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危机与“追问技术”

科学危机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科学真理危机、科学价值危机和科学生存危机。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是科学价值危机,他对这种危机的批判与解决是要通过技术的本质揭示和“追问”来达到。他的观点和途径存在着根本性缺陷,目的也难以达到。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相比。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有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关怀的科学——格里芬思想初探

格里芬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同其他后现代主义学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沿袭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积极建构新世纪以反对现代主义的思路，注重从根源上寻求解决办法，提出了泛经验论，有机整体论和生态科学观。他的理论对于现时代科学与人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贝尔纳和他的科学政治学

贝尔纳是天才的科学家,物理、化学和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在对英国科学传统进行总结继承和批判的同时,也对整个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为了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和谐,达到科学为民谋利的目的,他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板,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科学政治学研究,形成了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凸现了研究的基本纲领。但是,他的理论更多地表现在形式逻辑的论证上,未能对政治调控科学提出具体模型和方案。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关系及其系统划分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容,特点以及地位和作用上都有重大差别,为了正确地制定科学政策与科学战略,需要从对象,方法,成果,价值,政策诸方面对两者进行系统划分。     

阻碍法国科学发展的学界陋习例证

法国曾是世界科学的中心,物理学也曾是法国的传统强势学科。但是19世纪后半叶尤其20世纪前50年左右,法国的物理学与英国、德国的该学科发展相比,明显滞后了。贝尔纳在其著作中,表达了他对法国科学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的看法。贝尔纳的观点扼要却没有通过具体事例予以说明。通过著名的法国科学家迪昂与居里等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贝尔纳的说法是准确的,即科学界的老人统治以及政府的不重视是法国科学发展滞后的关键症结。法国科学界老人统治的后果值得中国科学界引以为戒。     

竺可桢与中国科学社

竺可桢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始终为该社的骨干,为其事业的持久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他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普及科学常识,传播专业的科学知识。他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呼吁社会重视科学研究,为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B.C.斯焦宾院士思想轨迹追踪

此文为祝贺斯焦宾院士80华诞而作。斯焦宾是世界著名哲学家,俄罗斯(苏联)科学哲学的奠基人。在苏联时期,他主要研究了科学的结构和发生、科学基础等问题。他建构性地引入了抽象客体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即理论图式,阐明了理论知识的结构和发生机理;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的理想与规范、文化共相等概念,论证了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的启发和预见功能。苏联解体后,斯焦宾主要关注了科学理性的历史进化、文明发展的类型等问题。当从传统文明向技术型文明转变时,经典理性和非经典理性找到了生存的文化土壤;当技术型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被打破时,后非经典理性才是我们克服全球危机的不二选择。     

“政策科学”概念溯源

政策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政策科学”的概念进行溯源,以此回溯政策科学的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科学的理解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翘楚，这个时期在不少文章中论及对科学的看法。本文围绕他关于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科学破产和科学万能、科学与人生观诸问题的理解加以介绍和评论，并表明笔者的一孔之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法

该文是著者《中国的天文历法》一书的第三章，主要内容为：（１）三国时代历法；（２）晋代历法；（３）南北朝时代历法。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

考察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在康熙宫廷所从事的数学活动，通过对比，证明《算法纂要总纲》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s，1685)的基础上编译的，此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数理精蕴》；对现存《算法纂要总纲》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希冀对康熙时代西方数学的传播有更清晰的认识。     

何国宗、梅瑴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自1629年崇祯改历起，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机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与中国科学家之间有时密切合作，有时又血腥斗争，更多的是既合作又竞争。何国宗与梅毂成在数学方面都有良好的家学背景，又在清宫蒙养斋接受数学教育和培养，成为康熙晚期到乾隆前期的官方科学家。他们早期与传教士白晋、张诚、杜德美、傅圣泽等人可能有较为良好的关系，但从1713年他们联合主持编纂《律历渊源》开始，就逐渐和在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纪理安、戴进贤、徐懋德等人产生了矛盾，从相互合作，到相互竞争，最后发展到相互仇视。以一些中文资料和传教士的书信为基础，本文讨论何国宗、梅毂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他们的斗争涉及到康乾时期几项重要的科学工作，如在编纂《律历渊源》和《历象考成后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对于钦天监领导权的斗争，借助推算日食的斗争，利用宗教政策以及古旧天文仪器的保护等发起的进攻，等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对当时朝廷的天文历法研究和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清中期的科学评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台湾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取向

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进行中西科技发展的比较,不过那是一种缺乏实际接触的比较。事实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使得两种文明中的自然知识传统遭遇,其间产生的竞争、冲突与比较,留下许多可进一步探究的议题。文章选择从明末清初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来分析近20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所处理的一些新议题。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回溯、反思与观照

科学教育思想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以来,我国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科学本质观、科学教育价值观以及科学教育方法论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思考和论述。基于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反思与回顾,当下的科学教育要关注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凸显科学的实验特征和探究本性,体现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实践性,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品质。     

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

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那里,相对于传教,传播科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的目的性。之所以利玛窦传播的基本上是近代以前的科学,并非其有意回避近代科学,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他所传播的尽管不是近代科学,但却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气质;以利玛窦为榜样,耶稣会士们为传播近代科学付出了巨大努力。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引发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奔向近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天文历法领域第谷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数学汇入近代数学主潮流;地理学初现近代化端倪等。在中国科学近代化曲折﹑漫长的道路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起到了扭转方向﹑扫除障碍﹑清理地基﹑准备条件的作用。其中,意大利精英利玛窦功莫大焉。     

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名称的产生和演变

东阿拉伯数字早在元代就已传入中国,而西阿拉伯数字,即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约于17世纪早期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尽管阿拉伯数字已经引进,但一直没有被广泛使用,到19世纪后期才慢慢推广。有关阿拉伯数字的汉语名称虽然早在1642年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又产生了许多名称,其中包括20世纪10年代产生的“阿拉伯数字”,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弹道知识描述的辨析

16至19世纪,在中国仿制与使用西方火器的技术交流中,西方弹道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相关知识、经验相结合,这集中反映在明清时期的兵书文献中.从描述术语的角度,主要就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关于弹道学知识的描述进行辨析与探讨,从瞄准技术、弹道轨迹描述和对飞行的解释几个方面概述中国在明清之际既继承了传统火药抛射武器的定性描写,也吸收了西方弹道技术与理论,希冀以此反映出中国弹道学知识在16世纪西方弹道学知识传入之后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