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婉多情的爱情之歌——浅论《玉台新咏》中徐悱夫妇的赠答诗

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以及上流社会文人的倡导,文风以绮丽浮艳为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多以歌咏风花雪月为主,大多数作品的内容空洞无物,但也有一些作品因为倾注了创作者的真情实感而感动了无数读者。在这些作品中徐悱、刘令娴夫妇的赠答诗值得关注,其赠答诗语言清新,情感深沉,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六朝赠答诗的类型研究

赠答诗在整个六朝大为盛行，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近八百首之多。依据赠答主体所处的空间位置、赠答诗所做的目的、赠答诗的内容及其风格对作品进行分类研究，有助于对六朝赠答诗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颂美与自陈之间——从三首赠韦济诗看杜甫长安时期的干谒诗写作

杜诗传世文本中有创作于长安时期的干谒诗,凡15首。杜甫极少两度干谒同一对象,但却有三首酬赠韦济之作。此三首赠韦济诗结构章法各异,创作时间有明显先后之别,反映了杜甫天宝七载至天宝十一载间在长安的心境变迁。以三首赠韦济诗为参照,考察杜甫长安时期干谒诗的整体创作,能发现谋篇布局中颂美与自陈的不同侧重造成了干谒诗内部的分野,从而对多数干谒诗结构与内容的模式化有更全面、系统的观照。诗歌谋篇布局差异的背后,是杜甫在干谒求提携与自我任真间的徘徊纠结。名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干谒韦济、回归自我的高亢尾音,却只是杜甫干谒之中点。     

新旧党争背景下的秦观元祐诗风探讨

元祐时期是秦观政治生涯的高峰,但受党争影响,仕途几度波折,心态随之起伏不定。秦观元祐诗反映出其在元祐八年前后的心态波动,形成了较独特的诗歌风格,其中酬唱诗、赠答诗风格沉郁凝重,而写景、抒怀诗多流丽淡泊,为我们展现出秦诗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由熙、丰年间的清新妩丽向绍圣后凄厉幽沉诗风转变的过渡轨迹。     

试论唐代口号诗

口号诗是中国古代众多诗歌体式中特殊的一种,其源始自南朝,唐代是其诗体特征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口号诗多为近体诗,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应制诗,抒发个人心绪的感怀诗和亲友赠别酬唱的唱和诗,此外还有少数逗乐性质的戏谑诗和美刺意味的讽谏诗。唐代口号诗和非口号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创作方式、适用内容、语言运用以及格律要求上。唐代在口号诗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除在口号诗内容、风格上的创新外,创作群体的下移以及部分口号诗所具有的民谣性质也对宋代口号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唐代科举诗看及第士人心态

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相关的诗歌即科举诗,它是反映唐代科举活动及其在此活动中心理的诗歌,其中及第抒怀诗主要抒发了士人及第时的心理感受。士人由于性格、文化背景、人生境遇等差异,在及第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之情;心存感激、感恩报德之意;清醒认识、平静对待之心;业成身退、归隐山林之念。     

论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诗的影响

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诗有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南朝文人诗的通俗化倾向。文人大量拟作民歌,诗作中注入民歌化因素,在诗歌的主题、语言、情调上向民歌靠拢。其成因主要在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好尚、及时行乐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当时的文学观念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一种新体诗——宫体诗,且成为绝句形成的标志,推动了文学进步的潮流。     

黄仲则的游历与其赠别诗的创作及价值考察

清代诗人黄仲则一生游历南北,由此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赠别诗。其前后期赠别诗题式的特点与其游历大有关系,而其赠别诗的关涉对象、情感基调以及诗中有别以往的文人形象,凸显出其丰富赠别诗题材的独特价值。     

献赋十年犹未遇,拔剑倚柱长叹息——浅议开元至天宝年间干谒诗人自我形象之变化

本文试从开元、天宝年间留存的干谒诗入手,着重探讨了开元、天宝年间诗人在干谒诗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     

六朝女性诗人赠答诗初探

六朝时期,女性诗人受当时赠答诗风行的影响,也参与到赠答诗创作的潮流之中,她们的诗作无论是赠夫还是赠兄和友人,都体现出强烈的主观色意识,显示出女性独特的人格魅力。     

朱淑真《断肠词》女性情怀探微

朱淑真是我国明代以前女作家中写作诗词数量最多的人,[1]与诗相比,她的词作虽少,但每首都在讴歌情怀、畅述心志,真实地展示了其细腻的情感世界。以朱淑真《断肠词》为基础文本,通过深度解读分析,梳理其心路历程,进而探求其隐藏于词作中的女性情怀。     

