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优秀中长跑运动员亚高原训练期生化指标的监控研究

目的：对中长跑运动员在亚高原训练期不同训练负荷状态下，尿常规指标和部分生化指标进行了检测与分析，探讨了亚高原训练期不同运动负荷对运动员机体产生的影响，掌握亚高原运动训练的规律，为科学指导训练和合理安排运动负荷提供帮助；方法：运用了文献资料法、测量法和数理统计法；结果：在尿常规指标的检测中发现，尿比重（SG）结果无变化，酮体（KET）、亚硝酸盐（NIT）及白细胞（LEU）指标的结果也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均为阴性。但尿蛋白、隐血、胆红素、尿胆元指标出现显著性变化，血常规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变化；结论：在亚高原训练中，只要训练计划和内容安排合理，对运动员的有氧运动能力、肌肉爆发力等均有提高作用。     

按年龄吃饭

４５～６０岁，大多数人到了这时，才明白调节和补充营养对他们的身体有多么重要。因此，要根据所患的疾病和身体健康状况合理膳食，如：对于早老性痴呆病，建议服用含有抗氧化物的维生素E，能减缓这种症状的发展；高血压，要少吃盐，食用含有丰富钾的食物，如干杏、豆类和干果     

毛乌素沙地人工牧草水分高效利用机理与技术研究

2006～2010年，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承担内蒙古自治区重大项目“毛乌素沙地人工牧草水分高效利用机理与技术研究”，项目组全体人员历经5年艰苦的田间试验和数据分析研究，按计划圆满完成任务。主要研究工作包括：毛乌素沙地沙漠化概况及防治对策研究；毛乌素沙地人工草地SPAC运移消耗规律及其模拟研究；人工牧草亏水灌溉补偿效应与精准调亏灌溉技术研究；人工牧草水肥耦合效应及水分生理调控技术研究；毛乌素沙地土壤、植被空间变异性及草地生产力响应研究等。     

大型通信局所用电负荷分析

随着近年来通信业务的不断发展以及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机房的建设规模不断增加，导致在一个通信综合局所内存大量用电重要程度，用电时间、场合、目的和答应停电时间不同的用电负荷。其中感性、容性负荷影响电压偏移和无功负荷潮流；冲击负荷影响电压闪变；不对称负荷影响三相电压不平衡和波形畸变；非线性负荷向电网输送谐波，引起谐波污染。不同用电性质的负荷，在电源系统的用电负荷曲线中所处位置不同，对电源系统的供电质量的要求和影响不同。〈br〉 为适应大型通信局所多种用电负荷的需求，通过对用电负荷的分析，为有效保证通信网络供电安全、可靠，及时消除供电网络中的安全隐患，提供决策依据和调整目标。因此，对用电负荷的分析工作成为了当前动力设备维护工作中的一个当务之急，本文将通过对通信局所不同用电负荷的负荷曲线分析，为通信电源维护中负荷治理提供依据和支持。〈br〉 通过对某大型通信局所近两年的用电负荷情况的分析，由理论出发结合实际工作中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对通信局所用电负荷有效治理方案进行分析。     

世纪之交的学术沉思：回顾与展望（续四） 心“病”治疗百年探索

１８８３年，Ｋｒａｅｐｅｌｉｎ秉承牛顿式的思维，奠基了医学模式的精神病学，其指导思想源于机能主义。他认为精神病是生物学过程，是脑病变所致。机能对应结构，凡疾病必有生理结构的原因，精神病也不例外。其治疗模式是，“用物理与化学的方法改变脑生理结构”；治疗原则是“不许想”，治疗措施是吃药、冬眠或电休克，降低生理觉醒水平，使病人“无法想”。期望通过改变生理结构与淡忘心理事件，恢复正常精神状态。１００多年实践表明，医学模式并未给患者带来福音，精神病被列入难治愈的慢性病。１００多年医学模式的研究，没有找到精…     

技术本质特性的批判性阐释

有关技术的本质特性始终是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以批判性视角探讨了技术的本质特性，它们是：技术的复杂性、多样性；技术的两重性；技术的价值负荷性；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和技术的文化渗透性。文章强调，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把握技术本质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     

珍贵濒危动物——儒艮

别名：人鱼 分布：广东、广西、海南和台湾南部沿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儒艮的身体呈纺锤形，长约3米，体重300-500千克。全身有稀疏的短细体毛。没有明显的颈部，头部较小，上嘴唇似马蹄形，吻端突出有刚毛，两个近似圆形的呼吸孔并列于头顶前端；无外耳廓，     

基于GPRS通信的10kV配电网监控系统的探索应用

10kV配电网监控系统，采用移动通信的GPES无线网络，对分布在1OkV配电线路网络的高压开关（负荷）设备实现遥控操作，并及时获悉执行结果；可以随时检测网络内高压开关的电压、电流等相关数据，实现各种异常情况的自动报警。系统操作简单，安全性及可靠性较高，无需现场登杆作业，大大减少了操作的劳动强度，缩短开关设备停复役操作时间，减少了对用户停电时户数的损失，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改善了10kV配电网络的智能化程度。     

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体系的特点与启示

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体系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是：企业在技术转移中处于主导地位；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和协调管理；技术转移网络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技术转移途径多元化，技术服务和咨询占有较大比例等。并提出建议，技术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持，建议对企业参与的科技计划项目，将技术转移情况作为验收考核指标之一，并加强技术转移信息网络平台建设，通过技术服务带动技术转移。     

苏州市城市水质量改善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

本课题针对苏州河网城市特色和城市水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城市河网区滞流水体的水动力改善为纽带，根据城市河网水体污染程度的空间差异性，考虑古城民居及园林独特风貌的景观要求，集成原位或异位的生物净化组合技术、水环境实时在线监控系统及长效运营政策管理保障，形成的河网水体及园林水体的水质改善、生态修复的集成技术。课题依托单位：河海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参加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南京河海南自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省水文勘测局苏州分局；负责人：严以新。     

