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比与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     

科技政策与科学哲学

科技政策是为促进和指导科学发展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的努力。但是，对科学进行计划和控制是可能的吗?合理的科技政策是可能的吗?为指导科学发展而作出的努力是否会损害科学的自主性?在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自然会问，新近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变化模式的讨论是否有助于这些同题的解决。     

科学发展与科技政策

借鉴美国科学政策的三个纪元和英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阐述了当今科学管理的战略转折点,诸如优先领域选择,组织合作研究,驱动交叉学科研究以及开展绩效评生和可行性。结果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的实践,提出开展战略研究尚需深入认识几个关系;国家目标和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科学和社会发展。     

“政策科学”概念溯源

政策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政策科学”的概念进行溯源,以此回溯政策科学的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现状及当前国际科学前沿热点分析——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本文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综合治理观的兴起——简析现代中国建设时期的综合治理与科学治理观念

中国自古即有治理水患的传统,它体现了治理者的主体意志。1949-1966年从集中用于治黄治淮开始,到治理江海湖泊、治水、治土、治山,到治理沙漠、综合治理,进一步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深化了治理的综合性和科学性,形成了治理就是具有能动性的治理主体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包括把科学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去治理自然的综合治理观。1970年前后,综合治理观类推到治理环境、治理污染;经过197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次儒法之争,治理环境污染的观念外推到社会污染治理,形成了儒家"人治"与法家"法治"相综合的综合治理法制观,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     

边界组织：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IPCC

IPCC的主要职能是评估已有的科学知识,以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供权威的、可靠的科学证据。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学者多用认知共同体理论解释IPCC的政策影响,但做出的解释存在两个不足。借鉴边界组织理论,发现IPCC接受科学界和政策界的双重委托,能够有效地管理科学和政治间的不稳定边界。IPCC的职能是：第一,实现科学与政治的隔离,确保科学生产的稳定环境;第二,促进科学与政治的协调,生产可用的、可信的政策知识,特别是其不断完善处置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工具,促进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以完成知识整合。因此,边界组织理论为研究国际社会中科学和政治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     

论默顿的科学治理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其思想理论蕴含科学治理的基本原理。默顿在阐明科学治理与社会环境关联的同时,确立了科学共同体治理的行为准则、根本机制、评价原理。默顿思想体现的科学共同体自主性、自治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基本特征,对于当下科学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功能、角色与路径

科技社团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发挥组织、研究、规范、约束及宣教功能。这些功能天然地内生于科技社团之中并在国家制度安排下呈现为组织动员者、探索研究者、标准制定者、监督约束者及宣传教育者五项角色。基于上述功能和角色构建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实现路径,并从体制机制改革、组织治理变革、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提出科技社团更好地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举措。     

气候变化与道德责任的多语义性辨析

气候责任是一种人为的伤害,但当对照标准责任概念分析时,又发现存在诸多困境.本文根据哈特对道德责任概念的多语义性分类,对气候责任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在气候责任之外,个人要承担角色责任和美德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能力责任、角色责任和美德责任,发达国家还要承担补偿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的挑战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气候变化关乎人类共同体的命运,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与资本主义制度休戚相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策略变幻莫测、反复无常,始终不能一贯性地履行全球责任.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自由民主体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核心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分...     

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全球科学管理》的解读与探讨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变革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原来的线性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在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的社会中,对科学的管理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和跨国界的。本文从管理制度、社会文化、伦理等视角分析了《全球科学管理》诞生的历史背景、必要性和全球科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它所提出的全球管理的一些基本价值取向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对策。最后指出全球科学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立体多维的管理,目前尚处于理论观念阶段的探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和具体的强制性措施,其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多层次治理——苏格兰的经验与启示

多层次区域边界、差别的制度和多元政策主体使区域科技创新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解析苏格兰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多层次治理模型及运行机制,分析在功能、部门和层次三个维度的框架中政策网络的整合过程,为区域性科技创新治理系统的网络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借鉴。     

设计与科学的关系:基于方法论的考察

设计是人类的理性活动,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之一。今天设计与科学高度融合,科学知识已经成为设计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设计本身的独特性决定了将"设计"彻底"科学化"的构想行不通。尽管科学方法论对于设计方法论有借鉴作用,但设计方法论仍是与科学方法论不同的新学科。     

当代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的态势分析——以《科学与工程伦理》文本挖掘为例

《科学与工程伦理》是国际上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伦理的权威期刊,在科学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均有很强的影响力.本文对该杂志近二十年(1999-2018年)的文章摘要进行文本挖掘,探索了词频特点、主题词聚类和词汇时间演变趋势,结果发现责任伦理在科学技术伦理研究中地位突显,具体科学技术伦理问题被不断重视,研究热点从医学伦理向研究伦...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实验科学:一种新的权力/知识分析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科学是怎样成功地取得对事件的技术控制的呢？很显然关注理论再现的正统解释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劳斯（Joseph Rouse）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它专注于科学的技巧、实践和技术，认为后者是现代权力关系展开和起作用的场所。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发生在实验室对微型世界的构造过程中，也常常表现为科学对实验室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政治影响。权力／知识形式贯穿自然科学之中。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3个阶段。本文以卡文迪许实验室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为例,阐述了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已由单向线性模式转变为双向互动模式,即一方面基础科学为军事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军事技术创新也带动了基础科学的发展。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