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为了从学理上加深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决策及其产业化等相关方面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国内转基因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为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于2012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共同主办"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     

风险技术初探

技术风险的系统分析表明,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都具有风险的普遍特征。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风险与日俱增,从传统技术的微风险到现代技术的巨风险,风险突显为现代技术的典型特征。借此,把风险作为技术的本质特征而对技术加以重新审视,即以风险表征技术,不仅可以把握现代技术的质理,亦可呈现一种介于乐观与悲观之间的技术境遇,即构建谨慎的风险技术观。     

“理性-制度-行动”框架下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模式研究

在阐释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的“宏观-中观-微观”内容层次和“启动-联动-制动”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以欧盟和美国为例,剖析了科学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认知框架引发的治理情境理解、制度逻辑和工具选择的差异,以此凝练出基于“理性-制度-行动”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理论图谱,并认为理性框架是科学不确定性下风险认知的简化机制,其本质...     

转基因技术评价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吗

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像知识论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实际上他们存在着知识性失灵,未能进行完全正确的评价;不像社会学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道德的楷模,而现实中他们存在着道德性失灵,并不能进行绝对客观的评价;也并非像柏拉图式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公众没能力且没必要参与评价,而实际上公众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社会文化感知对于应对转基因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     

流域水环境质量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该研究属“十一五”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课题之一,本课题将在“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的流域污染控制理念指导下,从环境管理的两大技术支撑体系环境质量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价人手,围绕当前流域水环境质量评价与风险评价存在的种种问题,研究流域水环境质量评价技术与环境风险评价技术,为我国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从环境标准管理向环境风险管理的转变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转基因:人类能否扮演上帝?

具有诱人的发展前景的转基因技术，它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的风险是未知的。那么，人类是否可以扮演“上帝”——干预自然的遗传构成?关于这一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根植于文化的冲突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分歧之中。     

技术风险认知主体的心理动力机制分析

技术风险认知是人们对相关技术风险信息的处理过程,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技术风险的心理因素。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人们使用技术是权衡利弊之后自愿接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的,然而事实上人们虽然接受了技术,却没有从心理上认同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鸿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技术风险认知主体的心理是复杂的,难以从单一方面来解决问题。研究技术风险认知的主体心理既要从心理角度把握其心理构成要素和风险判断机制;又要考虑技术的复杂性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只有在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下才能正确分析技术主体的风险心理。     

技术预见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主权”维护——以中国转基因技术及其发展为例

早期,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技术预见",影响了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政策走向,并影响了其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政策需要作出调整,以应对世界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形势。而且,中国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发展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一种政策考量,也是基于国家利益与科技安全意识下的对"科技主权"的维护。     

过程论视野下的产业技术风险

从技术过程论来看,产业技术既是技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业技术风险具有区别于其他技术的风险特征。以技术过程论为工具,生产技术的次优性、产业技术的利益化以及产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规范分别构成了产业技术风险的过程性成因。产业技术系统内各组分的不协同和来自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技术风险的外部影响而共同导致了风险的产生。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学术研讨会征文和第一次会议通知

为了进一步促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跨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全面认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构建新的交流与合作机制,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将于2012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共同主办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学术研     

技术风险的成因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使用不确定性的分析

技术使用不确定性与技术风险之间主要是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技术使用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四种机制形成技术风险。技术成因机制是制约技术功能;制度成因机制是干扰技术决策;心理成因机制是滋生侥幸心理;文化成因机制是淡化风险责任。探究技术风险的成因机制是规避技术风险的前提。     

实质等同原则缺陷与转基因作物评价原则体系构建

随美国转基因标识法案通过,实质等同作为转基因作物评价准则已被基本否定。该原则存在实验不足、忽视过程、线性逻辑、缺乏历时等方面的科学方法缺陷。同时,它还蕴涵技术红利价值偏好的非科学缺陷。这会造成人体健康生态环境与市场接受度等安全层面,或基于科学假设、或基于利益推测的不确定性结果。基于此,应从科学风险举证性、评价操作合理性及利害取舍正当性层面来建构转基因作物评价原则体系。     

技术风险的生成与治理——以计算机漏洞为例

现代技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孕育着重大风险,通过对计算机漏洞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技术风险的分类、成因及治理等问题.技术风险客观存在于技术应用过程之中,包括有无法避免的本体性风险,由于不当操作产生的主体性风险,转化为军事应用后形成的政治性风险.技术风险的成因包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受资本支配的应用逻辑,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     

略论自然的技术后果

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后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然之然规定技术反然性质,自然之律设定技术活动边界,时间之矢决定技术荷载风险.自然的技术后果为我们提供了技术具有异化倾向性、技术不可无所不能以及技术风险必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     

城市典型公共场所与设施风险评价及安全规划关键技术

由南开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完成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城市突发重大事故风险控制与应急技术研究及试点”课题（编号：2004BA803805）中的“城市典型公共场所与设施风险评价及安全规划关键技术研究”专题（编号：2004BA803805—03），率先以城市突发重大事故风险辨识与安全规划研究为主线，着重研究城市典型公共场所和基础设施的突发重大事故风险辨识、评价技术及安全规划技术，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争论的深层思考——兼论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转基因技术通过作为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而铸造不确定性和风险,引发涉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性的激烈争论。它操作的成熟和规范,无改"座架"铸造的本性,而人为不确定性因素的注入,又把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规模和产业种植,引向"缺乏知识"认识和多元价值的主观建构,形成当前专家、企业、政府和公众之间风险观与安全观的冲突。     

中国转基因作物决策30年:历史回顾与科学家角色扮演

本文着眼于1986年以来我国转基因发展现状和科学家在转基因决策中的角色变化,将我国转基因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并从转基因风险不确定性程度、价值共识程度和转基因安全评价与决策等角度论述了各阶段转基因决策议题的特征,从科学家与高层决策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等角度论述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研究显示,在转基因决策中,伴随着转基因风险认知的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共识程度的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不断多元化,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逐步明确。     

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