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羊方尊器盖考略

据民国时期长沙报纸记载,今天世人所见的四羊方尊仅为其器身,四羊方尊还有一器盖。器盖出土时被挖坏成大小八块碎片,其中两块曾由发现者姜景舒保存三十九年之久,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试揭开宁乡青铜器之谜

著名的"宁乡青铜器之谜"困扰了几代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至今仍未彻底解开。据宁乡炭河里西周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专家关于宁乡青铜器与炭河里遗址属同一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炭河里古文化入手,通过对有关青铜器发现资料、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地名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等进行疏通和推论,认为炭河里遗址的生活族群是三苗,且炭河里遗址是古三苗国在商末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地。三苗国商代地域包含了赣西北、鄂东南、湘水下游和资水下游,而西周时期仅留有湘水下游和资水下游。最后通过对三苗地域内商周文化遗存等相关资料的分析,为"宁乡青铜器之谜"寻找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古三苗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出土青铜器的锈蚀因素及其防护方法探讨

该文从青铜器锈蚀的主要成分和锈蚀因素出发,阐述了产生锈蚀的机理和过程,并以此提出了修复锈蚀和预防保护青铜器锈蚀的措施,以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宁乡青铜文化起源再探索

宁乡青铜文化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但其青铜铸造技术并非直接来源于中原,而是来源于虎方.虎方青铜铸造技术直接来源于二里岗时期居住在湖北黄陂盘龙城的中原人.宁乡青铜文化起源于武丁时期,因武丁南征而兴起.古三苗国以宁乡炭河里为中心从殷墟二期开始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利用植硅石示踪九连墩战国楚墓出土青铜器产地

从青铜器内所残留的泥芯出发,探讨利用泥芯中的植硅石示踪青铜器产地的可行性．在选取九连墩楚墓出土的不同风格青铜器的泥芯中提取植硅石进行分析,发现其植硅石组合存在明显的差异;青铜器残留的泥芯是唯一可能直接反映其产地（铸造地）的信息载体,而其中的植硅石组合特征可能是最有效的判别标志之一．     

北宋河清出土的一组青铜器

北宋河南河清出土的一组青铜器，推断为西周时期的祭器；其形制、装饰各具特色；其中的一件卣，铭文繁多，弥足珍贵，关涉古代单国地望及器主族氏     

计算机图形学与汉语文献学视野内的豫北金文释读检讨

计算机图形学使人们目睹清晰的青铜器铭文（通过拓片的图像处理）成为现实,为铭文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将这一便捷条件与汉语文献学结合起来,对于青铜器铭文特别是漫漶铭文的正确释读有着重要意义。     

物化于商周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上的先秦思想观念及其转变

作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青铜器 ,其上之人物与动物性纹饰和造型反映出入类思想观念及其转变意向。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和造型由神秘走向写实 ,由单调变为多样 ;人物与动物性纹饰和造型中的“人” ,由被动走向主动 ,由配角变为主角 ;这体现了由“天命不僭”到“天命靡常” ,再到“天道远 ,而人道迩”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一步一步形成和确立。从“敬虎”到“刺虎”正是这—过程的生动表现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铜鼓传说与文化分析

古代文献中关于铜鼓传说的记栽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铜鼓来历的传说;一类是反映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民间对铜鼓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伏波造鼓、诸葛造鼓和孟公造鼓,这些传说和历史关系密切,反映了西南人民对马援、诸葛亮及孟获三位有功于他们的历史人物的崇敬与怀念。关于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则反映了古时岭南人民对铜鼓的崇拜。     

解放以前西北大学学术期刊的演变和发展

本文在考查、调阅大量文献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解放以前西北大学所编辑出版的《学丛》、《纪念特刊》、《西大学报》、《校刊》、《西北月刊》、《西北学术》和《西大学生》等刊物的学术性质、办刊宗旨、编辑特点、出版机构和管理办法等作了初次探讨.相对而言,较为侧重于自然科学.同时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大学学报的发展、西大学术活动等亦有所论述.证据表明,1913年7月1日由西北大学创办的《学丛》和延续至今的《西北大学学报》,是我国现办同类大学中连续办刊时间最长的一家学报.     

铜鼓是东盟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

铜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与之相邻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铜鼓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与融合形成的共同文化载体。     

巴蜀兵器虎图形性质新说

对虎图形的性质,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多种观点。这些观点有其出现时代的合理性,但随着虎图形兵器材料的增加和对巴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缺陷逐渐暴露出来。通过对学术界图腾说、族徽说、文字说、虎神说4种主要观点的分析,倾向于认为兵器上的虎图形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一种巫术色彩浓郁的虎神崇拜的体现,与当时的军事集团有很大关系;虎图形的主要性质一是虎神,二是在图形符号组合中表现出来的图语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