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福建省163名职业女性进行调查,研究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职业女性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大学新生适应性与时间管理倾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大学新生适应性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474名大一新生进行调查,考察大学新生适应性与时间管理倾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机制。结果显示:大学新生适应性与时间管理倾向、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大学新生适应性和时间管理倾向均对生活满意度存有预测作用,大学新生适应性在时间管理倾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7.14%。结论:大学新生的时间管理能力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通过新生适应性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     

大学生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Atiken学业拖延量表和牛津主观幸福感量表对16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学业拖延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2)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手机依赖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拖延;3)学业拖延在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珠江北江上游近30年土壤表层pH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以翁源县为例

以179位不同背景的职业女性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其工作-家庭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职业女性家庭对工作的促进与工作对家庭的促进中度正相关,两者互溢;(2)职业女性工作-家庭促进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但家庭对工作促进的情感促进变量起最主要的作用;(3)在职业女性工作-家庭促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人口统计学变量起到微弱的调节作用．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元分析

为了了解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过去10年国内大学生时间管理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研究显示,时间管理倾向总分与主观幸福感的效果量呈现中度正相关;在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时间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效果量最大,时间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的效果量最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变项分析显示,研究对象、发表年代和文献来源在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上没有显著差异,区域分布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具有调节效应。针对研究结果,建议要积极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营造良好氛围,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时间观念提供外部环境支持。     

黔东南地区苗族成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

探讨苗族成年人在不同变量上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各影响因素。方法:用人脸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对324名苗族成年人进行测查。结果:苗族成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较高(26.10±8.349),男性在各变量上的得分高于女性,但只有家庭内支持存在显著差异(t=-1.996,p=0.047)。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及社会支持呈显著相关(r=0.635**,0.625**,0.312**,0.349**,0.366**),婚姻自评和个人收入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结论:苗族成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但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提高主观幸福感,要注意社会支持、婚姻状况和个人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贵州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运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对贵州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抽样调查,探讨影响贵州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原因,为进一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结果表明:城市大学生在总体和各分量表上的平均分都高于农村大学生。另外,在总体主观幸福感及其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S)、松弛与紧张(RT)两个因子上,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大学生还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

采用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量表、歧视知觉问卷、生活满意度问卷和积极消极情感问卷,对533名5～8年级的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歧视知觉以及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歧视知觉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地预测作用;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3者之间相关显著(r在0.12～0.38之间,P<0.01);歧视知觉在家庭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消极情感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工作-家庭冲突对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的影响 ——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建筑工人的习惯性违章行为,本文基于角色冲突理论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安全氛围与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三者之间的深层次作用关系。针对建筑工人的工作性质,采用结构方程技术,以安全氛围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工作-家庭冲突与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的SEM模型,并自行编制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安全氛围量表、习惯性违章行为量表,以246名建筑工人为问卷调查样本,对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的3个维度对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对安全氛围具有负向影响,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安全氛围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建筑工人习惯性违章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可以通过减轻建筑工人的压力冲突、行为冲突、时间冲突,增强安全氛围来降低建筑工人的习惯性违章行为发生几率。     

中小学教师组织认同、职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为了考察中小学教师组织认同、职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316名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组织认同量表、职业认同量表和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组织认同、职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组织认同对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认同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认同在组织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私立学校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私立中学男生的负向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私立中学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初一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最高,初三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最低;来自农村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来自城市的学生;私立学校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独生子女.     

太原市低收入家庭主观幸福感研究

幸福感是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需要社会予以更多的关注。本研究采用量性研究的方法，在同一社区中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对该社区中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对比，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揭示低收入家庭主观幸福感的特点。     

高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应对方式

运用工作-家庭冲突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和工作卷入与家庭卷入期望调查表,调查200名高校教师。调查结果显示: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有所不同;高校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卷入期望呈正相关,与工作卷入期望和性别不相关;高校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与成熟的应对方式弱负相关,与其他应对方式没有相关性;高校教师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式较为成熟,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使用较少。鉴此,提出进行个体干预训练等降低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的对策。     

和谐人格、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与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职业群体的3种模型比较

为了考察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以及自我控制的关系, 基于相关理论, 提出3种模型(简单中介模型、以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以及以社会支持与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 并比较3种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简单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控制平行作用于工作–家庭冲突, 以自我控制为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与社会支持分别作用于工作–家庭冲突,以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通过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作用工作家庭冲突。以北京市医疗行业、金融行业、销售行业公司的200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采用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控制量表(SCS)、冲动性量表(BIS)和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 以和谐人格和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工作–家庭冲突为结果变量建立的复合中介模型拟合结果最好。自我控制在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的估计值为-0.043, 95%置信区间为[-0.071, -0.022]。自我控制可以中介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以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拟合结果最好。     

工作家庭冲突与自我工作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运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和自我工作效能感量表对贵州企业员工进行调查,考察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和自我工作效能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自我工作效能感各因子(总体效能感因子除外)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工作冲突与自我工作效能感各因子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工作效能感能有效地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     

对成人教育实施混合式教学与管理的探讨

本文从成人学生的工学矛盾出发,分析了成人学生的认知规律,认为传统教学模式与数字网络教学模式的混合有助成人提高学习时间的利用率,对提高成人学习质量有正面积极的作用。本文论证了适合混合式教学的网络课程建设的内涵,以及管理模式的改革要点。这种成人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是维持现有成人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幸福之二重维度解读

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界定教育中的幸福则要从教育的本质入手,教育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活动,教育的幸福要从人际关系中去寻求。成就感是教育中幸福的关键所在。教育过程幸福和教育结果幸福一起构成了教育幸福的二重维度,教育过程幸福是结果幸福的必要条件。教育结果的幸福是一种应然的追求,而非一定能够达到的实然状态,教育过程幸福则是现实的必然要求。     

科技人才幸福指数研究 ——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幸福指数不仅反映经济发展、文化开放、政治规范与环境和谐的程度,也反映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主观感知.阐述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及意义,归纳了影响科技人才幸福指数的因素.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的分析显示:示范区科技人才具有一定的幸福感,但是幸福感培养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人才计划实施对科技人才的吸引较弱.结论表明,科技人才幸福指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就此提出提高科技人才幸福指数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