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张若谷都会散文创作论

张若谷是民国时期上海都会散文的代表作家。张氏散文文体大体包括读书断想、上海"一·二八"战事之报告及一般的抒情小品等。作为身居都会空间,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真正属于张若谷的是他的市民味,其散文小品所体现的文学世界虽谈不上多有气魄,但一定程度上却具有着中国现代都会散文范式的意味。     

未完成的突围:形式论视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晚清"三界革命"对散文、诗歌、小说三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形式(语言和文体)进行革新,以期突破传统的形式规范,形成崭新的语言和文体。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既未实现语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也未完成文体形式的变革,从而未能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     

徐渭小品的审美取向

晚明是小品创作走向自觉的辉煌时代。生活在晚明的徐渭,其小品创作不仅在数量上甚丰,而且在质量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晚明小品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小品远出七子派,上继唐宋派余绪,下开公安派先声,陆云龙编辑出版的《皇明十六家小品》将其推举为第一家;晚明执文坛牛耳的领袖人物袁宏道更是发出今耶古耶的激赏,认为其文章在明朝数得上第一。更为可贵的是,其小品在创作上有自己明确的审美取向,倡导彼之古者即我之今,彻底否定复古主义,强调本色,追求新奇。     

论江盈科的小品文

江盈科在小品创作中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的历史小品见解独到,颇具现实意义;抒情小品则灵动通亻兑,趣味盎然;谐谑小品尤为人们所称道,既有入木三分的讽刺,又有令人捧腹的幽默。他是晚明小品作家中的重要人物。     

论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是一篇抒写家事亲情的作品。它字不过千,事不出轩,但数百年来魅力不减。奥妙何在?在于它看似松散随便却浑然天成,看似简淡无华却情深意浓,看似琐屑平常却真切动人。这篇散文道出了“文章唯造平淡难”的至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此后“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创作有明显的启示,并透露出当时正在勃兴的个性解放的思想新潮流。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从《答吕姜山》《与丁长孺》看汤显祖小品文的美学特色

小品发展至晚明而趋于极盛,呈现出了崭新而鲜明的审美特质。作为晚明小品创作繁盛时期的一朵奇葩,汤显祖的小品文是其文学主张的积极创作实践,有着鲜明的美学特质和独树一帜的真、灵特色。     

论艾南英的时文主张与江右文化传统之关系

艾南英是晚明著名的时文理论家与编选家,他针对晚明时文领域的弊病进行改良尝试：首先,重视时文的价值,推尊时文之体;其次,崇朱注,尊《大全》,维护理学思想传统;其三,“以古文为时文”,重视学习欧阳修、曾巩文章,消除芜杂的弊病。这种在时文理论中融入乡邦思想、文化传统的做法,对明末清初的文章学理论建设意义重大,梳理其主张对认识明清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颇有助益。     

论中国现代散文小品的艺术流变

散文小品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是受 Essay影响的结果。闲谈式小品和以叙事为主的杂记 ,是 2 0年代散文小品的主要形式。 30年代散文小品的结构、语言和意境创造 ,都发生了新变 ,杂记作品获得了独立的审美品格和体式特征。以抒情的笔调叙事 ,以叙事的方式抒情 ,是 4 0年代大后方沦陷区散文创作的基本特征。 4 0年代延安的散文也朝“叙事”倾斜 ,叙事性散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艺术形式     

论冯艺文化散文的忧患意识

品读冯艺的文化散文，很容易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的忧患意识，这是冯艺散文当中的精神特质之一。作为人文工作者的冯艺，在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关怀的缺失，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呈现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短信散文的文体魅力

与纸媒体传播方式下的传统散文相比,短信散文从构思、立意到文体风格上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这是散文在新媒体传播形式下的又一次更新,也是短信散文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论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犹为突出。从他本人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及贡献,特别是在小品散文创作中的成就更显其作品风格独具风采,也体现出周作人鲜明的个性特征。     