银白色花纹钢剑及其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

介绍了1枚传世银白色花纹钢剑的外部形态及其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对其材质、成花工艺、影响花纹钢性能的某些工艺因素进行了一些推测。该剑底色青黑，其上满布银白色重圈纹和组丝纹；它们都是平面花纹、自然花纹；看得见，难触摸；可摄影，不可拓摩；既自然流畅，又有一定规则。从科学分析可知，除铁外，基底和花纹都含有少量的铬、锰、铜。这种剑应是以两种含碳量相差较大且皆含有少量铬、锰、铜的铁碳合金加工成的；重圈纹和组丝纹的基本工艺当与髹漆中的犀皮相似，应是在多层积叠的钢铁料上，进行“做坑锻平”等一系列加工。该钢剑耐蚀能力较强，应与原料选择较好、锻打较为充分等都有一定关系。这种花纹钢的制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的高超技艺，以及在古代世界花纹钢技术中的重要地位。     

畜禽肌肉和脂肪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

猪和鸡的生产在我国畜牧生产中占有70%以上的比例，是我国畜牧业的主体。作为动物机体的主要组织，肌肉和脂肪发育机制的研究，直接为我国畜牧业科学生产提供理论支撑。项目研究的总体思路与目标是：在组织、细胞、分子水平，对具有明显不同发育特征的品种、品系间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挖掘不同猪、鸡动物品种、品系，肌肉和脂肪发育的细胞与分子基础，同时筛选出重点研究的遗传与表观遗传学调控途径；组合现代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研究技术，研究筛选的重要基因作用与信号通路，取得对动物组织发育调控机制的新理论知识。     

科幻视域下机器人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的挑战

通过考察科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父母型机器人、子女型机器人和保姆型机器人，本文探析了机器人介入家庭后引发的亲子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如自主原则、尊重原则、关怀原则和责任原则均构成了挑战。机器人对亲子关系产生的影响可从以下方面理解：（1）从聚焦家庭个体之间的微观伦理，转变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宏观伦理；（2）从以情感伦理为主的亲子关系，转变为以理性共识原则为主的亲子关系；（3）须把机器人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人权，作为解决新伦理关系的关键。最后，本文还认为，新伦理规则并非是对传统亲子间伦理原则的否定，而是对其补充。     

美军“脑控武器”已用于实战

美国M2技术有限公司网站上的情况介绍极其简单：“公司总裁兼CEO是简妮特·莫利斯，副总裁兼董事长是克里斯·莫利斯；公司主营业务为非致命性武器研发与部署，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联邦调查局、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提供非致命性武器的研发支援；为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陆军战斗实验室提供非致命性武器的战略企划；为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提供实战的非致命性武器。”     

先秦青铜合金技术的初步探讨

我国是古代世界青铜合金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十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其中工作开展得较早的，日本学者有近重真澄［１］、道野鹤松等人，我国学者有梁津［２］等人；其中批量分析数较大的，我国学者先后有梁树权［３］、李敏生等人；李敏生等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两次，曾先后分析了殷墟妇好墓和小屯村西殷代墓葬出土的１３８件青铜器［４］。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分析过的我国古代青铜数应以千计。这些分析都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我国古代青铜合金技术的了解。但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还存在两个问题：（１）是过去的分析研究局限于某一较小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很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的历史时期分析试样较多，有的则分析较少。（２）对青铜合金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很少涉及。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大量实物分析资料的综合考察，来探讨我国古代青铜合金技术发明、发展的一般情况及其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中的地位，并对我国某些考古文化的分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术语标准中的定义

