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无自然规律观念？学术界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本通过对古代“常”、“道”、“理”、“数”、“则”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运用情况的系统考察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古人对一些自然规律的具体内容了解并不深刻，但他们很早即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并且深刻认识到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天道”与“命数”的数学转换——数学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与理性精神之历史考察

数学的诞生,以其纯净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但也曾使许多人陷入了思想的迷雾之中.“数术穷天地”始终是中西哲人和数学家宏大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正是占星术与数学纠缠不清的历史根源.明朝学者徐光启曾愤然批评中国古代“数有神理”的思想为“妖妄之术”.回顾历史,西方科学也是从古巴比伦“占星术”的迷信,到“万物皆数”的神秘主义,然后发展成为宗教理性,再到自然哲学,最终在数学思想方法与实践精神的引导下,才创立了宏伟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希腊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的影响

认为希腊哲学对于希腊经济学及古典甚至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创立、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宇宙和谐的自然秩序观被转化为对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理解,“万物皆数”促进了数理理性主义方法的兴起,原予论构成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和分析型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人是万物尺度”是劳动价值论及主观效用论的思想萌芽和潜存形式。     

《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

《周易》的占筮过程是一个计算过程,因而《周易》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数学知识为前提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又有重大的影响:使中国古人形成独特的“万物皆数”的数学观,《周易》的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思维取向,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应用数学;《周易》“命筮取数”的方法,促使计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计算数学;《周易》的以卦象为工具的“唯象思维”的特点又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离散数学。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共发展经历了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30至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50到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及其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等4个不同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科学为本”观念支配时期，后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支配时期，其特色在于巨大的社会影响，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和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等方面。     

知识论思维方式的希腊源头

泰勒斯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哲学命题，是认识世界万物理性观点的开始，其后的思想家在寻求万物本原的思路上逐步形成一种认知世界的思维形式：一种原初形态的“假设一分析”的逻辑思维；赫拉克利特挖掘了思维中“逻各斯”的认知能力；巴门尼德在思维能力与本质存在之间确立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建构并确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获取知识而不是意见的认知模式，后者成为后来西方哲学和科学认知的知识论基础。     

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揭示了科学发展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种种矛盾，而且展示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科学与哲学的新型关系。本文意在表明，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文化”对立的新形式，而且我们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后现代科学”的实质，并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作出展望。     

关于张衡的“微星之数”

该文探讨了张衡关于恒星数（微量之数）有１１５２０颗粒一长期令人不解的问题,指出,１１５２０这个数实际上是古人认为的万物之数,张衡所说的是星数与万物之数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指出,“微”字在古代描述日月星象时可作“食”解,此处“微星之数”的“微”字当是“微”字之误。     

我国技术发展中的文化观念冲突

我国技术发展是在中西化交融和冲突的时代背景上进行的，化观念冲突必然对技术发展的形态和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中着重分析了对我国当代技术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五种化观念冲突，即“天”与“人”的冲突、“体”与“用”的冲突、“道”与“术”的冲突、“人”与“物”的冲突和“知”与“悟”的冲突，分别讨论了它们的思想渊源和现实体现，实际上，我国技术发展中一些困扰人们很久的现实问题，恰恰有着化观念冲突的深层原因，只有逐步消防化观念冲突的影响，将技术现代化和化现代化统一起来加以认识，才能使我国技术发展走上顺利的坦途。     

数的观念与治道传统--兼论"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数的观念与治道传统关系极为紧密。受传统治道思想的影响，数的观念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理性”受到“神性”的抑制；在理论形成阶段，人们注重对“公约”的遵守而采走上“公理化”的道路；而在对数的运用与研究过程中，则过于强调实用、功利，始终采能超越封建政治文化制度，仅以求得特定的方法、技巧为满足，从而陷入“数术”的框架，采能像近代西方那样创设独立的“数学”理论体系。     

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

唐朝僧一行提出过“天下山河两戒”的地理观念，“两我”是指两条由山河构成的分割“华夏”世界与非“华夏”世界的地理界限。在唐朝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两戒”观念曾影响了人们对天下山水格局的理解。一行的“天下山河两戒”观念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理论。第二，先秦时代即开始强调的人文地理方面的所谓“华夷之辩”。后来有人按照一行的这一地理观念编制成地图，该文讨论的是两幅宋代的一行山河图。     

经济责任:个人理性与家族理性的不同理解

东西方社会传统责任观念的不同,导致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西方社会的责任观念是基于个人理性的“权利责任”观。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责任观念则是“义务责任”观。本文对这两种责任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指出家族企业中人们所遵循的家族理性的责任观念是兼容“权利责任”与“义务责任”的责任观。     

从司马贺的“人工科学”观看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其理论基础却呈现复杂的“未决性”,只有深入反思人工智能哲学基础及其历史演变,才有可能把握人工智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贺所提出的“人工科学”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人工科学作为一种复合性的科学观对于推动经典人工智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科学观对于“总体性”地认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仍然不乏可资借鉴的意义。     

论科学人文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可以界定为当代所有的关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观点的总称。这些观点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或“正统型”；（2）“激进型”或“反叛型”；（3）“中间型”或“折衷型”。这三种科学人文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都有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总结、借鉴和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偏颇。对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科学与人文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切实推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

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式”一文对拙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修正有多处误解，而对拙文的引用也很随意，因而其“修正”也就具有太多的“独白”意味。就历史意义和方法学意义而言，孟德尔定律对现代生物学（今天生命科学）规范的影响远远大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现代科学只是一种科学方式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科学形态。而修辞学转向则是一种广泛的哲学视角，科学在此视角中可以看作是一项修辞学的事业。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

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的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本文将从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趋向特征及其未来走向的分析和阐释中，揭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必要的张力: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后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大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争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论争的一个焦点，特别是20世纪末，爆发了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的主线，就是后现代科学观和正统科学观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很多著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这场论战不仅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科技发展也势必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种“科学”——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

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面临着自然科学所不曾遇到的三个“科学”困境，即本体论困境、认识论困境和方法论困境。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是社会科学摆脱困境而成为“科学”的三种选择，它们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分别持不同观点。由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为“共同”科学呈现出新的可能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方法理念

本文通过回顾“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提出、目标的制定、组织的策略，认为，HGP中所蕴含的整体性、开放性、协同性等方法论理念，是以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发展所体现出的一种系统思维，是科学观念从强调还原论、追求简单性到关系统性、探索复杂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