晚明修身日记与阳明学的发展

晚明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修身日记,这和阳明学有较强联系。阳明学内部、士人社群在中晚明出现新变化：第一,阳明的“良知”属于形而上学部分,落实到现实层面需要外在形式加以表达。第二,阳明学的心一元论引起“道德严格主义”的倾向,儒者也需借助具体手段修习。第三,儒者本身有互相规过的传统,再加上中晚明士人群体意识觉醒,儒者组织大量的讲会、省过会。上述原因促使阳明后学积极采用修身日记。修身日记的使用,也促进阳明后学道德的精进。     

“一种现代叙述意义上的写作”——论余华散文的文体创新

余华是一位有着高度文体自觉意识的作家。他把小说创作的文体创新意识带入到他的散文创作中。余华将叙述引入到他的散文创作中,对散文文体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语言的表现力,二是精微的细部描写。余华的散文文体创新为当代散文的革新指明了一个方向。     

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序跋文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丰富、深化了对周氏散文文体创造力与风格特征的认知,是解读周作人的一个重要向度。表述方式、文体风格、文学语言三位一体,相生相成,共同呈现了周作人序跋文体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亚类型体式,具备鲜明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从人物形象塑造论《庄子》体“道”者之人生审美意蕴

<庄子>一书塑造了众多形象,而其中体"道"人物形象的塑造突破了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人物形象的写实性手法,它以自由的想象和奇妙的虚构,运用了形象化的表现艺术,传达出庄子对人的生命的热切关注.庄子之文因此而既呈哲理之深刻美,又具艺术之诗性美.     

走向当代形态的彝族散文创作

当代彝族散文整体上具有写实倾向,产生了一批富于表现力、充满激情与力度的杰作;同时,拘泥于生活现实对艺术表现的自由也有所限制,文学观略显单一。以写实为基点,一些当代彝族作家逐渐走向“文化大散文”,深掘少数民族审美特质,贡献出许多新的文学意象。因此,突破单一化的文学观、走向更加自觉的文体探索、开掘民族审美文化的新内涵,产生自己的文体家,是彝族散文走向当代形态的重要环节。只有获得文体的自由与自在,当代彝族散文才能够超越民族风情之展现,对自身民族深厚的审美意识有一种新的认知,进而为中国文学艺术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论晚明小品文的身体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晚明小品文具有超然洒脱的闲情逸致,崇尚大自然的幽情别致,重视个体感性的存在、世俗需求和身体的快乐。身体意识的张扬和情欲的宣泄成为文人追求的目标,歌颂身体的文字大量涌现。欲望化、身体化替代了理性、天道,身体获得了直面存在的价值和权利,身体的意义得以彰显,对日后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散文观念的演变与创作发展轨迹

中国散文源远流长,成就辉煌。然,何谓散文,古今观念相去甚远.在古代,散文仅与韵文,骈文相别,包括许多非文学的种类.期间,有先秦时期诸子散文的鼎盛,唐宋八大家的繁富,明清小品的突出。五四以后,引进了西方文体划分的体系,便有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分法。文学观念的变革使散文具有了鲜明而灵活的文学功能,以至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是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但是,由于正处于社会历史剧变的重大转折时期,散文因其先天的“载道”性和灵活多变的特质,而自觉不自觉地被赋予强烈的使命感.虽有鲁迅、瞿秋白、茅盾、朱自清、冰心等一代散文大家及其散文精品的卓异,却不妨碍突出实用功能,张扬群体意识,弱化主体情感的散文的发展趋势以及观念的形成.这便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及其主要风貌,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散文发生的文学背景。新中国的成     

茅坤散文观中情与物之关系阐释

茅坤作为明代著名散文批评家,其散文观体现了明中期散文观从理性到感性、从教化到人情化的过程.其中,对情与物之关系的阐释尤能显示他对古代散文学的独特贡献.无论是"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理论提出,还是<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评点体验,或是其自身的创作实践,"情与物"的内在关联性皆是其散文观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