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演化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对于《资本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必须结合商品交换的演化历史考察。第一种含义是基于物物交换之简单商品经济的历史,在完全竞争之假设前提下进行抽象分析所得之结论。第二种含义是基于货币经济之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在供求不等成为常态下进行抽象分析所得之结论。短期供求不等会影响商品的价格、价值量,长期则在完全竞争作用下供求趋于均衡。在结构失衡总量不变,土地具有长期垄断条件下,单位土地商品的价值量小于劣等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大于优等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他商品的社会价值量则小于实际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垄断对单位商品价值量偏离实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永久性影响,而货币需求的变化则没有影响。     

浅谈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过去,由于我们长期重视价值决定,忽视价值实现,因此,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认识,总是强调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价值实现的问题也突出来了,必然引起理论界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注。但是,近来有个别文章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已经包含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与价值决定

多年以来,社会必要劳动的两重含义与价值决定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存在不同理解.笔者以为,正确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必须认真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要从《资本论》本身的逻辑来理解.     

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兼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

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价值决定,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如何自觉地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计划管理以及如何确定计划价格基础的一个现实意义很强的问题。自一九五五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几经讨论,但至今仍然分歧很大。讨论中,基本形成了看上去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另一种回答说:否,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决定价值实现。承认是价值决定就不承认是价值实现,承认是价值实现就不承认是价值决定。价值决定、价值实现二者的关系已经成为问题的关键。究竟价值决定、价值实现是怎样的关系?二者是否一定是对立的?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笔者认为,把这一问题弄清楚,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价值决定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的几点认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52页)而在《资本论》第三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则有了进一步的规定:“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第722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重含义为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对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生产,必须自觉地在生产之前就把社会对某种物品的需要与生产它的     

也谈“税利分流”的理论依据——兼评“国家两种权力决定论”

“税利分流”的改革措施,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理顺国家与企业(本文指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完善承包责任制,促进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行为合理化,增强国家宏观控制能力和企业活力,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客观的必然选择。“税利分流”改革的内在的依据,在于社会主义税收和利润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长期以来,我国受到“非税论”的困扰,在实践中税、利的界限不清,不是“以利代     

《资本论》关于生产方式的含义——兼评“中间环节”说

在《资本论》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对象上,必然逻到生产方式的含义问题。目前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其实只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前者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后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形式。     

评《师说》两种英译本

本文从原文语体风格的处理、原文理解和词汇概念表达上的准确性以及句章翻译的灵活性及其衔接与连贯三个方面对唐代著名散文《师说》的两种英译本做了对比研究 ,并提出杨宪益夫妇的译文要比谢百魁的更地道、更能为读者所接受     

谈古书的标点——兼评《长汀县志》新版本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文》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通鉴标点琐议》,列举了他和俞平伯、丁声树等先生在校读《资治通鉴》一九五六年初版本时发现的主要错误,计三十类,一百三十二条。《新华文摘》七九年第四、第五期全文转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对整理、标点古籍的同志,触动更大,教育更深。     

翻译美学谈——兼评《双城记》新译本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历来讲究译文的美。依照刘宓庆先生提出的翻译的美学标准,即相对性、时代性、社会性和依附性,审视《双城记》三个流行的译本,主要从耿智和萧立明教授翻译的《双城记》新译本引例,来讨论如何依照翻译的美学标准来实现译文的美。     

也谈《木兰诗》的结构——兼与齐天举同志商榷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向我们透露这样一种信息:凡是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因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影响深远的作品,于博得广大读者欣赏的同时。评论界对其却往往是争议丛生,意见相左,看法很难一致起来。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就属于此类作品。《河北师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刊载的齐天举同志《(木兰诗)结构质疑》一文,其中一些观点和论述,笔者意为有提出商榷之必要。     

看到时间,理解时间,掌控时间——评《图解时间》

<正>时间是流动的,是故孔夫子站在河岸上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合昼夜。而时间又是量子化的,每秒中的普朗克时间数比宇宙大爆炸至今的秒数还要多。在生活中体验时间,我们总是战战兢兢。时间可以让呀呀学语的孩子变成少男少女,直至蹒跚而行的老人;时间可以让一粒种子发芽开花,继而结满硕果。热恋中的人认为时间稍纵即逝,监狱中的犯人却是度日如年。商人     

也谈影片《末代皇帝》中的两个细节

本文就影视评论界有争议的两个细节(溥仪街头劝阻红卫兵及释放蝈蝈),从典型场面的艺术张力和艺术象征手法对艺术审美空间的拓展性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的见解。     

也谈《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与其它语言学分科如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相结合,研究语篇和话语的隐性意义。Brown＆Yule合著的《话语分析》系统地论述了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之后的话语分析开了一扇新窗。     

市场经济的限度——兼评《大转型》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也谈票据无因性相关理论——兼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

票据无因性原则是现代票据法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票据法》是否已经确立该原则,学界意见不一,对相关条文理解存在分歧。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与安全,我国《票据法》有必要对此予以修改和完善。同时,票据无因性不是绝对的,在快速流通的票据贸易中,还要实现对票据资金融通的有效监管。因此,应当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金融发展的现状出发,坚持票据的无因性与票据交易的真实性,防止票据无因绝对化。     

探索文学时间的生存维度——评《文学时间研究》

马大康、叶世祥和孙鹏程合著的《文学时间研究》一书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对文学时间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阐释了文学时间特性即“封闭性”、“现实性”、“包容性”、“双重个体性”以及既“异在”又“属己”性,同时又从怀旧、悲剧、庸常生活和后现代等方面探索了文学时间的生存维度,拓展了丈学时间研究的空间,对文学时间研究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历史意义。     

目的论关照下的翻译策略——兼评《荷塘月色》的两个英译本

本文通过对目的论及其三个原则的研究,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之一的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归纳出的四类翻译策略为基础,创新性地总结出两种翻译策略,即功能性翻译策略和语言性翻译策略,并用以对比和分析《荷塘月色》的两个英译本,尝试为评析和鉴赏译文提供新的翻译策略。     

也谈《尝试集》

《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它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数十年来,《尝试集》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研究新诗的文章,都以郭沫若的《女神》为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的第一本新诗集,而胡适的《尝试集》却遭到漠视。固然,《女神》以它宏大的革命理想,奔放的爱国主义热情,狂飚突进的顽强战斗精神,火山爆发般的英雄气概和艺术上的大胆创造,冲决一切陈旧的罗网,开一代诗风,创造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但作为中国新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