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作家的文化视角--中国现代叙事文学性别文化视角研究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期，由于“人的文学”的倡导，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作家看取人生和表现人生的视角。本文针对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对女性命运所采取的态度，来讨论他们文化视角的特征。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理想派”“写实派”的中国文论根由

梁启超、王国维的理想派、写实派理论，过去都被视为从西方引进之论．本文除肯定其蕴含的西论因素外，着重探索了其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的固有渊源，并阐析了理想派、写实派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文化、哲学背景．在此基础上针对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提出了三点思考：一、不要将中国的学术成果往西方的筐里倒；二、不要以他人的发长责自己的胡短；三、不要搬来西方的石头盖埋了中国自己的玉．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水边的沉思与人格的比照——京派文学水意象的文化阐释

京派作家普遍钟情于水,他们常常在水边发出"时间生命如流水"的生命和宇宙之思,又常常使水具有人的情感、性别和性欲等特征,同时还以"自我澄清"和"静水透明"来象征自我人格的清洁,以"兼容并包"和"以柔克刚"来表达他们自由、宽广的文化胸怀、文学态度和人生策略。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梁启超的东西文化观

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局势和近代理论界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为背景，阐述了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东西方文化的理性思考，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态度，试图寻找出一位理论家的学术政治思想变化的清晰路线。     

异域抑或本土——从王国维的三种文艺论著看其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

从表层看，王国维的治学从哲学转向文学，终又落实到史学考据。从深层看，王国维的治学则始终纠结在异域与本土之间。王国维三部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美学论著即呈现出上述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红楼梦评论》完全以西方哲学概念来图解中国的文学作品，《人间词话》可以视为异域和本土之间的深度纠结，《宋元戏曲考》则重返本民族文化和学术的立场。王氏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作为一种范式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进程。在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王国维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和范式，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仁者不忧”：梁启超的“趣味”境界修养观

“趣味”在梁启超那里,被境界化了,其意涵超出了具体的感性嗜好的层面,是一种超越忧患疑惧而对整个生活保持乐观态度的深厚稳定的心境,梁启超以“仁者不忧”来表述,其精神特征是“无入而不自得”。作为境界的趣味,是人心主动的营构,生成于自心对人生活动的成败之忧和得失之忧的透解和超越。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研究会“问题小说”比较赏析

文学研究会一群作家为探索人生意义而写“问题小说”形成了一种创作倾向。他们的小说创作,关注着现实的人生,描绘着作者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着“五四”以后许多知识青年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他们想通过诅咒黑暗现实,鼓吹社会改造,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去回答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以指导青年知识分子怎样对待人生。为此,这群作家有着大体一致的认识态度,有着相似的     

文化女性特质在李清照词中的显现

从三个方面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女性特质。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文化女性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     

许杰小说的探索道路

许杰小说的探索道路钱英才许杰小说创作一开始是现实主义的，１９２１年还在五师的时候，许杰就宣称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观点。这种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梁启超、胡适的影响。许杰读过梁启超１９２２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沼之间关系》，他说：“特别是梁启超所谈的文...     

转型时代的话语格局及知识分子小说话语类型——对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

文学在转型时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形成。大体说来,支撑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写作的作家主要有两类：一是已进入中老年的＂五七族＂和＂前知青族＂;一是晚生代和后知青。＂五七族＂和＂前知青族＂都经过五十年代的理想训练和文革的灾难,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是他们文学写作的最基本的话语资源。而晚生代和后知青在重新思考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以及价值承担时,他们更喜欢用解构主义、享乐主义、游戏主义的态度来从事写作。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大致可分以下三种类型：现在时写作;反思型写作;直面现实型写作。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梁启超的东西文化观

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局势和近代理论界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为背景,阐述了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东西方文化的理性思考,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态度,试图寻找出一位理论家的学术政治思想变化的清晰路线.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貌合神离 形同质异——中西渔夫形象的文化解读

中西文学中的“渔夫”(或渔父 )形象产生于不同的土壤 ,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原因、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大致而言 ,中国文学中的渔父具有隐士的特征 ,而西方文学中的渔夫形象堪称智者。他们身上 ,体现出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意蕴和文化背景。     

竹林七贤的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时期士人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魏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连。在魏晋政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竹林七贤采取了退隐而静观时变的态度。待政局明朗化之后,因为不同的人生操守,竹林七贤发生了分化,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者有之,远离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些不同的政治态度,渊源于他们价值取向的差异,并进而导致了他们迥乎相异的人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