制定术语标准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术语标准化。实现术语标准化的基础是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术语。准确地表达这种对应关系必须而且只能靠定义。因此定义是术语标准中的核心内容。定义的准确程度是术语标准质量的重要标志。GB10112－88《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对定义种类和原则作了论述。逻辑学教材中也论述了下定义的方法与原则。一般了解这些原则并不困难,但深刻理解和全面正确运用则非易事。笔者通过编写和审定术语标准颇有体会。一、定义的种类简单地说,定义是通过语词用已知概念对未知概念的描述。具体地说,定义就是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从而使该概念与同类其他概念相区别的方法。概念的内涵或外延明确后,反映概念的术语定义也就明确了。因此,下定义就是要揭示概念的内涵或外延。换言之,定义分为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两类。1.内涵定义根据揭示内涵的方法,内涵定义可分为属加种差定义和语词定义两类。属加种差定义是最常用的一类定义。例如要给等腰三角形下定义,只要找到它的属概念“三角形”和种差“两边等长”,“两边等长的三角形称等腰三角形”的定义便找到了。从上例可以看出,关键在于找准种差。要找准种差,关键在于准确掌握与之并列的种概念“等边三角形”和“任意三角形”。换言之,属概念的分类标准和结果应是清楚的。只有对欲下定义概念上下左右诸有关概念的逻辑关系搞清楚,定义才能表达准确。属加种差定义有四种形式,或者说有四种找种差的方法：(1)性质定义把种概念的本质属性作种差的定义称性质定义。等腰三角形的定义即属此类。再比如：“积极防空”是以摧毁和截击敌人空袭武器为手段的防空。与之并列的种概念为“消极防空”。“战术导弹”是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的导弹。与之并列的种概念为“战略导弹”。此种定义是最常用的一种。(2)关系定义把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与另一对象之间的关系,或它与另一对象对第三者的关系作种差的定义称关系定义。例如：“平面系数”是使用面积与建筑面积之比。“换气次数”是某房间单位时间流经的空气体积与房间容积之比。“警报音响覆盖率”是警报音响实际覆盖与计划覆盖面积之比。可以看出,此种定义适于描述带有比率、比值、系数等概念。(3)发生定义用事物发生或形成过程的基本情况作种差的定义称发生定义。大家熟悉的例子“圆”是适宜用发生定义的典型。土木工程施工、机械加工等方面的术语也适于采用发生定义。例如,“沉管法”这一概念,如果仅从字面解释或找本质属性都不能准确下定义,但采用发生定义则非常清楚且富有知识性。其定义如下：在水下先挖沟槽,再将预制管段沉入沟槽和覆土的水下隧道施工方法称沉管法。“逆作法”从字面很好理解。如果定义为“与普通施工顺序相反的施工方法”便是不妥的定义。但采用发生定义便很清楚。其定义为：按照先开挖浅基坑再构筑中间柱和顶板,然后挖出内部土心再浇注底板和侧墙等作业顺序建造地下建筑的施工方法称逆作法。看了这个定义,内行人很清楚,外行人也能了解概况。(4)功能定义利用概念所能完成的特定功能作种差的定义称功能定义。防护建筑与非防护建筑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无预定防护功能,有的为前者,没有的为后者。如果用组成或用能力都不能准确区分两种建筑。防护门、密闭门、防护密闭门也适于采用功能定义,即：有阻挡冲击波但无阻挡毒剂功能的门称防护门;有阻挡毒剂但无阻挡冲击波功能的门称密闭门;两种功能均有的门称防护密闭门。至于材料、构造、组成等都不能准确区分它们。如果再加上其他文字在定义之中,反而“画蛇添足”。规定或说明语词意义的定义称语词定义。此类定义应用较少。例如,三防是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和防生物武器的简称。采用这类定义应慎重,否则定义的严肃性将降低,不稳定性将增加。即使是比较流行的俗称,也不要轻易给它下定义。例如,防化训练中常说扎三口(扎领口、扎袖口、扎裤口)便不宜写成定义。2.外延定义列举出被定义概念同一分类标准下全部种概念的定义称外延定义。例如,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任意三角形的统称。其中的三个种概念是三角形按边的特征分类所得的全部种概念。它们是并列概念,诸外延之和等于属概念三角形的外延。可见,欲采用外延定义,必须正确掌握分类原则和准确知道全部种概念。外延定义适用于内涵定义难下或外延定义比内涵定义较为清楚时。例如,核弹可采用内涵或外延定义：装有核装药的弹头;原子弹和氢弹的统称。两者均对。在一般场合,后者易被理解。建筑是个多义词。仅当实物理解的定义比较难下,采用外延定义则较简单。其外延定义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统称。综上所述,应优先采用内涵定义,确有必要时再采用外延定义。以内涵定义为主,辅以外延作补充常能更清楚地描述概念。采用内涵定义时,应优先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找准种差是关键。有多种选择可能时应取最优者。二、下定义的基本原则1.明确定义的目的是统一人们的认识和用语。一般用语不同于定义。定义的用词都应是明确的而不应含糊。例如,防水混凝土既不能定义为能防水的混凝土,也不能定义为防水性能较强的混凝土,因为这些都是含糊的,无法准确区分防水混凝土和一般混凝土。正确的定义应是：在0.6兆帕以上水压下不透水的混凝土。同理,轻混凝土的正确定义应是：密度在1900kg/m³以下的混凝土。下面再举几个属于不明确的定义：(1)野战给水是野战条件下的给水。用野战解释野战,定义项中包含了被定义项,当然不明确。(2)地道工事是平地的长条形工事。长条形平地作为一般用语或形容词可以,但在定义中则属不明确之词。因为无法知道长、宽比为多少叫长条,也无法知道地面坡度在多少度以内叫平地,更无法知道有陡坎、冲沟时是否叫平地。准确掌握概念的内涵后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含糊之词。正确的定义应是：大部分主体地面高于最低出入口的暗挖工事称地道工事。(3)永备工事是……具有较高防护力和较完善内部设备,能长期使用的工事。其中的较高、较完善为典型的含糊之词,根本无法准确确定概念的内涵或外延。2.适度所谓适度,就是定义要准确确定概念的外延,不能超出也不能缩小。下面举正、反例予以说明：(1)防护是为使人、畜、装备和物资免受或减轻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杀伤破坏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很明显,普通炮弹、炸弹等常规武器被遗漏。防护不仅包括措施,还包括原理、器材等。因此该定义缩小了概念应有的外延。正确的定义应是：防止或减少敌人武器杀伤破坏作用的非攻击性行动称防护。(2)永备工事是利用自然地层作防护层,……具有较高防护功能和较完善内部设备……的工事。众所周知,平时构筑的上部无自然地层或无内部设备的亦为永备工事。上述定义显然大大缩小了概念的外延。正确定义应是：永备工事是平时构筑的工事。(3)核战争是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常规战争,但使用了核武器。故定义应改为：核武器发挥主要作用的战争称核战争。(4)平地暗挖工事称地道工事;山地暗挖工事称坑道工事。除了山地、平地为含糊之词以外,丘陵地、高原、海岛等处的暗挖工事被排除在上述两概念之外,致使两者的外延之和不等于属概念暗挖工事的外延。地道工事正确的定义如前所述,坑道工事定义与之相反。以上举例均引自正式书刊甚至是著名的书刊。可见,使术语标准中所有定义都适度并非易事。要适度,关键在于深刻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找好属概念和种差。3.精练精练,就是要求以尽可能少的字准确适度地下定义。不必要的字多了则不便理解记忆,也浪费笔墨,甚至能缩小概念的外延。编写术语标准的人员通常不是汉语专家,但术语标准在汉语方面则应完全符合规范要求。这就要求编写者在文字上应下功夫和作有心人。现举例说明。例中括号内的为应取消的或取箭头后面的字。(1)空袭是用航空、航天武器对(地上、地下、水面、水下→陆地、水域)目标的攻击(行动)。(2)消极防空是(无攻击行动)以阻碍敌人空袭武器发挥效能或消除空袭后果为手段的防空。(3)轰炸密度是投(向目标的炸)弹总枚数或总重量与目标水平投影面积之比。取消五个字后不仅文字精练且外延适度。(4)中等破坏是(对)建筑物或设备(造成)需经中修后才能使用的破坏。(5)核航空炸弹是装有核装(填物,通过核反应释放爆炸能量→药)的航空炸弹。(6)想定作业是用想定情况诱导(进行)的(训练→作业)。(7)再次报警是(遭敌空袭)首次报警后的各次报警。(8)空袭警报是发现敌(将要进行)空袭明显征候时(发出)的警报。(9)构筑物是人(们→员)不直接在其中(进行)生产或生活(活动)的建筑。(10)工程结构是(建筑物或构筑物→建筑)中(主要用于)承载(的)构件(及其)连成的组合体。(11)毒伤减员是(在→因)中毒(人员中因)需(要)经(过医疗部门)救治而减少的(员额→人员)。总之,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是提高术语标准质量的重要问题。只要重视、用心和多实践,必能不断提高。结束语：写好定义是提高术语标准质量的核心问题。深刻掌握下定义的原理和方法并多实践,才能写好定义。力求文字精练亦是个重要问题。     