从《楚辞章句》看王逸的文学本质观

《楚辞章句》在注解《楚辞》的过程中体现了王逸本人的一些思想,其中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尤为突出和鲜明。具体来说,王逸的文学本质观包括:文学的本质在于"言志"、"述志";"志"中含有"情"的成分;"舒泻忧思"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楚辞章句》中提到的"情"大都指一己感情,只要内心的感情激荡欲出,就可以形诸文字。而且王逸指出,感情可以尽情地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这就超越了汉代《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情韵相生的丰盈诗韵——浅谈舒婷诗歌

舒婷是朦胧诗创作的代表诗人之一。她从小就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天地里吮吸甘露,使得其诗篇天生就有着独特的诗韵。情韵相生的诗韵之美,正是舒婷诗歌诗韵的独特之处。笔者从由韵表情、因情定韵两方面来解读舒婷诗韵,希望这些认识能为当代热爱诗歌创作的新秀们带来启示。     

意象、意象思维与《二十四诗品》

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特有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学评论,即通过意象来表达作者的情思。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无疑就是其中的美学典范,文本中有着大量的精炼性词组构成的密集意象群,以此来体现古典文人的诗歌创作论和诗歌批评论。同时由于司空图的妙笔生花,《诗品》集诗学与诗歌一体的文本特殊性,又分析了《诗品》意象下所隐含的精神内涵。     

元代词人追和两宋词刍议

元代追和词数量虽少,但从中仍可清晰看出当时词坛对苏辛、周姜词风的不同接受情形。追和苏辛词风之作在元代追和词中几近一半,可见元词审美的主导倾向仍为金词所推重的苏辛豪放一路。唱和、櫽括、拟古等接受形式与追和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元代词人追和词的创作。     

李清照词中的情与景新论

李清照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女词人,被后人誉为词中皇后。李清照词是从其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进行艰苦的艺术构思,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和情景融合是李清照词用以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由此可以感悟作者的心与志。     

近现代学者对元遗山的接受与诠释——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宋韦居安《梅磵诗话》、明瞿佑《归田诗话》、明都穆《南濠诗话》、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清翁方纲《石洲诗话》等,大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过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比较而言,近现代学者撰著之诗话,利用则比较薄弱。其实,这些后出的诗话,亦散存大量的遗山研究资料,如加以蒐辑、整理、利用,既可使遗山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链条趋于完整,又可觇近世诗风趣尚之流变。这一文学史料学的拓展,对当下的元好问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宋词窗意象的审美探析

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宋词中的窗意象内涵丰富,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别具一格,揭示了宋词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宋词窗意象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在语义方面指向家园,在审美形态方面则体现了宋代文人对现实世界的美学观照方式。     

严羽诗学思想的突围新变与悲剧意蕴

严羽针对当时受理学浸染和江西诗派影响的诗学现状,充分吸取传统话语资源,兼容并蓄,把已有的＂识＂、＂参＂、＂悟＂等范畴纳入其严密的诗学体系中去,将零散的、片段式的观点串联成一个互文的有机体系,赋予其辨证色彩,在＂突围＂中求＂新变＂,体现了继承传统和独特创新的统一。同时,他的艺术理想同宋代诗风及文化氛围格格不入,与时代的错位注定其孤军奋战,也塑造着他成为批评史上的理论斗士。严羽诗学的悲剧意蕴折射出其理论的超前性和思想的跨时代性。     

清诗学问化管窥

清诗以学问见长最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受清代繁盛学术的影响,二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人在诗歌中不仅大量用事用典,而且引学术入诗。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诗（论）家对诗歌学问化是“爱憎相半”。赞成者不仅重视以学育诗,而且创作时大量以学入诗;反对者也主张以学育诗,但不赞成创作时直接以学入诗。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学界还没有认识到学问化是清诗的整体特征,对清诗“学问化”基本上持否定性意见。80年代中叶后．学界开始认识到学问化正是清诗不同于唐诗、宋诗的特征之一,改变了对清诗学问化一概否定的态度,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还有许多领域处于草昧广袤、人力未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