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吗？

本世纪生物科学得到空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否可以肯定地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本文总结了生物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并联系本世纪及未来整个科学与人文发展的特点来分析，指出这种说法是对生物科学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不恰当的表述方式。     

生物科学各学科名词审定工作的几点说明

一生物科学各学科名词审定工作概况 生物科学是当今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学科之一。生物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将在农、林、医学及信息、材料、能源、环境与生态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相应地出现了大批新的科技名词。因此生物科学名词的审定、统一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1年生物科学领域和医学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

2011年，科技部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生物科学、医学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评估。生物科学领域参评实验室30个，医学科学领域参评实验室26个。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在科学史中的源流

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的DNA 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被誉为二十世纪以来生物科学最伟大的发现。从1953年至今,又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科学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生物科学在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使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认真研究总结科学史上这一重大突破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将无疑是可以有所借鉴的。     

生物突变论的创立者：德弗里斯

德弗里斯是２０世纪世界著名这家，他对生物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本文从植物学，遗传学和进化论等方面，对德弗里斯的科学生涯和业绩及其对生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一国为全面，系统的平述。     

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学术体系逐渐向现代西学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中国萌发了早期的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交流等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因素,尤其"科学士绅"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催生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81年年会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每年1月3—8日召开年会。今年度第147次年会是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协会有21个科学分部,它们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和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和经济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工程、医学科学、农业科学、工业科学、教育学、牙科学、药物科学、情报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统计学、大气和水文科学、综合科学。协会现有会员12万多人,联系学术团体280多个,是美国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团体。     

晚清科学士绅“求真”与“喻俗”的价值冲突

科学研究在晚清社会属于非主流工作,但科学士绅依然坚守科学求真,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国家需求和个人发展均出现喻俗的现象,“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喻俗”的社会需求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价值冲突,部分科学士绅由“科学”转向“科举”。他们的分流是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过程中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科学技术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主要论题之一。     

论道教与科学

道教特有的长生成仙理想和因此形成的重视生命及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密切关系。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构成性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道教的宗教文化特征注定它将科学作为服务其终极关怀的“工具”，因而使它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制约作用。中西文明差异，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科学”概念，导致西方学术界——进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单否定。重新认识“科学”，是对中国科学、进而道教与科学关系在真质层面进行把握的前提。     

严复论格致与科学在方法上的差异

"科学"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传统学术术语"格致"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科学文化东渐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又有本质不同。严复同样曾以"格致"对应西方科学,并从材料的收集(考订)、获得一般性认识(贯通)和验证所得一般性认识的可靠性(试验)等治学方法的三个层面对格致与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尽管其部分观点不免绝对,但他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确起到溯本清源的作用,并对当下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对话、交流以及培育适应科学发展的新的文化传统仍不乏启示意义。     

中心法则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

表示遗传信息传递规律的中心法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ｏｇｍａ），是现代生物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律之一，该法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社会基础。自其产生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内容和形式都得到丰富和修正，显示出其核心思想不是简单的单向决定作用，而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确立这一核心思想有助于预测其未来的发展。中心法则在探讨生命现象的规律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人用，极大地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是现代生物学的理论基石，并为生物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指明了方向，在生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炼丹术——科学与宗教的畸形儿

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斗争是一条主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正视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还存在着一条副线,特别是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与宗教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依附关系。中国的道教炼丹术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典型。炼丹术是道教的重要组成部份,它的基本指导     

中国参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早期历程(1945-1950)

利用一手文献,本文梳理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国际背景和政治因素,对其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创建和早期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科学工作者协会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一类特殊科学团体,具有深刻的国际和时代特征。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团结了国际和国内知识界的进步力量,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和科研活动组织的转变。世界科协成为新中国与西方科学界接触的重要窗口,为中英科技交流的正常开展打下基础。同时,中国在世界科协的活动也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     

“他乡桃李发新枝”:葛利普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葛利普1920年应丁文江之邀来华,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本文以中西档案及民国报刊文献为基础,还原葛利普在北大的授课、演讲活动,以及被聘为北大和中基会"研究教授"之经过,揭示他对北大乃至中国古生物学教育的独特贡献。葛利普在北大培养了一批古生物学家,奠定了中国的古生物学基础,堪称中国的古生物学之父;其科学活动及所扮演的角色与路易·阿加西对美国科学的贡献极为相似,故亦可称为"中国的阿加西"。此外,葛利普于1920~1921年在北大开设的"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系列演讲,系统介绍了当时西方最新的古生物学知识、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理论,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传播的一面。     

民国初期的跨国科学竞争——以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缘起为中心

地质学是民国初期最早实现建制化的现代学科。在当时人类起源中亚假说的影响下,中国北方地区成为各国竞相寻找早期人类遗迹的竞技场,其中以瑞典、美国和法国最为活跃。本文围绕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筹建和考察过程,以展现复杂的跨国科学活动,以及随之产生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丁文江如何在科学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并探讨法国地质学家如何在国际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利用教会网络,参与到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中。     

马克思与怀特海哲学的科学基础之比较

科学是近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普遍确定性的知识何以可能是认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现当代思想家的马克思与怀特海都将新科学的萌芽视作思想滋长的土壤,认同科学与哲学的互动互释关系,并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观照了科学。他们都重视数学所具有的作为抽象思维方法的普适性与形式化表达,在物理科学的整体性背景下、生物科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阐发了唯物史观和有机宇宙论,形成了基于科学逻辑的关系思维、过程思维和机体思维。并通过批判其所处时代流行的科学认知方式,构建了实践哲学与过程哲学。一方面体现出对旧有科学思维和自然观的反思,另一方面彰显了追求和谐的社会文明与宇宙文明、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理论旨趣。     

李约瑟难题一解

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异，探寻一事物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同，探寻自然界万事万物共同具有的基本规律（气阴阳五行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以察同为特点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中国科学在早期比较发达，而西方科学却能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传统技术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技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生产规模庞大，是其技术发达的基本原因。近现代技术的发展，科学的指导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必然导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中国近代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试论吴越文化与岭南文化对中国近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吴越和岭南地区知识分子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吴越、岭南地域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克服过度的功利化倾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