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团体与科学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科学团体大量出现，由此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六）：科学文化学：探寻科学的文化本性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走过的三十年，正是中国元科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来，《自然辩证法通讯》对于中国元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起着见证和记载的作用，更是起着引领和推动的作用。如果说，《自然辩证法通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的定位，以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史”栏目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在中国发展的话，那么，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共发展经历了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30至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50到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及其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等4个不同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科学为本”观念支配时期，后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支配时期，其特色在于巨大的社会影响，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和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等方面。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摘自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的讲话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国科技事业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党和国家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战略地位，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研究三十年(1983-2013)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起步期,90年代缓慢发展期和21世纪初快速增长期。随着探讨的深入和发展,研究主题从关注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物质层面的价值拓展到重视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的转变;研究视角上从哲学认识论转向存在论或生成论,发展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逐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丰富内涵。认真总结和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的有关讨论,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技术论的理论实质、基本内容及其学术影响和未来学术发展路向,有助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学数据共享--当代科技界的战略抉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态势,宇宙科学、基本物质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非线性科学成为新的科学前沿;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和材料科学等的相互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标志着科学技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正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已深刻地认识到创新文化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成就,载人航天工程、超级杂交稻选育、超级计算机…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1932年之前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研究科学史的旨趣

18世纪，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为了思考自己所研究的科学问题而注意梳理学科的历史。到19世纪，历史学家为科学史研究增添了人文视角。俄罗斯科学院在1921年成立知识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维尔纳茨基将科学史看作一个独立科学领域，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向，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史学科奠定了基础。1932年知识史委员会正式改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实现了科学技术史学科在苏联的建制化。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史研究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如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史”框架下探讨科学、哲学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史，为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在19世纪，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把科学祝为救国强国的工具，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求知活动，科学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励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的成果可以是救国强国的工具，但是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科学的意又是对科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科学哲学与文化价值

达到确定性、精确性,获得客观的、与文化价值无涉的纯知识,一直是西方哲学不懈追求的理想。以数理逻辑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为依据而创立的科学哲学似乎使这种理想变成了现实。然而,科学哲学对精确性、客观性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是启蒙时代文化理想的现代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排除文化和价值因素的渗透和影响。任何哲学（包括科学哲学）都是某种文化价值的产物,绝对与价值无关的、中立的所谓“科学的哲学”是没有的。历史主义以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日益表明了这一点。     

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对立及其超越

客观主义是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典型特征。客观主义导致了心理学中的价值中立论、方法中心论、普适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观点。社会建构论的兴起挑战了心理学中的客观主义传统,主张实在是建构出来的,不存在超越文化的普遍真理。作者认为,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并非非此即彼,应该在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三个方面超越心理学中的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对立。     

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一方面作为由自然向社会生成过程的中介和桥梁,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过程之中介和桥梁.把科学技术放在由自然到社会的生成过程,以及放在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的过程中考察,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两重性和技术的两重性,揭示科学作为要素和技术作为系统的关系,从而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以及二者的关系有新的理解.     

"数"与"量","数词"与"量词",以及"常数"与"常量"

根据《物理学名词》(2019)和国际科技术语委员会(CODATA)推荐的“量表(2018)”以及量纲分析,并且通过中西语言特点对比,由“数”与“量”谈及“数词”与“量词”,论述了区别“常数”与“常量”的原则,表明将“constant”一词译为中文时,如果它所代表的物理量有量纲,则应译为“常量”,反之则译为“常数”。说明在中文科技术语中,常数与常量的区别是明确的、可规范的。     

科技与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与经验基础

当前提高科技与社会研究的水平，有两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注意；（1）分析框架的多元化。分析框架规定着科技与社会研究的范围，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进而影响到研究的质量。长期以来，我们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单一，而且，该框架也固有许多缺陷。应当尝试各种可能的框架，在比较和综合的过程中，选择和建立新的更佳分析框架。（2）加强科技社会史的研究。对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科技社会史具有激发直觉和灵感、提供历史的检验等作用；此外，科技与社会研究和科技社会史研究以科技社会嫡史学为中介，存在一种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加强科技社会史的研究，是提高科技与社会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皮尔士论科学及其方法、态度

皮尔士对于科学的逻辑学有着集中思考，并将科学逻辑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基础。在他看来，科学不是知识的系统化；科学方法是惟一能最终获致自然真相的探究方法；作为科学人，我们必须以真诚而热情的态度对待科学探究活动。     

术语和技术文献管理:工业和工程中的安全防护问题

施托伊茨(F.Steurs)教授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委员会(ISO/TC 37)佛兰德斯语和荷兰语术语工作的负责人,肖伯乐(G.Sauberer)教授是国际术语网(TermNet)的主任。她们在2016年合作了这篇国际会议论文,指出术语管理直接影响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在工业和工程中与安全防护密切相关。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与互补

科学与宗教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种不同形式，社会实践是科学与宗教的本源。科学与宗教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必然包含宗教因素。由于科学和宗教之间存在这样的区别和联系，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二者的相互作用。     

信息科学和信息学：历史与发展、区别与统一

本文通过系统研究过去120—140年信息科学和信息学的起源与发展的相关历史,发现术语“信息”、“信息科学”和“信息学”出现于各种传统学科的信息研究中。并通过分析这些概念的发展趋势使我们提出下面建议:信息科学就是信息学,作为一门统一信息的科学,基于自身统一的信息概念和理论,它正在发展成为一门基础科学。     

相互作用实在论及其科学和哲学意义

自在实体是未经观察的自然客体;现象实体是自在实体与人加观察信号作用的综合产物。自在实体、现象实体、现象及科学理论结构的形成离不开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科学理论结构形成的动因,相互作用实在论从动因角度讨论科学理论结构的实在性,是结构实在论中的一员。量子力学曲率解释中的量子曲率构成曲率波场,曲率波场描述了一个新的物质波动存在形态,科学理论的结构与物质存在形态有了内在的统一性,科学理论的结构是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