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放此”

朱熹的《诗集传》以训释简明而著称,这与朱氏善于运用训诂术语有关。本文通过集中研究训诂术语"放此"在《诗集传》注释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其作用。     

《急就篇》的复字问题

清人多有《急就篇》中没有重复用字的说法,其影响及于晚近,这其实是不确切的。陈黎明先生首先对《急就》本文作了统计,发现共有239个重见字。但由于使用版本及文字由繁转简时出现的问题,陈氏的统计小有失误。本文对《急就篇》原文三十一章的重复字重新进行了准确的统计,并且按顺序标出了各字重复出现的章数,非常方便学者利用。     

壮心未与年俱老的《书愤》组诗——《剑南诗稿》说丛之一

清代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舒位为《瓶水斋诗集》卷一中有《书剑南诗集后》绝句四首:魏阙江湖梦未忘,白头射虎意气扬。他年家祭凄凉甚,又见中原作战场。将军西第颂谁传?丞相南园记可怜!争似江东杨转运,一官一集自编年。     

朱熹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

《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是朱熹一生进行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早期的《诗经》研究深化了他的文学观念，晚年的《韩文考异》用文学规律于校勘考证之中，绝笔修《楚辞》则找到了一条文道融合的自由之路。     

朱熹用韵考

朱熹,字元(口每),1130年生在福建尤溪,1200年卒于福建建阳。他的《诗集传》在相当多的韵脚下都注上反切、直音或叶音,按照所注音读《诗》,在当时是很和谐的,而读叶音的韵脚,一般是朱熹读来不和谐而改读的。据此,我们便可以通过《诗集传》韵脚的注音归纳朱熹的用韵实际。作为一大学者,朱熹注音不可能用方音,所以,考察朱熹的用韵,实际上就是考察南宋前期的韵部情况。     

说《豳风》

朱子《诗集传》云:“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指《七月》)以诫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所作之诗以附焉。”     

《诗经》郑笺、朱注中的"重言"辨析

郑玄、朱熹解释经义常借修辞观点加以分析,重言修辞也是其常用的方法。通过对《毛诗注疏》《诗集传》中重言的研究,可以看出重言除了指叠字外,还指双音节词重叠及句子的重复等。     

卢祖皋事迹考

永嘉卢祖皋,是南宋著名词人,有《蒲江词》传世。其生平,《宋史》无传,亦未见墓志、碑传。现存明弘治以后的温州、永嘉郡、邑志虽各为立传,但均仅举籍贯、科名和主要仕历。倒是《四库总目》卷一百九十八《蒲江词提要》对他的情况记载得稍多一点,说他是楼钥的外甥,尝与永嘉四灵相唱和,诗集不传。《(光绪)永嘉县志》据四库提要,在卷十七《人物·文苑传》中对旧志作了补充说:     

《诗集传》对《诗经》爱情诗的多变态度辨析

《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在宋代疑古风气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反映了朱熹尊儒尚理的观念,另一方面体现了朱熹新的解《诗》方法,即"以诗解诗"。在尊儒传统、疑古风气以及朱熹自身读诗体会的影响下,《诗集传》对爱情诗的解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是与《毛诗序》相同,解为文王后妃之德或美刺诗;二是从诗本身出发,体味诗意,但又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把男女爱情诗解为"淫奔之诗";三是还原诗本意,肯定男女情思,不做过多的理学阐释。朱熹对爱情诗多变的态度也反映了朱熹本人思想的矛盾之处。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晋陕蒙交界地带地缘经济测度分析

综合考虑晋陕蒙交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本文选用四项指标作为测度晋陕蒙交界地带地缘经济的参数,应用多元统计中欧氏距离分析方法,对该地区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提出晋陕蒙交界经济发展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晚唐前、后期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探析——以李商隐、韩偓为中心

晚唐诗坛上艳情诗创作颇为兴盛,不仅诗人众多,而且诗作繁富。不过,晚唐前、后不同时期的艳情诗,内容虽大同小异,而艺术表现却颇有不同。这一点在前期代表诗人李商隐和后期代表诗人韩偓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诗歌意旨的表达上,前期具有朦胧性,后期具有显明性;表现手法的运用上,前期多为象征性,后期多为直陈性;艺术效果的显现上,前期具有感染性,后期具有感官性。因此,只有辨其差异,明其特征,方能更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晚唐诗坛的艳情诗人及其艳情诗篇。     

后经济时代中国楼市问题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经济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占居主导地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房地产业也逐步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产业——中国房地产业未来的走向,值得深思。面对中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应从地产形态、房价调控、战场转变、政策导向和心态调试等方面综合发力,方为治本之策。     

2009年鲁迅作品研究述略

2009年《呐喊》、《彷徨》研究中,张旭东、俞兆平的《阿Q正传》研究,逄增玉的《故乡》研究,宋剑华、李哲的《伤逝》研究,方维保的《祝福》研究,皆堪称力作;《野草》研究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任广田、吕珏、张鑫的文章均可称得上别具一格;鲁迅杂文研究收获颇丰,吴康、张旭东的阐释极为精彩;于爱成的《故事新编》研究,李怡、辜也平的《朝花夕拾》研究,邓国伟、李震、熊焰的早期文言论文研究,魏韶华的《鲁迅与广义民俗学》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     

租界文化背景下的芸芸众生——析《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生存境遇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上海租界为背景,描写了上海青楼中一群妓女和狎客的故事。展现了租界文化对上海人的生存境遇的影响。从传统与现代混融的新奇体验,外国巡捕统治下的租界及人们的自卑感,以及浮华境遇下自我的迷失及幻灭感三方面来分析《海上花列传》中租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生存境遇。     

2007年鲁迅作品研究景观述略

2007年《呐喊》、《彷徨》研究中,刘九生、逄增玉的《阿Q正传》研究,靳新来的《狂人日记》研究,原鹏的《孔乙己》研究,魏韶华的《祝福》研究皆能新人耳目,启人深思;《故事新编》研究中,王富仁、江弱水对于《铸剑》的理解可谓别具一格;《野草》研究共分三大部分,刘继业的文章堪称《野草》研究史上的优秀之作,从哲学、诗学解读《野草》的文章所在多有,汪卫东有关《复仇》（其二）、王乾坤有关《影的告别》的解读也颇有特色;李冬木的《阿金》研究其小题大做的论述方法可能更值得注意;毕绪龙有关鲁迅序跋文体的研究可谓独具眼光;有关鲁迅、茅盾贺红军信的论争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民生思想比较研究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民生思想在价值取向、思想精髓、制度选择等层面具有一致性；同时在民生实践指导理念、民生目标设计、解决民生问题根本手段和途径以及民生实践成效等层面又具有差异性。对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民生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研究边界。     

羌族文学研究综述

羌族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对羌族文学的重视和保护性发掘,许多学者不断加入到羌文学研究阵营,涌现出不少羌文学研究的论著。他们在论著中展示了羌族民间故事、歌谣、传说、神话、戏剧以及羌族当代文学,这对于研究羌族文化与促进羌族同各民族相融合有重要意义。     

党的建设总体新布局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面,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体新布局的重要内容。牢固树立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新布局下的地位,正确认识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建设其他方面的关系,探讨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路径,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     

巴渠船工号子的歌词艺术

巴渠船工号子是巴渠船工伴随划船、拉纤的劳动而产生和发展的艺术形式，其歌词内容生动的表现了巴渠船工的劳动场景、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巴渠船工号子的歌词一般是表现巴渠各地风情、历史传说、男女之情、船工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具有大俗至雅、多种修辞手法并用、行文格式自由、衬词使用频繁和多种文化互为交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