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井历史新证

半个世纪来，中国火井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因史料缺略和理解差异而产生了若干争议。新发现的５种火井史料揭示了１６－１８世纪火井开发和天然气煮盐的实况，证实了汉晋临邛火井到清代自流井气水田之间火井技术的演进过程。当时试图对这一自然奇观作出诠释的中外学者，未能摆脱中国和欧洲传统科学思想的束缚，因此也难以克服理论与实践背离的积弊。     

面向21世纪的欧洲科学哲学

20世纪以来,受全球化进程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欧洲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的转换,这种转换带来了欧洲科学哲学的研究平台、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的变化。欧洲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研究主题相对稳定但少有特色,研究传统相对稳固但少有变化,独立风格尚待重建的特点。从21世纪欧洲科学哲学的几次会议所释放出的信息表明,欧洲科学哲学界已经注意到发展自己有个性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维度——历史与文化。     

学者社会的旨趣--从近代科学职业化谈起

17世纪中后期，欧洲科学逐渐实现了体制化，并形成以科学为业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同时，中国明清之际尽管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但基本上仍属于经验总结型的科学成就，却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科学体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学者社会尚未发生职业化的转变，他们的兴趣还是“为政治而做学问”，这种分野使得百年以后，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和中国复古主义运动运用科学方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大异其趣。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影响欧洲天文仪器技术东渐的若干因素

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内容、方法和目标不会引发仪器的近代化。天文学的特殊地位使它的兴衰深受朝廷态度的影响。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不同,科学和技术尚未纳入明清社会的主要知识建制。来华传教士致力于开拓宗教事业,缺乏跟踪欧洲仪器前沿的需要和意识,对欧洲的新进展了解不多。他们的敲门砖性的科技活动不足以将中国科技引向近代欧洲那种探索性的研究,传统科技适应了小农经济的延续。人们满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很少的工匠们有     

对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之若干原因的分析

在我们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各种原因时,首先应当讨论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欧洲在十六、七世纪(约当我国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初期)产生出具有深远影响的近代科学以后,欧洲的科学技术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地发展着。而中国科学在当时则没有象欧洲那样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中国科学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和按原来的速度缓慢地行进着。这样一来,中国科学技术同欧洲科学技术相比,便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差距。因此,中国当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由先进转向落后的起点。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是一个牵涉到好多方面的问题,既有中国科学本身的弱点,也有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消极     

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

本文主要通过对伟烈亚力的研究，探讨１９世纪英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试图对西方科学传入与时代之关系，从多方面加以阐述。首先简要叙述了他的生平，与中国学者的交往，着重分析他在墨海书馆从事的科学译书活动，并首次披露了新发现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翻译的《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一个中译本。在查阅伟烈亚力的中西文著作，以及英国所藏书信、手稿的基础上，对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欧洲学术界产生的反响进行了论述。伟烈亚力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关系，本文也进行了探讨。最后论述了他的宗教观，即科学和宗教之关系。     

五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该文主旨是回顾５００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并展望它的未来。１６至１７世纪是科学革命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环境下，通过复活古希腊科学传统，理论思维与工匠实践相结合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被创立。这不仅为自然理论和技术原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为革准备了思想武器。１８世纪是技术机械化和人类理性化的世纪。由于牛顿科学思想和洛克哲学思想的传播，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相继发生。这些     

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在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形成了各自的范式,先后在南北朝,宋元和晚明出现三次高峰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近代人的实际影响尚待研究,但历史文献中的灾异记录对新兴的自然系统研究的价值,传统科学范式对当代科学转向的启迪,某些文化价值对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结合的意义,都越来越明显,在历史上曾一度占世界科学高峰的中国科学传统,可能在未来世界再放光彩。在信息时代中国人有能力传统与新文化的     

16世纪有关音乐的数学理论--以马若利科、斯蒂文、程大位和朱载(土育)为例

文章对16世纪中国和欧洲与音乐有关的数学理论的不同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欧洲,对诸如2~(1/2)这样的无理数的考虑对乐律的划分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后来的学者很难突破毕达哥拉斯的樊篱,马若利科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尽管古希腊的传统为多数学者所遵循,我们在16世纪还是看到了一些例外,例如西蒙·斯蒂文就提出了平均律的理论。 在中国,不存在那种对无限小数的禁忌,因此中国学者在发展音律学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其欧洲同行小一些。在16世纪,除了程大位遵循传统的损益方法,即利用整数和基于整数的有理数制定音律外,又出现了由朱载堉创立的平均律。 在欧洲,从古希腊发展而来的音律理论主要不是直接建立在音乐家的工作基础上,而是由一种称为独弦琴的弦乐器的理想模型所决定。 在中国,音乐家似乎比其欧洲同行更坚持理论。此外在中国,编钟的调音问题容易导致平均律的出现和对双调和谐问题的处理。无论如何,中国的音律理论主要基于管乐器,即称为十二律吕的一套律管。作者提到,在《汉书》中可以找到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运用了律管旋宫转调的近代方法的证据。 在欧洲有关于星际球体运动发声的音乐理论;在中国则有关于空气的音乐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候气说,它与寒暑干湿等季节性因素以及“地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