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续）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平议》,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疏失匡正之功,并论其别乎他家之处。     

<史通>的散文观与小说观述评

《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其内容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关于散文,刘知几主张内容要“实录”、风格要简约,模拟古人以“貌异心同”为上;关于小说,刘知几就文言小说的分类、小说与史诗的关系、小说创作中的虚实关系、小说的社会功能等万面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看法。     

刘知几及其《史通》述论

刘知几,唐代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他 ２０岁考中进士; ４２岁时,始任史官,撰修国史。 《史通》是刘知几终生所萃的史学名著,也是我国最早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史学思想贯穿于《史通》之中,其核心,是著名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史通》中,刘知几史学思想突出的方面,一是史法上“秉笔直书”的精神;二是史现上对传统思想的大胆批判。     

浅谈刘知几《史通》的写作背景

<史通>作为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它诞生的背景与史学发展的需要有关;与时代的学术氛围有关;更与当时统治者对史学的社会功能认识和利用有关;与当时的时代矛盾有关.这是我们学习<史通>的重要方面.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泰岱钟灵名士多 ──《泰山名人文化》评介

东岳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历代名儒硕士展履踵接，故自孔子《邱陵歌》而下，佳篇短制，美不胜罗”（《泰山述记》卷七语）。泰山作为中华名山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与“名人”相关联的部分，更构成其文化主线之一。近年来泰山学界对这一文化内容予以充分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独具匠心、颇富新意的探研力作，如徐北文先生《石介及其泰山学派》（载《海岱小品》）、骆承烈先生《孔子与泰山》、孔繁信先生《终老泰山的杜善夫》、王传明先生《于慎行与泰山》（均载《泰山研究论丛》）等，皆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声。近出之袁爱国先生《泰山名…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壶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棒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壹奥”。     

少年初恋的自叙诗-解析王统照著《春雨之夜》的创作心态

编者按：本文是王统照先生第三子王立诚先生对王统照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春雨之夜》创作心态的解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统照的《民国十年日记》，故将已发表于《香港文学》的本文刊发。     

《史通》叙事尚简论初探

本文从论字数多寡，过简，过烦，用晦等方面入手，对刘知几《史通》的叙事尚简论做了全面的分析，并从史学传统及文史相别的角度出发，针对后人的批评阐述了笔者的看法。     

《红楼梦》“爬灰”“养叔”探赜

《红楼梦》中焦大所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原是《风月宝鉴》的“通部大纲”，喻指贾敬，宝玉与秦可卿淫乱导致天香楼悲剧，表现“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题。后来，创作主题的改变，《石头记》形成“全部之王惟二玉二人”的情节格局，《宝鉴》的中心故障变为从属于宝黛主线的重要辅助故障，“爬灰”的主子由原来的贾琏“家史”替代贾敬，“养叔”情节变为宝玉与袭人的主仆淫乱，表现“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主题。人物关系由此形成大对调，说明《石头》是在《宝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宝鉴》天香楼故事改头换面，疑点重重地存在于80回《红楼梦》今本，除反映曹雪芹对家世反复进行不同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作品主题和情节结构脱胎换骨地再创造，还能成为《红楼梦》作者争论的一方佐证；不仅证明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且本书是他在自己的创作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形成《宝鉴》、《石头》、《石头》、《红楼》的演变事实。     

《水浒传》编年补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其所叙之故事都与一定的时间相联系，故而可以按年月日顺序对其进行编次。研究《水浒传》的著名专家何心先生已对《水浒传》前七十一回中的故事进行了编年，至于七十一回之后，何心先生认为“年月日难以计算”，不可进行编年。其实小说第七十一回之后的时间线索虽不如前七十一回清晰、明确，但根据常理与小说的具体叙述进行推断，仍可确定其发生的大致时间，故而也可对之进行编年。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刘诜籍里世系考

刘诜是元代的一位重要作家。《元史》说他是“吉安之庐陵人”，即今江西省吉安地区吉安县人。此说一出，似乎成为公论，连《吉安府志》、《庐陵县志》、《庐陵诗存》也都是这样写。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金元词》，则认为是“今江西省吉安市”人；     

夏夜晴空中的繁星——《围城》中的比喻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有这样一句话：“比喻是天才的标识”，比喻作为一种运用最广的修辞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勰说：“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在比喻的王国中，古今中外的杰出的作家往往“期(之)以形而尽相”。殚思竭虑地将抽象的表达化为生动形象的比喻，而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旧文四篇》中更是对比喻推祟备至：“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文学词藻的特色。”     

《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

《金瓶梅》成书时限一直是不解之谜，本文以有力证据证明《金瓶梅》成书上限可定于万历元年。其主要证据为：一、第68回的“新河一带”“毁闸折坝”，“南河南徒，淤沙无水”、“疲弊之极”、“贼盗梗阻”等史实均发生于隆庆元年之后；二、第77、78回提到的济州管屯产生于嘉靖二十五年重修济宁卫之后，计亩征收银两，“秋税”、“夏税”均不征收实物，发生于万丙八年之后；三、书中所提到的三大丧和生辰八字按万年历推算均排在隆庆五、六年，梅节先生有证。总之，《金瓶梅》成书时间为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这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新的重要突破。     

《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大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架构

从前期《大学古本原序》与《大学古本旁释》的“诚意”之教，到后期《大学古本序》与《大学问》倡导的“致良知”说，王阳明的大学思想是由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其间，既括了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并推崇其为达到“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的“大人之学”的努力，也包括了王阳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重解，以服从其心学体系的需要。     

《文选》注引小学书辑录

《文选》注所引小学书，录之於下，其现存之书如《尔雅》、《说文》、《广雅》之类不录。吕忱《字林》，清任大椿辑《字林考逸》，近李增杰先生又著《字林考逸续补》，二家书余未见。今余所录，不去《字林》，它日将参校焉。《字林》有音切，音有但有音切而无释义之文者。     

新编《大学语文》失当和错误举隅

徐中玉、齐森华二先生主编之《大学语文》(为了区别,本文称之为“新编《大学语文》”),比起徐中玉先生主编之《大学语文》来,确实有新鲜之感,不失为此种教材编写工作中的新成果和有益尝试。但该教材选录之“范文”,过于偏重于“古” (六十七篇“范文”中,古代诗文等占将近75％);入选的某些“范文”,令人不免有求新反失之感;而且,所选文章,深浅程度悬殊颇大,也给教学带来困难。当然,诸如此类,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一时难定是非。不过,该书在提示、注释以至标点、校勘等方面的失当和错误,却是“硬伤”;而且,据笔者初步统计,这种“硬伤”竟然多达四十处以上。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