医学术语特性简议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技术基本用语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以标记、概括医学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等,在医学科技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认识的深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术语。有的医学术语如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由于疾病(疫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加之媒体的传播,而进入公众话语领域。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的特性,概言之：一、单义性单义性,即医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特定性,表意专一而精确。因为医学术语是表达某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的专有语汇。如“禽流感”和“鸡瘟”的区别,有关专家作了专门的解释。“鸡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禽流感的俗称,不仅禽流感,其他症状相似的禽类疾病也被人们统称为“鸡瘟”。事实上,“鸡瘟”还分为“真性鸡瘟”和“伪鸡瘟”,“真性鸡瘟”即禽流感,“伪鸡瘟”又被命名为“新城疫”。“新城疫”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均为RNA病毒,但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新城疫”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可见作为术语的“禽流感”是边界更清楚的概念。从术语的比较而言,如“心律”与“心率”、“坏疽”与“坏死”、“代谢”与“代偿”、“抗体”与“抗原”、“孪缩”与“萎缩”等,每一组中术语表达的概念都各有特定性。探讨医学术语的生成方式,有助于认识医学术语的这一特性。1.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营造新概念任何一个医学术语的问世,都表达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术语的命名是科研工作者借助语言学的构词手段来限定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术语是具有名词性的词和词组,除单音节词外,还可以分为：①并列结构。如：呼吸、脂肪、震颤、搐搦、谵妄、拮抗、紫绀、妊娠等。②动宾结构。如：呕血、咯血、造影、导尿、灭菌、激活、灭活等。其中“激活”、“灭活”表示的是抽象的概念。③主谓结构。即中心词＋动词或形容词。如：腹泻、腹胀、腹痛、尿痛、尿急、尿频、尿闭、尿潴留、脑血栓、传导阻滞、心肌梗死等。④补充结构。如：渗出、阻断、充盈、摄入、纳差、曲张、膨出、膨隆、愈合等。⑤偏正结构。大量术语的构成方式是限制词或修饰词＋中心词。如：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布鲁菌属、埃博拉病毒、擦伤、刺伤、裂伤、切伤、单瘫、偏瘫、截瘫、交叉瘫、血象、血尿、血管瘤、心音、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克山病、莱姆病、α受体、β受体等,通过对中心词的限定或修饰,使概念表达精确。⑥外来词的音译词。如：基因(gene)、休克(shock)、克隆(clone)、阿米巴(amoeba)、阿司匹林(aspirin)、卡那霉素(kanamicin)、普鲁卡因(procainum)等。无论采用何种构词方式,术语的单义性是显见的。2.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重新定义有一些医学术语与日常语言的词语形式相同,但所表示的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举例证之：①临床上常用阿托品治疗迷走神经过度兴奋所致窦房阻滞、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性心率失常,还可用于治疗继发于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室性异位节律。②短时期内反复给予大剂量哌替啶能产生震颤、肌肉孪缩、反射亢进,以致惊厥等中枢兴奋等症状。③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却仅有微弱的效应力,当其单独作用时呈现较弱的激动作用,而当另有激动药存在时则呈现对抗作用,叫做部分激动药。在日常语言中,“兴奋”的涵义是“精神振作,情绪激动”。①、②中的“兴奋”则指“机能活动提高”(与之相反的是“抑制”)。“激动”在日常语言中的涵义是“感动、奋发”。③中的“激动”,表示的是药物“使受体兴奋”。可见术语“兴奋”、“激动”是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有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语被借用到医学术语中,如下列术语中加点的词——病灶、血浆、血清,疫苗、电泳、羊水、副作用、组织损伤、组织修复、迷走神经、迷路动脉、过敏反应、免疫应答、脂肪动员、放射治疗、介入疗法、抽动症、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等。这类术语中加点的词,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日常语言相同,但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自然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且作为语素构成了新的术语,被借用的词则具有特殊的语言信息。二、系统性医学术语的系统性,表现为由一个术语(基础性名词)派生出许多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术语。例如：“痛”派生出：绞痛、刺痛、隐痛、钝痛、闷痛、胀痛、酸痛、阵痛、刀割样痛、钻顶样痛、放射痛、牵涉痛、灼性痛,以及头痛、牙痛、胃痛、腹痛、腰痛等。“休克”派生出：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等。这说明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术语的语义系统是某一科学理论所规定的概念系统,因此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这是医学术语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探究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只有也必须以理据性作为认知与分析的基点。建构术语语义系统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划分和限制。划分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在这个术语系统中,若干表示同级种概念的术语之间是逻辑并列关系。例如,“心脏病”(属概念)分为：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梅毒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种概念)等。划分必须坚持同一标准,这是命名术语的原则。如,“炎症”(属概念)按病程分类,分为：急性炎症、亚急性炎症、慢性炎症(种概念);按病理分类,分为：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变态反应性炎症(种概念)等;而以“渗出性炎”作为下一级划分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又分为：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出血性炎、卡他性炎,是根据渗出液和病变特点分类。还可通过对某一术语(属概念)进行连续划分,来命名新的术语。如,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的术语系统：A.无分流类——单纯肺动脉口狭窄、原发性肺动脉扩张、主动脉口狭窄、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畸形、右位心等;B.左至右分流类——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等;C.右至左分流类——先天性紫绀四联症、先天性紫绀三联症、艾生曼格综合征、大血管错位、三尖瓣闭锁等。在术语的概念系统中,每一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明确的。建构术语的语义系统还运用划分的另一种方法——二分法,即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来进行划分。如,特异性～、非特异性～,完全性～、不完全性～,均为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限制是从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只能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进行。如,贫血→溶血性贫血,通过一次增加属概念(贫血)的内涵过渡到种概念(溶血性贫血)。还可以通过多次限制,连续增加内涵的种差属性,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来命名术语。如,溶血性贫血→获得性溶血性贫血→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非免疫性继发性溶血性贫血等。此外,根据概念间的关系来命名术语。如,原发性～、继发性～,内源性～、外源性～,进行性～、退行性～,等。运用划分和限制的逻辑方法,构建起树状的术语系统。在医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中,系统性和理据性反映的是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关系。理解这一特性,不仅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为识记术语提供了联想的媒介。三、形象性形象性是医学术语有别于其他科学术语的显著特性。医学的研究对象门类繁多,形态、结构、性状、现象各异。为了真切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表象特征,并从概念上给予科学的界定,由此产生了形象性术语。形象性术语是借助比喻的修辞手段来构词的。一种构词方式是直接使用比喻词对中心词加以修饰(A式),比喻词在中心词的前面(A－1式)或后面(A－2式),构成单义性的术语。例如：A－1式——丘脑、蛛网膜、蜗神经、滑车神经、喙突、犁骨、豌豆骨、扁桃体、钩端螺旋体、鞭虫、丘疹、玫瑰疹、蝴蝶斑、蜘蛛痣、草莓舌、麦粒肿、葡萄胎、奔马律、水泡音、醉酒步态、剪刀步态等。