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之不足

在我国,作为对生效裁判错误救济的审判监督程序,在纠正错案、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中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名称不准确、再审理念冲突、再审理由缺乏操作性、启动主体行政化、再审期限不合理、审查程序不规范、原审法院再审不公正和再审加刑等,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为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做好理论准备。     

再审发现什么——基于近年浙江省高、中两级法院再审改判与发回重审案件的实证分析

再审是针对生效裁判而设置的一种特殊的纠正和补救程序再审程序的启动,虽是基于法院和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院对原裁判有“错”待纠的审查认定,但再审并不必然意味着原裁判变动的结果。透视浙江省高、中两级法院近年再审改判与发回重审案件的来由与审理,再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的原因,包括原判确有错误、裁量权的行使、判后新情况及司法理念等方面因素、裁判的“错误”没有绝对的认定标准．再审的纠正与救济是有限的。但有当事人的申求,就有法官追求司法公正的思索     

关于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思考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着重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进行了修订：提高了再审法院级别，细化了再审的法定事由，明确了人民法院接受抗诉裁定再审的时间期限等。但是，修正案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过多，未规定再审诉权，未限制再审次数，没有审前和解制度等。希冀在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时，可以更加完善。     

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范围的界定

近几年学生诉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件屡有发生，各地法院在是否受理时的依据主要是内外部行政关系，探讨内外部行政关系与高校学生管理之间的关系，界定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范围，避免出现在一国司法空间内对学生讼诉权保护极不平衡的局面。     

谈我国再审程序的完善

我国再审程序的体制缺陷使得再审案件剧增，法院的权威性与裁判的终局性受到破坏，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再审程序的特征提出应当从再审发动主体等方面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合理限制从而完善再审程序。     

简析美国刑事再审程序——以辛普森杀妻案为例

依照美国法律,“辛普森杀妻案”以宣判辛普森无罪告终后,即使有朝一日发现了证明辛普森杀妻的新证据,或者发现审判存在严重法律错误,该案也无机会进入刑事再审程序。这是因为美国刑事程序,尤其是刑事再审程序贯穿着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完善了对被告人人权保障措施。     

民事再审程序审级制度初探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审级制度的规定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原审法院再审的效果差；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的审缺乏信任感；再审没有次数限制，终审不“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是，规定再审案件一律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对再审的裁判，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再审的次数限定为一次。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性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基于对犯罪“严打”的反思和对犯罪规律的再认识,还基于对刑罚功能有限、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考虑,更基于建设和谐社会、均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适应全球两极刑事政策趋势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性质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犯罪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和涉及的范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性质还不是基本刑事政策,而是属于刑事司法政策,这种状况不利于达到政策固有的或者期望的宗旨。     

美国两密二州恶诉之展望

美国密西西比州和密苏里州的检察总长,在美国联邦法院对中国提起新冠疫情导致损害的赔偿之诉。中国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该诉讼应被驳回,理由是基于主权平等的国家豁免原则。笔者认为将来法官判决的依据并不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原则,而是其国内法——《外国主权豁免法》。然而,法官做出判决的真实依据,可能既不是国际法,也不是其国内法,而是此三要素:遵循先例的普通法原则、美国国内政治的现状和法院不介入国内党争的司法传统。此外,两密二州也很可能因举证不能,无法以侵权之诉获胜。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反思和重构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存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空白化、启动主体的多元化、启动程序的任意化、再审理由的实体化、申诉规定的笼统化等问题。观念误区和具体国情是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我们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以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为视角

为适应新时代刑事审判的需要,我国以刑法修正案方式八次对现行刑法予以修正,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未予修改。基层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操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适应刑事实体法的修改与时俱进进行修改,如对刑诉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简易、普通程序的适用以及检察机关的诉讼权限、抗诉、再审程序的规定等应作必要的修改。     

对现行再审制度的思考

众所周知，在我国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与此同时，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公民具有申诉的权利。笔者对申诉权本身并不存在疑义，由于人的认知力、判断力都是有限并存在差异的，据此作出的判断均不能保证它是绝对正确的，申诉权正是为了防止错误裁判的发生，因此许多国际人权文件或公约中都将申诉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明确规定要保障社会成员的申诉权。正是如此为了防止错误司法裁判的发生，我国在司法程序中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建立了人民法院的再审制度。但随着涉诉信访的增多，使得现有的申诉、申请再审制度可能破坏审判的合法性，减少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     

关于“再审不加刑”的思考

“再审不加刑”通过对刑事再审案件裁判结果的专门限定，以防止其任意发动，从而维护判决的既判力和权威性，保障刑事被告的基本人权，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而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囿于实体真实观念等窠臼对此原则未给予重视。为解决现行刑事再审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我国应该参照两大法系的经验尽快确立这一原则。     

我国刑事司法权的异化与回归

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来看,我国刑事司法权存在着运行混乱状况,司法权在再审、死刑复核中运行异化,承担司法权的法院同时还承担着执行权,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不完善等,影响了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刑事司法权异化现状并对司法权本质含义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刑事司法权回归的改革目标。主张在司法权逐步扩大的趋势下,应该加强对刑事司法权的制约,从而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呈现一种良性运行的状态。     

民事再审的审理范围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民事再审程序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应得到法院的尊重。但民事再审程序作为一项事后救济程序,其启动不是作为诉讼程序的重新开始,而是作为原审的延续,应当受到当事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行为的约束。因而,审理民事再审案件时,审理的范围应受当事人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的限制。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时,受处分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影响,人民法院也应当考虑当事人提出的请求。但在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调解、当事人在原审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时,应当允许民事再审较原审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困境及超越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这一规定在司法运作过程中已经消解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实际上已经限制了刑事被害人的诉权，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及早通过立法修改，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相对较长的审理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虚假诉讼条款的司法适用研究——以11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多在再审程序才被动适用虚假诉讼条款。法院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虚假诉讼条款过程中存在识别与规制滞后、处罚手段单一、第三人救济渠道不足、民刑衔接不畅等问题。立足司法实践，可从适度降低认定标准、拓宽受害人救济渠道、构建顺畅的民刑衔接机制入手，以民事手段加强对虚假诉讼的司法规制。     

民商事速裁：“热运”背后的“冷思考”

进入二十一世纪来，全国各地法院掀起了一股“速裁热潮”。速裁制度对于解决当前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效果极为显著。面对速裁的“热运行”，在欣喜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冷静思考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加以突破，以期使这一制度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目前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之中近七成的案件得以调解结案,对最大限度地营造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当事人诉讼利益的最大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解决当前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调解制度的时代价值,厘清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实践中,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诉权是审判权行使的前提,没有诉权行使就没有审判权行使,审判权的启动依赖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二者相互制约。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目前法院调解制度完善寻找出突破口。     

浅议民事再审程序之缺陷与完善

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救济性程序,具有纠正错案、保证办案质量的作用,体现着民事诉讼的价值。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对再审程序的规定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应当对其予以修正和完善,以体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精神,建立再审之诉,切实发挥再审程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