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科技术语》

《中国科技术语》直言缺失，是离退休老教师的严师诤友。总结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大教训，是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不足。1987年怀着一种负疚心情，我告别部队学院讲台。在这之前，我曾到某卫星发射基地学习和调研。某副总工程师对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XX装备在现场统计的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和书本上讲的相差3个数量级的情况下，还圆满完成了历次的发射任务，     

我与《中国科技术语》的交往

我在2007年9月才接触到《中国科技术语》。起因是我构思一篇《推荐使用的煤炭科技名词》，在上网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中国科技术语》。随后给《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发邮件询问一些投稿事宜，很快就得到张晖编辑的回复，令我很感动。作为一名作者，我为《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能在第一时间给作者答复所深深折服，因为我也耳闻目睹作者将稿件投出去后，     

我与《中国科技术语》的交往

我在2007年9月才接触到<中国科技术语>.起因是我构思一篇<推荐使用的煤炭科技名词>,在上网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中国科技术语>.随后给<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发邮件询问一些投稿事宜,很快就得到张晖编辑的回复,令我很感动.作为一名作者,我为<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能在第一时间给作者答复所深深折服,因为我也耳闻目睹作者将稿件投出去后,有的杂志社两三个月无任何音信的情况.     

我和《中国科技术语》的三次“亲密接触”

2007年，是《科技术语研究》更名为《中国科技术语》的第一年，也是《中国科技术语》加入商务印书馆期刊方阵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和她经历三次“亲密接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科技术语》召开2012年编委会会议

《中国科技术语}2012年编委会会议于12月1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科技术语》副主编刘青、潘书祥，16位编委以及商务印书馆负责期刊出版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潘书祥副主编主持。 刘青副主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期刊要在名词工作方面发挥“四个平台”作用，即审定平台、信息平台、推广平台和学术平台。     

我和《中国科技术语》的三次“亲密接触”

2007年,是<科技术语研究>更名为<中国科技术语>的第一年,也是<中国科技术语>加入商务印书馆期刊方阵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和她经历三次"亲密接触",结下了不解之缘.     

再论科技术语汉译方法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科技术语汉译特点分明。西汉至宋元时期,有零星的术语翻译现象。明清时期,西方科技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傅兰雅、徐寿、严复等中外学者创造性地研究利用汉字或汉字系统,奠定了科技术语汉译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也进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科技术语的汉译方法形成了五种常用方法：意译、音译、形译、意音兼顾和创新译法。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中国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