A－2式——肋弓、纵隔障、心室、心房、耳轮、耳屏、胸廓、囟门、肺泡、肺叶、子宫、卵巢、阴蒂、阴阜、肾盂、腹股沟、脑血栓等。另一种构词方式,是比喻词后加“样”、“状”、“型”、“形”、“式”等词缀,与中心词构成单义性术语(B式)。例如：水样便、地图样舌、粥样浆液便、干酪样坏死、杵状指、梭状指、桶状胸、鳞状上皮癌、管状呼吸音、O型腿、X型腿、K型腿、球形红细胞、镰刀形红细胞、爪形手、潮式呼吸等。A式和B式既突显了事物的表象特征,又表示科学概念,具有直观性。这一类形象性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了解形象性医学术语的构词方式,有助于对这一类术语的理解和记忆。四、简明性简明性,即构成术语的符号简约,表意明晰、准确,以求易懂、易记、易读和简化书写过程。简明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在引进英语医学术语时,要进行符号系统的转变,即通过意译、音译、音义合译等方式来完成。医学术语的翻译也追求简明。意译在于准确译出原词的科学概念,例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hypo－低＋glyco-糖＋-emia血症)、咯血hemoptysis(hemo－“血液”的复合型＋-ptysis吐出)、止血hemostasis(hemo-＋-stasis停止)、消化不良dyspepsia(dys-障碍,异常＋-pepsia消化)等,译名可顾名思义,好懂、好记。按音定名(音译)的术语,一般音节较少、读来顺口。例如：lymph淋巴,morphine吗啡,porphyrin卟啉,clone克隆,nikethamide尼可刹米等,这类音译词中的汉字只具表音功能,而表达对象的专业特征则被突显出来。在术语的应用过程中,有些音译词又被意译词取代,如：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这种转化侧重于表意明晰、准确。比较起来,音义合译更有利于术语的简明。例如：gene pool译为“基因库”言简意赅;Addison’s disease艾迪生病(旧译“阿狄森病”)又称“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前者更为通用,也便于记忆。Calmette-Guerin vaccine译为“卡介苗”;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以其缩写AIDS定名为艾滋病,艾滋是AIDS的音译,病为类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既已成为国际化的术语,也可按此方法,采用“萨斯”或“萨斯病”作为中文译名。英语或拉丁语的缩写词是术语简明化的有效手段。例如：SD(sulfadiazinum磺胺嘧啶)、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PC(acetylsalicylic acid,phenacetin,and caffeine复方阿司匹林)、BP(blood presure血压)、ESR(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血沉)、WBC(white blood cell白细胞)、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Ig(immunoglobulin免疫球蛋白)、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等。有的术语音节过多,如,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phism(聚合酶链反应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其缩写词PCR-RFLP就十分简明。汉语医学术语大量引入英语或拉丁语缩写词,体现了术语简明化的发展态势。拉丁字母加汉语词素的混形词在汉语医学术语中的使用日见增多,这无疑也是术语简明化的手段。例如;X线、B超、T波、P细胞、α受体、β受体、Q-T间期。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更具有抽象性和简明性。例如：♂(雄性)、♀(雌性)、＋(阳性)、－(阴性)、↑(上升)、↓(下降)、G＋(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等。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简称。例如：乙型肝炎→乙肝、心室颤动→室颤、节制生育→节育、流行性感冒→流感、慢性支气管炎→慢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素、虹膜睫状体炎→虹膜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放射性同位素闪烁扫描术→同位素扫描,等。这一类简称,不仅减少了术语的字数,又讲究语义上的代表性和音节上的协调,是术语简明化的一种选择。但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缩略必须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则,恰当地提取出关键语素,以求不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因此,不是任何一个医学术语都可以缩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而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却不能缩略。五、国际性医学术语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方言的限制。医学术语之所以具有国际性,源于医学术语的稳定、通用和统一。医学术语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命名准确的术语,当其成为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概念后,就具有稳定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把疟疾分为日发疟、间日疟、三日疟,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革兰氏染色(Gram’s stain)是丹麦细菌学家Christian Gram于1884年创立的,作为细菌学上最常用的鉴别染色法,该术语已使用了100余年。费尔·A·卡森拉夫在1851年正式使用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命名,但“红斑狼疮”作为基本名词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医学术语的稳定性之一斑。惟其稳定,就为它在国际上的通用奠定了基础。医学术语在国际上的通用,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俣病系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所发现,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局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嗜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该疾病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这个术语提供了对该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名词。又如西尼罗脑炎病毒、圣路易斯脑炎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巴西出血热、克山病等,均为冠以地名的术语。有些术语是以人名命名的,如：卡氏肺孢子菌、鲍特菌属、志贺菌属、贝纳柯克斯体、肥达反应、巴宾斯基征、布鲁津斯基征等。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人群命名,如1976年美国费城的一次退伍军人大会期间,爆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肺炎,当时称为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区域命名,如森林脑炎。这一类术语并不因其命名方式而不具通用性,也没有人把它随意简化或替换。按照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术语进行规定,以便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或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语言国际化的要求^[2]。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钟南山委员在紧急提案中建议将“非典”一词改称“SARS”,就像艾滋病用“AIDS”一样,或者用“SARS冠状病毒性肺炎”。从专业概念来看,SARS作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简称,它将发病的器官“呼吸道”及疾病的重要特征“严重”、“急性”、“综合征”进行了客观界定。“非典”(atypical pneumonia,简称ATP)和SARS是两个具有不同病原和学术内涵的名词^[3]。即使一个时期以来“非典”似乎俗成,但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一些医学术语也有相对应的称谓,例如：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此类称谓并未偏离其对应术语的概念,而“非典”则不然。从构词法来看,“非典”是不规范的缩略词。医学术语中有“非遗传变异”、“非特异性免疫”等名词,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非军事区”、“非正义战争”等名词。难道这一类名词能够缩略成“非遗”、“非特”、“非军”、“非正”吗？关于“非典”的正名,《科技术语研究》杂志曾开辟了专栏讨论,并发表了编辑部署名文章,强调科学名词的规范性。笔者认为,从历时角度看,“非典”是在既往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它“特别不具备特定性”。SARS是WHO正式命名的专业术语。因此,在术语的命名和使用方面,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并有利于国际交流。然而迄今媒体上仍在交替使用“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的称谓,甚至某报同一版两篇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一篇称“SARS”,一篇称“非典”。可见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决不限于学术界和专业领域。术语的规范化包括命名和使用两个方面。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统一术语的名称和书写形式,或淘汰一些非规范化词,以利于国际交流,是势所必然。在这方面,也应加大语言文字法的执法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力度。     

