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与“外”谈翻译中的“化境”

文学作品翻译的理想境界是“化境”，本文从“内”与“外”，也即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并结合优秀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三个素质，谈如何碹以“化境”。以形象生动的例子论证了文学作品的翻译应求神似而非单纯的形似。     

钱钟书翻译观的修辞重构

将"化境"说当作钱钟书先生翻译思想的总括性标签一直是译学研究领域的普遍做法。但"化境"其实只是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顺应"译"字的训诂实施的一个修辞策略,不足以成为"化境"赖以成说的坚实文本支撑。"化境"说在理论层面上与钱氏用以表达其核心翻译思想的其他概念(如"不隔"以及经其重新界定的"信")有着内在的一致。本文意图以"不隔"说从修辞视角对钱氏的翻译观进行重构。     

“化境”说翻译理想的哲学基础及再阐释

从“化”字的含义着手，发现钱钟书“化境”说翻译理想的哲学基础在于道家，并结合他的翻译实践，对翻译的“化境”的基本特征、“化境”译文的审美感受和实现“化境”的翻译方法作了阐释。希望这种研究能促进传统翻译理论的继承与发扬。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物哀"品格

“物哀”是日本文学、美学的传统理念,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川端的文学创作具有浓烈而独特的“物哀”品格,具体体现为:强调自然风物;侧重抒写恋情,哀的底蕴、美的追求;“知物哀”的圆融化境。     

钱钟书先生之“化境”翻译理论之我见

本文介绍了当今翻译界关注的一个理论——钱钟书先生之“化境”理论．并从“化”与“境”二字之源头探讨了“化境”说的内涵。对于“化境”说中归化与异化进行了探讨。笔者还就“化境”说中“化”与“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持经达变"教翻译

对于英汉翻译课程的教学,传统意义上局限于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讲授与训练,实际结果是汉语译文的“欧化”现象严重,英语译文的“中式”味道太浓。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在翻译教学中立足汉语的母语思维,培养学生翻译的观念,端正“持经达变”的态度,以及如何正确运用翻译技巧与方法,激发翻译兴趣,克服“两张皮”现象,切实提高翻译能力。     

小议汉语称谓中"小"和"老"的英译策略

“小 姓”及“老 姓”或“姓 老”是汉语称谓中非常常见的形式,而英语中却鲜见这样的称谓方式。这是中西方社会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的一个体现。本文旨在探讨在翻译中如何体现汉语称谓的这种特殊现象,并结合了称谓语的语用功能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作为指导依据,探讨了适用的翻译策略。     

论林语堂的"半半哲学"及其翻译理论

文章通过对林语堂“半半”人生哲学的分析,指出林氏翻译思想也受这一人文主义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其翻译实践中体现的“和谐”“近似”“多元互补”的翻译观、“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及其“后现代”翻译思想,在翻译学蓬勃发展的今天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论“四个Y”翻译标准及质量评估之“三个有利于”原则

纵观翻译史，翻译标准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时至今日，翻译标准问题仍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西方传统翻译标准概括而言即“四个Y”标准：“诣”“易”“一”“依”，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翻译质量评估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在指导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小说中的"突出"

“突出”是文体学中重要的概念,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文体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突出”语言特征的研究和描述。“突出”存在于一切文学作品当中,但它在不同体裁、不同流派的作品中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突出”与小说的关系,以及“突出”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小说中的表现与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的"三事"话语

"三事"话语是指一句话列举"三事",作三个、三面或三层意义表述的语言形式。其表现有以"三事"为三项原则、三个条件、三个原因、三个愿望、三个物品等主要类型。从文献材料来看,"三事"话语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客观的存在,而且历史悠久,涉及广泛,形式多样,是中国语言文学一大民族特色,无论治语言学或文学的学者,都不可不予以适当的注意。     

从《文心雕龙·知音》篇看刘勰的文学创作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重点讨论的是如何正确鉴赏文学作品的问题。然而他对于文学鉴赏问题的论述,客观上也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与要求：文学作品俨然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创作必须蕴含创作主体的性情和心灵,作品在外部风貌上要达到“文”与“质”的统一,同时在作品内容上也要体现出“文”与“情”的统一和“文”与“心”的统一。     

"象"的境界与"数"的真理--作为中西古典美学意义之发端的老子"象论" 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

老子“象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分别构成了中西古典美学的意义之发端。两在思想路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老子“象论”及其人生论的思想路向启发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本体论和以“境界”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及其知识论的思想路向启发了西方古典美学中的“形式”本体论和以“真理”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思想。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之“女性崇拜”情结

大凡研究林语堂的学者,常常触及《红楼梦》对林语堂女性观的形成以及其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而对林语堂在翻译中所受到的影响却鲜有提及。《浮生六记》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译作,而这两部作品最大共同之处就是对女性的尊重。本文试图从林语堂所译的《浮生六记》中探寻其问的“女性崇拜”情结。     

享乐意识与宋初文人词中的“高楼”意象群

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和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双重行为,造成了宋初文化环境的浮躁,并影响着文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文学审美感受,所谓“艳科”的“媚词”,表现了他们在诗文中少有的对享乐、恋情的游戏态度及其浮躁情绪,词中的“高楼”意象,更突出地再现了北宋前期文人怎样在浮躁的文化环境中沉沦,又怎样艰难地挣脱文化环境的漩涡,去顺应政治环境。     

翻译"竞赛论"和"优势论"解读

许渊冲认为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化之间的竞赛,译应尽可能发挥译语优势,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竞赛论”与“优势论”把学翻译中真与美的关系看作一种动态变化的调整和平衡。“竞赛论”与“优势论”对忠实、真与美等问题的见解旨在使译作更接近潜在读的期待视野,这也是与翻译研究的“化转向”相一致的．实际上给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略论韩愈的“文以明道”

"文以明道"中的"道"指以仁义为根本的儒家之道,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旧说,不是抽象的空洞理论,而是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匡世正俗之良策"。韩愈从中唐的严峻社会现实出发,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我们必须具体地历史地看待"文以明道",才能给出确当的评价。     

试论苏洵"风水相遭"说对写作学的启示

苏洵在《仲兄字甫说》中提出的“风水相遭”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现代写作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写出平淡自然的学作品有两种可遵循的方法。     

宋词中 "玉笙" 意象研究

笙本来是一种乐器,本身并不具有构成一种文学意象的条件,但是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笙"和特定的词(字)相结合,渐渐构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意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通常简单地将其注为一种乐器,而没有注意到它作为一种意象存在的文学意义,这就人为地破坏了这一意象的深层意蕴,使文学作品含蓄蕴藉的意味消失殆尽。本文主要讨论宋词中的"玉笙"意象,通过对"玉笙"意象生成的溯源,分析"玉笙"意象的内蕴,并对前圣先哲关于"玉笙"的相关注法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论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指的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所采用的一种介于源语和译语之间独特的翻译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再拘泥于规范化的语言来重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内容,而是通过对译语的革新来尽可能传达原作所体现的语言文化差异性。本文试图通过《围城》英译本的实例,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