术语工作是语言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运用术语学理论知识和有关文献工作的方法、经验,使我国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很快发展起来,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乃至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有关民族语术语工作作一简要介绍。一、我国民族语言基本情况1.民族语言政策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是实行各民族语言平等并强调“分类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语言文字发展状况和语言环境均不相同,对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文字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我国政策中还强调“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的原则。2.民族语言概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十几个民族有本民族文字,其中传统通用的文字不足10种,其余文字或不通用,或不统一,或不完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除了不断组织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外,依据少数民族“自愿自择”原则,通过“创、改、选”三条途径,即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改进原有文字,选择其他民族现有文字,解决了文字问题。现在的基本状况是：将近30个少数民族使用30余种民族文字,有几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的情况,也有一个民族使用几种语言的情况,总计上百种民族语言分属于5大语系8大语族。由于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以及民族间交往的悠久历史,形成了民族间互学语言的传统。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每个民族中掌握双语的人都在不断增多。但是还应看到：大多数少数民族是以民族语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因此,民族语言工作仍是政府关注并支持的重要工作。二、 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1.历史回顾我国少数民族中,主要是有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的民族,对语言(包括术语)的研究与应用有着悠久历史。早在11世纪,就有维吾尔学者用阿拉伯文详解的《突厥语大辞典》问世。该书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全书。明朝的“华夷译语”规模巨大,载有汉语与十几个少数民族语,以及汉语与十几种外语的对照,其中“西洋馆”就涉及到了英、意、法等6种语言。清朝有著名的满、藏、蒙、维、汉等五种文字对照的36卷本《五体清文鉴》和蒙、藏对照的《日光辞典》和《月光辞典》,民国年间有《蒙文分类辞典》、《蒙汉词典》和《格西曲扎藏文词典》,其中包含了许多专用术语。2.方式少数民族很重视术语工作,但解决术语问题的方式不同。一般来说,掌握了国家通用的汉语的少数民族,愿意直接使用汉语术语,而其他少数民族则愿意使用本民族术语。目前民族语术语比较丰富的语种已进入中、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活动之中,他们有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基础,并有国际交流背景。3.机构为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从中央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级政府都建立了专门的民族语言工作部门,形成了管理工作和学术研究两个有机联系的网络(如图)：上述各级管理部门为术语工作提供政策指导,组织协调和资金支持,而学术、技术部门则从事术语研究和规范、统一工作。4.工作简况民族语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有两个层面：①规范化指传统的民族语名词审定及普及工作。目的是在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交际中统一科学技术语词。几乎所有领域的新词术语都需要统一规范,所以工作面很宽。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后的名词由各省区或省区协作组组织公布。②标准化则强调名词术语要与国家乃至国际标准接轨,它要求概念、定义的统一,由国家标准化部门发布,具有国家技术法规性质。相对上述规范化工作,标准化工作面窄一些,目前主要对象是技术领域的名词。(1)规范化工作方面自50年代以来,内蒙古、新疆等自治区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还有八省区蒙古语、三省区朝鲜语、四省区藏语等协作组,采用首先挖掘固有词汇,赋予新意,其次用母语词素构造新词,同时通过借词,主要借汉语或亲属语言等方式,已分期分批地审定公布了几万至几十万条名词,同时形成了各自的规范原则。在国家民委和省区民语委的支持下,新中国成立至今约出版有27个文种的,单语、双语或多语对照的,综合或单科的等大量辞书,仅蒙文词典就有好几百种。有影响的大型辞书是《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文版,3卷),《藏汉大辞典》(3卷,3千多页),《满汉大辞典》(约500万字),《汉维大辞典》(53 000多词条),《汉彝词典》(53 000词条),《朝鲜辞典》(3册,1 000余万字),《哈汉辞典》(200多万字)。科学技术方面的词典,如维语版物理、化学、数学、石油、林业、建筑、金融等专业词典,又如参照汉语名词审定标准而出版的藏、汉、英对照专业词汇也有多种。(2)标准化方面民族语术语工作是结合各民族的特点,诸如语言文字、文化、心理等特点及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水平及需求来规划和研究的;同时,民族语术语工作还要强调以术语学理论为指导,并注意与国际标准接轨。由于概念和定义是对事物的认识和描述,其基本原则及方法与语种个性无关,对各语种均具有普适性,相互间是可以借鉴的,所以我们不论在民族语内部,在民族语之间,还是在民族语与汉语,甚至与国际通用语之间,均寻求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我们的作法是：在术语命名和建立术语体系时,依据民族语言内部规律和民族文化心理特性,如概念的形成和体系构成、书写习惯、构词与逻辑思维方式等等;参考国内外其他民族的经验,向少数民族介绍术语学理论并着手培养术语人才。在机构建制和建立信息源时,注意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联系。由于我们在全国术语技标委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内建立了分支机构或联络渠道,因此可以通过他们获得业务指导和ISO术语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动态、资料、信息。在起草民族语文件和标准时,尽可能等同或等效于ISO标准和与ISO接轨的我国通用语国家标准(GB)。标准化工作进展——术语标准化领域。已开展术语标准化的是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6个语种。两年来,全国术语技标委少数民族语特别分会先后与西藏、甘肃、新疆、青海、吉林、内蒙等省区民语委或民委联合举办了8个术语标准培训班,就“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等基础知识,对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近400人进行了专门培训。特别分会还组织少数民族专业人员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国际学术活动。特别分会已着手标准研制工作,目前已立项并研制的标准是为上述6个语种的“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文献标准化领域。已开展文献标准化工作的也是以上6个语种。几年前,民族名称,蒙古、藏、维吾尔等语的书报刊名称,地名等国家标准已出台;近年来,蒙古文拉丁字母转写国际标准已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取得共识,朝鲜文转写标准草案也早已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标准化领域。进入信息标准化领域的是上述语种加彝文,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托忒蒙文,锡伯文(满文)。这些文字都已有编码字符集、键盘、点阵字形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而通用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ISO/IEC 10646)已提交ISO,其中藏文方案已纳入ISO/IEC 10646。还有彝文方案和为维、哈、柯等文所需要而针对阿拉伯文的ISO/IEC 10646的修订方案,也基本获得认可。三、结束语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提供了信息资源和科技成果共享的良好条件,造就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共同进步的趋势。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我们将加强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促进社会进步为中心的术语工作,包括：——编译术语词汇、辞典(科技类为主)。——举办各类术语标准化培训班,并加强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宣传贯彻。——制定民族语言的基础性术语标准。——加强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建立民族语术语数据库,出版电子辞典。——必要时组织开发与术语相关的本民族软件,使计算机对民族语言文字(首先是术语)有更大的适应能力。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将努力工作。我们欢迎与国内、国际有关机构、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共同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八大特点

现代术语学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中国的术语学研究应成为世界术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八大特点,提出了建立中国术语学派的建议。     

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思考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术语学理论知识这一任务日益迫切,开展术语学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文章主要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内容和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并试图通过该文引起广大术语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对术语学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视。     

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思考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术语学理论知识这一任务日益迫切, 开展术语学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文章主要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内容和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 并试图通过该文引起广大术语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对术语学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视。     

益友良师话术语

2008年,<中国科技术语>杂志成功创刊10周年,改刊1周年,作为该刊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实难抑制心中的激动,有许多心里话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