谈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

摘要 简要介绍了术语学教育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外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育情况,并阐述了中国术语学教育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一 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情况1.奥地利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维也纳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有较长的历史,术语学课程正式成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已近40年了。教授过术语学课程的老师包括20世纪70年代初的维斯特(Wüster),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费尔伯(Felber)和玻乐(Bühler),之后有欧瑟(Oeser)和布丁(Budin)等教授,从这个教学团队可以看出“维也纳术语学派”在维也纳大学的传承情况,特别是该学派对术语学教学的重视程度。维也纳大学的术语学教学传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跨学科的属性和重实用的特征。跨学科是指术语学已经成为许多不同学科与专业教学的必然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参加术语学课程学习班或者研讨班(seminar)都是归属在应用科学哲学的名下,换言之,应用科学哲学教学计划的组成必然包含着术语学的内容,上课的学生也是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与学科,这样术语学的课程教学就有了独特的跨学科的背景特征。学生不同的经历自然要求他们须具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意识,具备对不同语言知识结构的认识和对不同科技领域术语的意识。术语学的跨学科研讨班教学方式和重视知识工程学的发展成为了维也纳大学术语学教学新的传统。与术语学研讨班方法相配套的是：师生要共同参加一些应用性的术语研究课题,如历史术语学研究、多语言的知识组织体系研究、术语学与知识和信息工程学(包括参与欧洲范围内的超媒体术语课题的任务)等。术语学重实际应用的特征则具体地体现在对翻译人员(包括口译员和笔译员)的培训体系中,大学开设的以翻译为导向的(translation－oriented)术语管理班每年都吸引来自十几种主修语言课程的学生,这些不同语种的学生参加以实用为主的翻译术语学的课程学习后,反过来又强化了专门用途语言(LSP)中术语的应用。教授术语管理课程时既注意解决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也注意解决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包括术语数据库的创建与有效的使用方法、在线的术语表、学生日后从事翻译职业后的发展等,教师时时处处都在关注术语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平衡关系。术语学的教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面开设,还包括术语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指导。此外,维也纳大学还与驻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维也纳大学负责术语学与翻译高级课程的培训任务,培训重点是相关的理论培训、方法论的指导、翻译质量保证的落实与结合日常职业的实践等几个方面。面向译员的课程还着重探索如何利用好新的技术,如机助翻译系统,联机(在线)使用翻译与术语的工具和术语库管理系统等,这样,术语管理不只是翻译质量保证和信息管理的一个工具,而且是用来帮助译员增进了解、消除跨文化差异的利器。简言之,维也纳大学一直把术语学的教学与培训视为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并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注重为与术语相关的职业或者新的、变化中的职业提供实用方向的培训。另外,术语学的教学研究与一些术语研发(R&D)性的课题和活动相联系,与欧洲和国际合作的项目与计划相联系,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科研课题,取得了良好的声望。2.德国科隆应用科学大学(Cologn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德国科隆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最大的大学之一,2万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工程学、商科和社会科学这样的系科(又称为大学的传统系科)中学习,其中有1500名学生属于语言系,这些学生参加术语学培训可以获得翻译的文凭。在8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中,学生要选择第一外语(从英语和法语中挑选)和第二外语(从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挑选),由学生视自己的情况进行语言的组合。教学计划是根据商业、技术和法律的学科背景来设置专门用途语言翻译的一系列课程,因此,课程设置的术语部分是由4个主要的模块组成：术语科学的基础学习(侧重翻译方向),计算机化的术语工作,术语工作的课题实践及术语学论文。术语科学的基础学习授课的重点是：术语工作的不可或缺,术语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学的历史发展,专门用途语言与通用目的语言,概念与术语,概念的描述(特征与定义),概念体系,多语言的术语和术语的对等,计算机辅助术语管理面面观等。计算机化的术语工作是实践为主的课程,侧重术语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术语管理体系的介绍。要求学生创建术语库,记录术语的条目,掌握文字处理技术和万维网(WWW)的术语。术语工作的课题实践以术语研讨班形式展开,学生分成小组来创建一个小型的术语数据库。目的是要学生在术语课题的实践过程中能够说明术语的工作方法和多语的程序文档,能够善于利用因特网来从事术语研究,能够了解术语的资源,能够应用好研究的方法。课题的实践包括在多语程序的文档中输入术语的数据并且建立概念的体系。术语学论文要求学生在第8个学期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与学生前个学期须完成的“简练”的术语课题(即建术语库)相比,论文的篇幅要求是大约200到400页之间,包含有所选的专业术语的150个概念。论文与课题的特点都在于强调术语学科的基础知识,强调对某个专业领域术语工作方法的描述和研究方法的应用,要求学生能够用两种或者三种语言来表示论文中的概念体系,能够清晰描述术语的条目,会独立构建术语表,并且要有全部语言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有参考书目和打印的文稿。除此之外,学生还要交一个带有多语术语数据库的软盘或者光盘。3.芬兰瓦萨大学(University of Vaasa)术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瓦萨大学商务语言交际课程计划中的一门选修课开设后,发展到今天,术语学课程不仅是译员培训计划中的一个必修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该大学所有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1990年瓦萨大学人文学院的传播学系还专门设立了新的术语学硕士学位课程,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硕士教学计划,涵盖了该大学术语学、应用语言学、新闻学、信息科学、多媒体和符号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术语学研究导论和专门用途语言导论两门课还是传播学专业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①术语学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术语分析与概念分析(主要面向传播学和多媒体传播学专业),术语的构成(2个学分),术语库(2个学分),术语学的课题(5个学分)。对于有志于选择术语学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学生,该大学还开设了术语学研究高级课程(2个学分),术语学研讨班课程(5个学分)和术语实践的培训。由于大学在“多媒体系统与技术交流”(Multimedia System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方向设立了新的跨学科的硕士学位,所以对翻译专业和文献专业的教学课程也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与同行或者业界展开课题合作对术语学的教学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与从事技术文献工作的人一道开发职业发展教学计划。瓦萨大学的在职术语学培训计划就是与诺基亚(Nokia)电讯公司和ABB公司联合筹划的产物,其目标是为有术语学教学背景、后从事技术文献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在职培训,以填补急缺的工作岗位。