战国末期封建政治经济统一趋势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道家从老子到庄子还有其中间环节,根据《庄子·天下》记载,道家内部似乎有宋钘、尹文和田骈、慎到以及环渊、老聃三派之分,而最后才为庄子.庄子俨然以直接继承老聃即他所向往的“古之博大真人”①自命.可见,宋钘、尹文和田骈、慎到两派在思想上是对庄子有影响的.     

自然神秘化——道家美学对生存意义的诗性观照

不同于西方“自然主义”的器物化自然观,道家美学把握自然的方式是神秘的、诗意的。道家将神秘的“道”视为“自然”的本质,以诗的直观标举自然的光辉和尊严,它所倡导的“天放之心”和“朴素之性”的生存理念对当今社会种种意识形态的僭妄和流弊有着巨大的警示和纠偏作用。     

新道家哲学论纲

应当以继承、弘扬的态度对历史上的道家、道教思想进行现代诠释。道家、道教的本源论与本体论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两者的统一成为道家、道教哲学兼具价值意涵的形上学 ,新道家哲学本着体用一致的原则将这一形上学落实到形而下的各领域 ,并贯通了道家、道教的伦理观、政治观、功夫论、境界论 ,最终以“通”作为融贯道家、道教哲学的形式与内容的范畴 ,力图彰显出一个略具体系性的理论论纲     

《红楼梦》中的道家哲学初探

《红楼梦》阐述的是人生哲理,而这种人生哲理主要体现的是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的思想。本文主要从两方面阐述了道家思想在《红楼梦》中的体现。第一,《红楼梦》的精神境界体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和老庄的生死观;第二,《红楼梦》的具体内容渗透着浓厚的道家思想,主要体现道家"矛盾对立"的认识哲学以及主张抛弃"世俗仁义礼智"的道德哲学上。     

论《九章》篇次

《九章》是屈原一组诗篇的总题,朱熹说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之言”(《楚辞集注·〈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证之各篇所写的地点和内容,此言得之。这就纠正了王逸“屈原放于江南之野”,“复作《九章》”(《楚辞章句·〈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之说。惜朱熹虽正确知其“非必一时之言”,却未予进一步探求其言之先后,仍本王逸《楚辞章句》所列的《九章》篇次,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