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米勒体系中国化的探索与思考

米勒体系作为源起于西方国家的针对公民科学素质进行测量的一套测度体系,在中国的应用中不断面临本土化的诘问。通过分析米勒体系及其主要内容,并结合我国当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整体语境,文章尝试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立足国内现实并与国际接轨的分层测度结构,并以此提供对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及测量的价值导向上的意义。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科学公民身份:内涵、研究进展及测度初探

分析了科学公民身份的内涵,提出科学公民身份概念是理解和评估科学与公众关系的新阶段;回顾了研究进展,提出了测度科学公民身份的初步构想;阐述了加强对科学公民身份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测评的意义。     

公众科学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公众科学近20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呈现出涉及领域广、参与者众多和国际合作趋势明显等特点,在科学传播和普及、非正式科学教育和科学决策民主化等方面都有广泛影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相对不高,公众科学尚处于初步实践阶段,国外公众科学对我国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PUS研究的两种思路

本文评析了目前PUS(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思路和主张,以及相关学者在这两种思路下所做的工作.两种思路的倡导者都在历次全国及跨国调查的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分析模型,都为PUS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科学素质与科学素质调查的意义

本文从国际上最近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入手,分析多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地区)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带来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在此基础上展示当前的学者在理解科学素质上的一些趋势.同时以两个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为例分析了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不同测度(科学素质调查);其次,尽管各种测度可能会使用相同的方式,但测度的意义是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知晓测度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科学史教育的历史考察：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的历程

科学史从自然哲学副产品身份发展到科学教育的核心,历经了4个主要阶段:孔德的通识教育使科学史走入课堂;萨顿使科学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库恩的新科学史观开始了科学教育的人文主义倾向;HPS教育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成为科学教育的方法论指导.分析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历程,有利于普及科学知识、认识科学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