与芬兰一家ABB分公司的研究课题则是用术语分析的方法为该公司开发新的文献著录系统。4.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该大学的教学特色是：重视术语教学中练习的配套与实践环节的精心设计,并且及时从学生的练习中获得反馈的信息。把不同类型的术语练习应用到不同的教学环境中,同时在课程学习的不同的阶段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加强练习,已经成为该大学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教师把术语练习分为五类。第一类的练习或课程是关于术语管理的基本原则。在涉及“物体(object也译客体)与概念”的主题时,设计好的练习是鼓励学生在文本中识别术语,然后分出作为表示物体与概念的图示标记或者符号的表示法。这个类别的练习还包括如何确定提供文本信息的“概念”的实际语境,练习的目的是叫学生学会辨别原始的术语数据。第二类的练习是鼓励学生在术语库中、词典中、百科全书和专业的文本中找到术语的定义和释义,然后就定义与释义展开分析讨论,展开评判并且完成修订补充的工作,练习的目的是充分了解构成定义的条件与要求。第三类的练习是依据所收集到的术语集来创建或者重新构建术语的概念体系。最好是把教师收集到的术语总汇(术语集)按照不同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如有术语的定义、无术语的定义,或去除连接知识本体(ontology)层次的关键结点(node)等。教师把手头上的术语汇编展示给学生看与做的目的：要学生知道构建概念体系的难点,知道要构建清晰的概念结构需要突出完整的定义与术语集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类的练习是在学生对概念体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围绕不同的文本类型来研究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在内的术语概念的不同表达手段与方式。第五类的练习是分析术语的“产品”和词典的“产品”。分析的目的在于透析术语和词典产品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每一种产品设计与展示的方法、质量与具体应用的情况。学生要依据ISO 12620(术语计算机应用－数据类别)之类的工具,构建起自己的术语数据库模型,以便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选用最适合自己的数据类型。这类练习还包括能够应用商业术语库产品的一种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术语库。术语学课程的期末任务是要学生亲自参与完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式的双语术语课题。5.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肯特州立大学属下的应用语言学学院要求：所有翻译专业研究生层次的学生都须修应用于翻译的“术语学与计算机应用”(Terminology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课程^①,该课程在研究生教学计划的第二个学期(共15周的时间)开设。显然,术语学课程需要讲授的内容是难于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的,因此学院规定：在修完该课程后,学生要在提交翻译的毕业论文时,一并完成翻译研讨课程中的术语汇编任务和术语库的创建工作。术语学教学计划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的效果,特别是满足学生日后工作的期望与所需,一直是该学院术语老师的关注焦点。为了把更多的内容融合或者压缩到现行的课程设置中,教学大纲规定的主要内容有：术语管理基本原则和问题导论,术语数据库管理入门,术语管理实践应用(包括练习),术语库的准备(大约50个术语条目),因特网通讯和万维网研究,术语与翻译管理的高级应用(如翻译记忆系统和机器翻译)。教师为弥补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在术语的练习上重点强调课题或研究题目的作用,要求学生自己花时间完成不同形式的课题,如个人的术语数据库建设,个人主页的制作及小组课题等。学生需掌握的技能要形成自然的衔接,要相互关联、互不可缺。例如,学生必须在懂得术语构成的基本原则和术语识别的基本知识后,才可以展开具体的术语实践的工作;学生在掌握了术语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模拟的基础后,才可以设计自己的术语库;学生要想有效地记录自己的术语条目,就必须首先找到与自己课题相关的信息(信息检索与处理能力)。这是学生着手开展必要研究的过程或路程。实际上,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所获得的图书的查阅能力与经历,能够在此时帮助学生快速有效地在线检索所需的信息并且把所需的术语信息以便捷的方式并入到自己的数据库中。以上,笔者对上述国外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之所以选择这五所大学,是因为他们的术语学教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他们的术语学教学传统一直具有国际的声誉与影响。五所大学中的三所都是来自讲德语的国家,原因在于奥地利和德国是开展大学术语教学活动最早的国家,从维斯特20世纪70年代初的术语学讲稿到80年代初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提供的术语学课程的培训^②以及后来德语区几所大学的教学实践,可以看出,术语学早已被列为翻译课程、应用科学哲学和其他学科教学计划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就北欧国家而言,其术语学教学始于70年代中期,术语学教学是专门用途语言翻译或者传播学的一部分。就术语学教学的普及与发达程度、重视程度和教学水准来说,笔者认为,北欧几个国家均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实际上,除以上列举的北欧两所大学之外,还有：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的文化、语言和信息技术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University of Stockholm)和耶特堡大学(Gteborg University)语言学系,冰岛的冰岛语言学院(Icelandic Language Insititue)和丹麦的南丹麦大学等,这些大学除培养术语学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外,还成立了术语学的研究机构,在学界有“北欧派”(Nordic approach)之称。美国是在80年代初开始术语学的课程教学,术语学归属于其他学科,特别是翻译学的一个部分。英美国家还有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莫尔比(Alan K.Melby)教授的语言学系翻译研究组,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语言学、文化与翻译学系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 ter)的翻译与跨文化学中心,英国这两所大学国际知名的术语学家分别是罗洁思(Margaret Rogers)教授和已退休的萨格(Juan C.Sager)教授等人。俄罗斯的术语学教学进入大学的时间也比较早,术语学的课程是融合在其他学科中,被视为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加拿大高校多年来也有非常先进的术语学教学理念和成功的培养术语人才的方法,如世界知名的术语学者乐霍姆(Marie Clause L’Homme)教授所执教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语言学与翻译系,还有戴候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和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两所大学的语言学与翻译系等,其教学与研究水平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如果按照语种来介绍,这里没有把讲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地区的一些大学包括在内,这并非是其术语学教学不出色,而是因为受制于研究中语言上的障碍。据了解,法国巴黎的高级翻译学院(Institut Supérieur d’Interprétariat et de Traduction)等几所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下属的应用语言学院和葡萄牙波尔图大学(Universidade do Porto)的术语学教学也都在业界赫赫有名,他们除开展博士与硕士学位及本科生的教学(包括网上在线的各个层次与类别的远程术语学课程^①)之外,还在一些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之下,成为了世界术语学前沿研究的中心,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西班牙的M.Teresa Cabré教授和葡萄牙的Belinda Maia教授等。