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推重李煜词的一个原因——从王国维及其词论的“悲剧性”探讨

王国维和李煜在人生经历、性格特征方面都富有“悲剧性”,这样他就容易理解、认可李煜词。此外,《人间词话》论词讲求“悲剧性”,李煜作品合乎这个标准。从“悲剧性”角度探寻《人间词话》推重李煜词的原因,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国维的词学观。     

西方悲剧性问题研究述评

悲剧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历代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虽然他们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大致相同.随着时代的推移,他们对悲剧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悲剧性渗透在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文本中,其本质的含义亘古不变,绵延至今.     

论纳兰性德和黄仲则的爱情诗词

纳兰性德和黄仲则都是性灵文人,康乾盛世中的哀吟者。他们的个人遭际虽不甚相似,但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爱情诗词都呈现出无法释怀的伤痛和苦楚。所不同的是纳兰的词更多表现的是对妻子的悼亡之情、对初恋情人的相思之苦,词作更具空灵之美;而黄仲则的爱情诗更多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残酷和自身遭遇的凄惨,诗作更具凄婉之美。     

浅谈李煜词艺术风格的成因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政治上是个庸才,当了忘国之君,在文学艺术上,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却是个奇才,不失为“词国之王”。他的晚期的词,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直抒胸臆,感慨很深,意境开阔,灵活跳荡,不论言情咏物,既有很强的形象性,又有很高的概括性,在语言上自然流畅,清新朴素,施以白描,精炼准确,有民歌之风。他最擅于抒发愁恨之情,可谓神工巨匠。他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虞美人》(春花     

论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中悲剧体验的差异

文人词与悲情愁绪本有着不解之缘,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中传达出的生命感受和生活体验更是带有浓郁的悲剧性,由于个人经历、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不同,即便同为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怀,其词作却呈现着不同的面貌.李煜置身于生命无常的视点,仰观宇宙自然的永恒,表现了生命的现实悲剧性;李清照则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视点,直面社会自然的变幻不定,传达了一种生活层面的悲剧性体验.     

从音乐附庸到独立新诗--论词乐分离于南宋文人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南渡以后，词人们或者拓展词体的抒情言志功能，或者注重词体的合律性和艺术技巧，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唐宋词的创作增添了色彩，但是，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歌词合乐的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他们创作中的种种流弊在某种程度上还使得南宋词合乐面临新的困境，加速了文人词向格律诗的转变。     

唯有真情最感人——李清照词的悲剧型美感

身世的巨大浮沉使李清照对自己悲惨处境的愤懑、对所处悲剧性时代的无奈和以及对无常人生的深刻感悟,都真实地通过她的词作表现出来了.李清照词就是以其流淌在词中的一脉真情:在人们心头激起强烈的悲剧型美感,从而产生了独特的魅力并打动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的.     

兴亡之感 相国愧之——比较徐灿陈之遴唱和之词

徐灿、陈之遴是明末清初的一对文坛爱侣，徐灿工于词，陈之遴工于诗。他们在明亡清起的易代之际，对故国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感情。这些情感在他们的唱和之词中时有流露，两相比较，那便是“兴亡之感，相国愧之”(谭献《筐中词》)。     

北宋初期江西词人创作对宋词的审美规定

北宋初期江西词人在宋词上体现的审美情趣主要表现为：晏殊雍容华贵的气度；欧阳修深沉浑厚的词境：晏几道温雅清丽的语言。他们的这种语言风格在宋词的发展史上起着美学上的定型作用。由于他们坚持诗庄词媚、选择南唐词风和偶然的以诗为词，发展了“婉约为正宗”的美学观，开启了宋词的雅化之路和豪放风格，界定了后期词的审美趣味。     

希伯来圣经中的国王形象分析

希伯来圣经首先是一部宗教正典,其意识形态性压倒一切,上帝至上的思想渗透于字里行间,上帝耶和华是理所当然的主人公。国王作为耶和华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其地位自然要居于上帝之下,其从属性不言而明。国王形象的从属性决定了其不完美性。希伯来圣经中国王形象的不完美性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缺乏政治智慧,二是违犯诫律。国王们身上的缺点又为他们人生的悲剧性埋下了伏笔。希伯来圣经中国王形象的悲剧性也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奋力挣扎与注定失败的命运悖论;二是违背诫律与遭受惩罚的必然因果。希伯来圣经中国王形象的从属性、不完美性和悲剧性的内在逻辑为国王形象的从属性决定了其不完美性,其不完美性又决定了其悲剧性。     

论宋元之际风雅词派的居所词

宋元之际风雅词派居所词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与宋元之际园林艺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士人的尚雅心理起着关键作用；咏物词的发展使然等等。宋元之际风雅词派词人描写的居所主要有故居、现居、友人居。居所词都包含着风雅词人独特的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他们以清幽为主要特征的居住环境的喜好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对“清”和“雅”的艺术追求存在一致性。     

没落贵族的优雅

我听很多人表述对俄罗斯的感觉，总是用一个词：没落贵族。但我想，即便他们没落，他们也没落得优雅。     

文化的悲剧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实质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     

秦观李清照词之比较

作为婉约词的正宗，秦观、李清照的词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情感表达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在抒情方式上也体现出诸多的不同。     

客里不须谈世事——南宋遗民词人的隐忍之痛

南宋遗民词人在元蒙统治下噤若寒蝉,不敢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意绪,它实际上是一种恐惧心理的体现,这种恐惧心理是他们悲剧性心灵体验的一种表现,在唐宋词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还乡》的悲剧艺术特点

《还乡》是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从作品悲剧性的三性人物以及悲剧性的时空结构来阐释该作悲剧性的艺术特点,以此阐明该作品艺术魅力之所在。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悲剧性美

本文认为《古诗十九首》独绝千古的艺术魅力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美,悲剧性美又是诗人悲剧性的心理内容与对其独特的抒写方式完美融合而产生的美学效果。本文便是从悲剧性美产生的现实基础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入手,力求深入地挖掘《古诗十九首》深厚的美学蕴涵。     

况周颐的“重、拙、大”词论

况周颐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他和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同颁同光词坛。他们除了词的创作以外，主要成就是在校勘学和词论。况周颐的主要建树是在词学理论方面。《惠风词话》是况周颐的论词专著。在这部词话中，他提出：“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卷一)本文对况周颐的这一论词主张谈些看法。     

迷失本性的悲剧人生——《天边外》解读

作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奥尼尔的独特性在于：他用“高级的乐观主义”来对待现实中的悲剧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们责备我过于阴郁。这就是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有的乐观主义是肤浅的，有的乐观主义则是比较高级的。人们往往把后一种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混为一谈。对我来说，唯有悲剧性才具有那种意味深长的美，而美就是真理。悲剧性使生活和希望具有意义。”这种悲剧性以“知其不可为”的清醒和仍要“为之”的执著共同构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和崇高。     

评于连与盖茨比的创作巧合

在文学领域，不同作家，既使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往往可能根据各自的经历和感受而萌发相似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动机，雕琢出反映他们所处时代人间百态的经典艺术作品，交织成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意象巧合。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司汤迭和美国现代著名作家F·S·菲茨杰拉德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两个命运大致相同的悲剧性人物——于连和盖茨比，这是一个饶富韵味且值得比较研究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