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县扩权”与政区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部分省区开始试行"强县扩权"的改革,引起广泛关注.强县扩权是在市领导县体制的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部分经济强县发展的本能职权扩张要求的情况下,省级政府在处理县市关系时作出的理性选择.笔者对强县扩权的本质、两面性和过渡性以及如何科学决策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探讨了强县扩权对未来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影响,指出其走向是"减少层次,省管县市",试行"县下辖市".同时还提出"城郊合治"、适度"切块设市"建制市设置模式的新思路.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探索：历程、困境与应对

从中国改革历程来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但由于部门利益作祟、思想观念滞后、行为路径依赖以及制度缺失等原因,导致在改革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因此,在今后的发展改革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树立对市场敬畏和政府需“谨言慎行”的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就成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困境,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要条件。     

辽宁实施“省管县”的必要性与实现途径

目前,市管县体制存在着市县矛盾加剧、制约县域经济发展、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等主要问题,推行省直管县是克服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近年来,以浙江为代表包括广东在内的二十多个省区进行了＂扩权强县＂改革,各地的改革调动了扩权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本文在对辽宁省管县体制存在弊端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从市管县体制走向省管县体制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     

我国农民利益流失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全面建设和谐型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是关键。当前,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经济利益、政治民主权利、社会保障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与尊重,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民利益流失问题既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也有各种主客观因素。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民利益问题,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把农民利益的保护与实现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和分权化的背景之下形成了独特的竞争模式,具有双重身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以及政治晋升竞赛的激励下,在经济和政治市场展开了博弈,使得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趋坏的竞争”.我们应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利弊分析,探讨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有效措施,使之达到“趋好的竞争”.     

论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和分权化的背景之下形成了独特的竞争模式,具有双重身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以及政治晋升竞赛的激励下,在经济和政治市场展开了博弈,使得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趋坏的竞争”。我们应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利弊分析,探讨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有效措施,使之达到“趋好的竞争”。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AGIL功能探析

“省管县”体制是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根据西方社会学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帕森斯的AGIL分析框架，“省管县”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体现“适应”（A）、“目标实现”（G）、“整合”（I）、“维系”（L）四个层面的功能。对其功能发挥的积极层面和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可为“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推进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有助于理性地认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改革障碍，从而推进改革。     

浅析推行大部制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大部制改革的相关背景 十七大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谈到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即“大部制”改革问题。他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围绕转变职能，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调整和完善行业管理机构．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针对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明确界定部门分工和权限，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强县扩权"视角下的县级政府权力强化与制约

在"市管县"体制下,我国县级政府的权力长时间处于弱化的状态,权力和责任不对称,财权和事权不平衡,权力和职能不匹配."强县扩权"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大县级政府的权力,使其财权、经济和社会管理权、人事权等权力得到强化.在扩权的同时,还应该加强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做到放好权、用好权、管好权.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路径

理论界多认为民众失衡的社会心理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产生的原因,忽略了单位制解体后的组织缺位或越位是导致民众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产生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单位组织解体后利益表达主体没有可以依赖的政治或社会组织,缺乏社会资本支撑;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导致的利益结构失衡使利益表达主体产生了消极政治心理,影响着其政治行为。因此,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治理路径是:强化已有利益表达渠道的效能,使民众拥有组织归属感;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化解民众消极政治心理。     

小泉改革阻力重重的原因

小泉曾提出了两句著名的口号，其一是“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其二是“改革没有禁区”。前一句口号的意思是要处理好眼前利益（景气）和中长期利益（改革）的矛盾，主要应使眼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后一句口号的意思是要处理好局部利益（某些“禁区”）和全局利益（改革）的矛盾，主要应使局部利益服从于全局利益。但是，从小泉重蹈桥本的覆辙、使日本又一次从“改革优先”立场后退的事实，人们不难看出，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眼前利益显然是强者而长远利益是弱者；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局部利益显然是强者而全局利益是弱…     

我国强县扩权的起因探析

笔者认为各县域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错位，进一步发展为行政区域内各县域之问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强县扩权是为了堆持经济区域各经济强县的持续发展。     

西藏区内财政分权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

财政分权程度是影响一经济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城镇化发展。运用归纳演绎和计量分析方法,对西藏区内财政分权程度和城镇化率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西藏自治区与地（市）两级的财政分权程度属全国最低行列,收入和支出分权程度均值约为22.2%,另一方面是＂六地一市＂财政事实上的权限差距较大,由此,低财政分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的城镇化率和同质化的城镇。由此建议自治区政府应加大力度进行财政分权改革,加快推进西藏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并加大和加强农牧民的文化和专业技能培训,促进非农就业。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几点思考

党内民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发展全局的核心问题，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要努力抓好“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以及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等方面的工作，推进党内关系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实现党的自身现代化。     

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问题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国际合作。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原因、特点,并指出了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也面临着非主权性、受国际政治影响大、制度化水平低等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企业政治行为的非对称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非对称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政治行为.从离散博弈模型来看,企业政治行为是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从连续非对称博弈模型来看,企业相对规模在政企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当企业规模较大时,企业易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密切,在稀缺资源分配时处于有利地位;当地方政府倾向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时,企业会选择高关系,企业政治行为趋向明显;当公关成本过高时,政治行为投资风险上升,企业会谨慎选择政治行为;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有助于抑制企业政治行为.     

不确定性时代下科学-社会-政策契约关系的重塑

 通过对全球危机生成与治理困境的反思，分析了政府与社会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危机，加剧了非科学因素对社会公共部门以及政治决策的影响与干扰，降低了科学对这些危机所带来的复杂后果的预见能力，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不确定性挑战。应努力重塑普通民众与政治决策者对科学的信任，以加强科学研究对政策制定的支持；应提高完善的科学教育机制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良序互动，以促进科学对国家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农民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析——以云南孟连“7·19”事件为分析案例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这严重影响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农民的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同时又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根源。云南孟连事件的发生凸现了当前中国农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诸多障碍与现实困境。正视这些问题，才能促进农民政治参与，保证农村政治稳定。     

强省先强县强县先强镇——发展县域经济的理性思考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这就必然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我国现行的"市管县"体制越来越束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遵循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运行轨迹,客观上要求走扩权强县、扩权强镇的道路.     

论人类困境的思想根源

人类困境又称为“全球性问题”，它是人类面临的除核战争威胁之外的最重大的问题。造成人类困境的思想根源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使人类走出困境，产生人类困境的思想基础是形成于近代的个人主义思想，当今社会，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思想障碍也在于个人主义。要走出人类困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在全球范围批判个人主义，高扬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