另外,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的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和安提瓜大学(University of Antioquia),非洲大陆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University of Maiduguri)由安提亚(Bassey E.Antia)教授所创立的术语学教学与研究,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 对中国的启示1.术语学教学既要具有共性也要具有个性。虽然在挑选国外五所大学做介绍时,有意地侧重他们不同的特色,尽量不要趋同,但是在他们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有许多共性与共通的东西可供我们借鉴。如在术语学的课程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开课的时机、时间与内容的排序、考虑课程模块与单元的组合衔接问题、考虑不同程度学生、教学目标与需求的问题、考虑课程应该包括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知识等因素。各大学都注意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平衡,都注意术语学方法论的训练,如术语工具(包括计算机等),概念的分析方法等,要求学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因此都是强调术语工作的实践性特点,特别是强调当今术语管理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关系。另一方面,任何科目的教学活动总是会与一门学科的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以及学科的最新进展相关联,教学的内容与材料必然反映着这门学科的主导思想和方法,术语学的教学也不例外,这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学都重视内容与科研的关系并且把新的发展融合在不同的教学任务中。在个性特征方面,各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术语教学的特色,如维也纳大学的跨学科教学与重实用的特征,科隆应用科学大学的分模块课程设置,瓦萨大学跨学科交叉学习与培养方案,肯特州立大学精心设计的教学大纲和合理排序的教学内容。五所大学在共性与普适性中所形成的个性做法,为我们今后的术语学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参照范本。2.五所大学在术语学教学的过程中都特别注重术语实践的环节。各大学在传授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实践性的活动方式。如课题研究的多样化,有与公司企业的合作项目,有参与教授的科研项目,有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的小型术语库等等。课外的配套练习也突出了“任务”的落实并且对各种实践活动都有具体的要求。研讨班式的教学也是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技能为导向,如侧重翻译导向的术语学课程和计算机应用的术语管理课程等。术语学方向的论文写作也与纯理论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分,论文的内容有实践方面的要求,如术语的条目与概念体系的建设等。总之,形式多样的术语实践活动既强化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的应用能力,而且还为学生将来的成长与发展及从事具体的术语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术语学教学团队的组建、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和优良的教学传统与传承是构建术语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五所大学几十年的经验说明,成功的术语学教育离不开国际知名的术语学家,即学科带头人的领导,离不开围绕学科带头人所组建的教学团队以及一代接一代教学传统的传承。如维也纳大学几代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接班是“维也纳术语学派”发扬光大的保证。瓦萨大学目前优秀的术语学教学集体,是使得该大学在术语学教育领域国际知名的重要原因。现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就是因为著名的萨格教授退休后而没有新的拔尖的学者接班而导致该大学的术语学教学与研究水平下滑,影响削弱。反观比利时布鲁塞尔高等学院的情况,笔者发现：正是由于学科带头人、社会认知术语学理论创始人兼CVC(术语传播研究中心)创立者Rita Temmerman教授,在其名下聚集了一批学者,形成了术语本体编撰学的研究方法(Termontography approach),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国外较好地实施术语学教育的大学都离不开学科带头人及其团队的作用。4.以上三个方面,即术语学教学的共性与个性、术语工作的实践特征、学科带头人及其教学团队和传统的继承,应该是判断术语学教学能否成功的“参数”或者标准,不遵循教学的规律或者规范,术语学的教学就无从谈起。国际术语学的大学教育也只有40年的历史,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奋起直追,尤为未晚。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有着丰富术语资源的大国,其大学层次的术语学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尚未正式启动,这与国家的术语发展战略极不相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近年来一直在呼吁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术语学教育,把术语学教育看成是国家知识工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要把术语学教育推向实践,不应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到了起而行之的时候了。---------------------------第7页①关于术语学教学与培训的院校：读者可查阅Vaasa大学的术语论坛(Terminology forum,atn@uwasa.fi.http：//lipas.uwasa.fi/termino/)。网页中的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Terminology Work and Science列出了世界各地术语学教学与培训的院校。本文介绍的五所大学的一些资料来自该网站的指引,其余资料来自与相关学者的交流。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登录各大学有关的术语教学网站。-----------------------------第8页①关于该课程的电子课件及其详细的描述,请参考：http：//appling.kent.edu/resourcespages/courseware/terminology_cop muterapps/60011Syllaubs－2007.htm.②欲了解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和国际术语网(TermNet)这两个国际组织提供的术语学培训班和每年的术语学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请登录Infoterm和TermNet的网址查询。------------------------------第9页①关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网络术语学课程的模块教学情况,请登录Universitat Pompeu Fabra,Barcelona：Institut universitari de linguistica aplicada(应用语言学院)后,点击Teaching(有英文的介绍)即可查询。     

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¹⁷⁾。“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¹⁸⁾？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¹⁹⁾。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²⁰⁾。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²¹⁾。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²²⁾。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¹⁷⁾。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²³⁾,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²⁴⁾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²⁵⁾。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_nH_2n－O_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