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忽必烈“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

“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忽强烈在吸取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上对祖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问题的改造，亦是对当时理学家、法家“义”“利”对立观点的解决。从“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可以管窥包容性和实际功用性是忽必烈伦理思想的两大特点。     

先秦“小说”释义

先秦“说”有故事义、解释义、悦怿义。故先秦“小说”一词在“小”的前提下,乃指①故事的、②寓意的、③愉悦的谈说。中国小说早在先秦就产生了,而且自始就有通于后世一般小说基本的特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篇》,是古人关于“义”和“利”价值观的典型概括。从历史上看,义利观念是人们关于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金钱物质两者关系的思想和看法。“义”表示某一社会的伦理规范;“利”主要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君子之人崇尚“义”,而贬斥“利”;只有小人才谈“利”求“利”。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对义利关系问题的探析

在中国传统道德道德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义利关系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首先，指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其次，因为“义”本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利”代表着个人利益的要求，所以义利关系是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仍是人生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     

论颜元的功利主义

颜元身处将理学奉为官学的年代，“内圣”之学昌盛，学者们游谈心性，鄙于言“利”。颜元以其深沉的历史使命意识，力图重建“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体系。通过对前人思想批判的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功利思想。他的功利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功利学当中，可谓是一中庸之作，不偏不倚，求“利”而不忘思“义”，强调的是一种“义中之利”，即合理的“利”。     

韩愈的义利观及其历史影响

韩愈不讳言功利乃至“私利”,在个人权利基础上倡言“公利”,以“爱而宜”、“爱而公”作为“义”、“利”关系的总体原则,对传统的“义”、“利”关系理论有所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宋明理学家对韩愈义利观的接受与批判,对韩愈的学说有所深化,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消解。梳理上述理论范畴的发展演变,对于把握华夏文明近现代转型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道德回报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以“义”为核心，围绕义利之辩展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苟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通过分析儒家的义利观，我们看到建立在“义利合一”基础之上的道德回报对于提高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立道德回报的有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的财富动力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创造财富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人们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受不同的财富观念的支配,不同的财富观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导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激情。先秦儒家的经济文化思想是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儒家思想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的重视超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更重视如何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财富而不是如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不具有西方那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意识;对人们生财取利的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上,先秦儒家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富而好礼”,认为“义”是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终极价值;在对人们的求利欲望的分析上,把经济政治化、经济道德化,给本来作为手段、作为财富形式的金钱本身披上道德的外衣。受儒家传统财富观的熏陶,中华民族缺少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冲动,但却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致富思源”,这个“源”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包括那些对民族发展与富强产生积极作用和巨大推动力量的价值观、理念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未来学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经济文化思想,并实现对传统的超越。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五常”的逻辑推演及其当今意义

"仁义礼智信"系先秦儒家提出并发展成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标准。尽管仁、义、礼、智、信各范畴在内涵上各不相同,所揭示的道德生活内容的侧重面各异,但"五常"是一个整体,各范畴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其中"仁"是美德的核心,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义"则是"仁"的内在逻辑推演,"礼"乃为"义"的外在保障,"智"是道德认知的必要条件,"信"则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构建新时期的财富观

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人们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受不同的财富观念的支配,人们按既定的文化生活方式来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的重视超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财富观上,更重视的是如何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财富而不是如何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或者说是对人们生财取利的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上,我们更注重精神财富,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富而好礼”,孜孜以求的是人们道德的充实、人格的伟大和情操的完美,并把经济政治化、经济道德化,给本来作为手段、作为财富形式的金钱本身披上道德的外衣。因此,受传统财富观的熏陶,中华民族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受到抑制,但却涌现出不少道德的楷模。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说:我们要“致富思源”,这个“源”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包括那些对民族发展与富强产生积极作用和巨大推动力量的价值观、理念和思想。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财富的源泉、动力和形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     

孟子义利观新探

“义”,与“利”的关系如何,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义者宜也”,一般指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利”指利益、功利。早在先秦,我国哲人们从深究宇宙之理转向探讨人生奥秘时,义与利就作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而孟子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则一直被视为尚义反利、主张义利的绝对对立。冯友兰先生写道。“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子特别强调这种对立。”任继愈先生认为:“他(指孟子)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辞海·哲学分册》载有:“至孟子讲仁义,则根本反对谈利,宣扬义和利的对立。”笔者以为,如果说孟子尚义还比较合于事实的话,     

王船山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突破与超越

王船山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突破与超越主要体现为：在道德起源方面：反对“天道即人道”，提出“道因人生”；在道德进化方面：反对“道德退化论”，提出“道德进化论”；在道德核心价值方面：反对“重义轻利’’与“功利即道义”，提出“义利并重”与“珍生务义”；在道德终极关怀方面：反对“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存神尽性，全而生之，全而归之”。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传统治国理论的内涵及维度

《管子·牧民》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先秦时期治国理论的总结和经典表述,于中国治国文化中影响深远。阐述了“礼”“义”“廉”“耻”四者的内涵,认为它们分别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是那个时代治国文化的结晶。通过分析指出,“礼”被塑造为社会规则,但同时也是人性需求,是外在规则与内在修养的结合;“义”的出现有时代性,是对礼的有益补充;“廉”则强调对于高节的坚守;“耻”是道德的底线。从中既能看出《管子》对治国理论的维度设计,同时也能对今天的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本文通过对朱熹理学中“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以及“义”、“利”诸伦理范畴的简略论述,分析了朱熹理学“义利之辨”及其现实意义。     

生利与求利、他利与自利、德利与得利——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业技术教育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对职业教育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 “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但是,传统的教育观往往把利和义对立起来,一谈到“利”,联想到的就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和“义”能否得以统一;怎样才能实现统一;职业教育能否以生利和盈利为目的。能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特殊的形式,在     

“比德”说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刻画

儒家“比德”观是一种以物观德的道德认知形式，“比德”观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曹雪芹在塑造《红楼梦》中人物时将“比德”观渗透进去，使整个作品产生了独特的美学韵味。从“比德”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的人物乃是一条新的途径。     

墨子的道德理想及其现代意义

墨子思想是中国古代的瑰宝,他不仅在理论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理想画卷,而且也指出了具体匡正社会的方案和措施,其“兼相爱、交相利”道德理想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尚贤”、“节用”、“非攻”思想无疑对“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伦理性财富观的人文主义启示

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和苟子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通过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提出了他们的伦理型财富观，从个人的角度提出重义轻利，取之有义；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提出义以生利，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表达了他们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视和个人价值的理性思考和推崇，以及寻求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