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与证人社

作为明代儒学殿军，刘宗周在学术上开浙东学术中兴之局；在道德上与黄道周并为明季道德完人。他继承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格物说”，倡导“慎独说”，成立证人社，与陶爽龄展开工夫与本体的论辩，力图扫除王门后学“以禅诠儒”的空疏之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宗羲穷心的万殊之学

黄宗羲继承其师刘宗周《人谱》的思想,在他逝世前两年病中口授其子黄百家＂盈天地皆心也＂。他认为,穷心即能彻上彻下,天地万物的万殊无不观照,心体流行有条理为性,流行不失次序为理。人物虽禀气以生,心是气的灵明处。心的万殊是我心体变化的印证。心体本身是一,由其变动不居而万殊。心有万殊,性也万殊,继善成性,各性其性,性体为一。心既是理,性即理,这是一个公共的道理,知此,而后可以尽心,穷理尽心,尽心知性知天,把理气心性话题融通和合起来。黄宗羲在其师刘宗周绝食殉明和自己抗清失败的外在自我主体的激烈震撼下,在内在自我主体不断反思中,撰写了《留书》《明夷待访录》。其政治哲学首先是求制度与权利的协调,其次是求职分权力与义务的统一,其三是求道德与法律的和谐,其四是求教育与宗教的辅成。     

孔子美育特色臆探

本文认为孔子原始儒学美育特色不仅在于“修养”，“慎独”，更在于其德育的愉悦性，诗意性，大众性及风俗性，这四个特色不仅构成其德育的逻辑思路，又是其原始儒学本质和核心。     

朱熹心说再辨析

心是体用之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是从性体心用说转到心之体用说。体既是心之虚灵之体,亦是性之实,体（非实体论之实体）,是虚实合一、心性合一;用是情与知觉作用。不能离体而言用,离性而言知觉。反过来说,性不离知觉,知者从具体事物与活动中体现性,觉者自我觉悟,从整体上实现性的自觉。心与性与知觉可以通说,亦可以分说。通说者心即性即理,浑沦一物;分说者性情有别,性与知觉有别,性是理而知觉是气之精爽。但知觉之展开,有其独立性,易受形气物欲之陷,故要变化气质,进行修养。从现实层面说,人需要正视自己,自我改造,这一点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

人类的文化创新之关键在于开发出新的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之原理,而儒学正逢其时。要创新和复兴儒学,需要深刻认识儒学之本。从中国文化之本源出发,可以引申出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创造理论：无极而太极的层级创化论。此亦儒学的基础及其开始。儒家的开发建立在周易哲学的创造思维与人性自觉的基础上。儒学为知本之学,亦为本体用之学。     

孟子与朱熹道德哲学的诠释比较

儒学本身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并以道德伦理作为世间必须遵循之理,无论是孟子的五伦,还是朱熹的"明人伦",其观点背后所重视的是道德哲学的实践。从性善到性本善的演变,体现了由即心言性到即性言心的转变,两者对于心的解读以及尽心的工夫方面都存在着差异。道统思想的不断成熟和演变,体现更多的是朱熹与孟子之间道德哲学的建立方向与诠释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变换促使着儒学核心概念诠释的转化,从性善到性本善更多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扒楼沟剖面二叠系辫状河砂体构型与非均质性特征

通过露头实测、精细解剖与岩相分析等方法,结合岩石薄片与物性资料,对山西保德扒楼沟剖面二叠系山西组辫状河砂体的构型与非均质性特征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辫状河主要发育河道和心滩2种成因砂体,河道砂体的垂向岩相组合为Ge-St,心滩砂体的垂向岩相组合为Ge-Sm-M-Sm-Sp-M-Sp或Ge-Sm-St-Sm-St-Sp-M-Sp;辫状河砂体可划分为5级构型单元,由小到大分别是层系、层系组、心滩/河道增生单元、心滩/辫状河道、单期河道,河道砂体由多个增生单元在垂向上加积构成,心滩砂体由多个增生单元与串沟砂体在垂向上加积构成,内部发育泥质夹层;心滩砂体物性优于河道砂体,非均质性相对较弱,整体可以作为优质储层,而河道砂体仅在靠近河心的部位物性较好,可作为优质储层;心滩砂体内规模较大的泥质夹层附近和河道砂体的边部及中上部可聚集剩余油,且心滩砂体内剩余油储量相对河道砂体较大。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马一浮心体学与理气论的圆融

马一浮学宗程朱,融通陆王和佛教,将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在这一架构下,他探讨了心与物、性、德、理的关系,并且在理气不离不杂的基础上建构理气心物融突和合的“六艺一心论”的逻辑思维体系,从而达到了心体学与理气论的圆融.     

朱子学之理气论和人性论硏究

朱子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学即孔、孟思想,具有再解释的意义,也因此朱子表章了"四书"的精义。不单如此,其对"五经"的解释也脱离了汉唐训诂学的学风,以主体的、批判的、研究的学风及义理性的观点来解释经典。朱子将"性"规定成天人合一的普遍的宇宙原理即理,建立了"性即理"之人间存在论,其德目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间为仁、义、礼、智。朱子的心性论,基本构造即为"心统性情说"与"人心道心说",心与性之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心与性情间有密不可分之关系。朱子以修养工夫论分别解释居敬与穷理,穷理为格物致知,格物为针对理而言,致知是对心而言,致知、格物是内外之关系,是一体的两面;居敬法是透过外在省察之修养法除去妄思、妄动相同之人欲,随时以敬,长久以后则天理自明,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依居敬的成果——致知来努力,自然就可进步。     

浅论慧能思想与中国心性哲学的关系

慧能所创立的禅宗思想中,＂心性＂是最核心的概念,它包含＂心如真如、即心即佛、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等思想内涵与特征。慧能心性论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在贯通大乘佛教各系学说的基础上融摄了传统的儒道之学,并对宋明理学等后世心性哲学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思想价值。     

刘勰论宋齐文学及文学的古今之变

刘勰论宋齐文学，于泛泛的称扬后面，实际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这在有关宋齐文学的论争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针对宋齐以来文风的讹变，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以及“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概括乎雅俗之际”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是基于其“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同时也包含了他对文学古今之变的规律性的理解。刘勰的这一探讨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不乏指导创作的实践意义。     

弥纶群言 融摄超越——论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发展中,实践本体论美学是刘纲纪的独特贡献。这一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他综采众长,融会超越的结果。其理论来源,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美学,仅就现代以来的中国美学而论,毛泽东、王朝闻、朱光潜、李泽厚等人对他的影响较大。正是在这些关学思想继承和总结的基础上,刘纲纪创造性地发展了当代实践论美学思想,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体系。     

魏晋玄学与刘勰思想——兼论《文心雕龙》与《刘子》的体用观

南朝是一个玄风复阐、三教连衡的时代,表现为儒道会通、佛学玄化及诸家思想的大融合。在本体论上表现为道本儒末,体用一如等特征,在圣贤观上既孔老同尊,又认为孔子高于老子,孔为圣老为贤。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刘子》体现了这一时代思潮的特征。     

《晋书·刑法志》述评

《晋书.刑法志》是“二十五史”《刑法志》中文字最好、学术价值较高的一篇法学专论,它记载自春秋战国至晋朝的法律编纂体例变迁,历代关于“肉刑”废复的讨论,当时两大法学家刘颂和张斐的两种不同司法主张,以及法律儒家化的渐进过程。     

白族二爨碑文体与《文心雕龙》诔碑理论范式

爨氏是古代白族的大姓之一,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作为白族先民的碑刻文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文学的重要文本."二爨碑"的产生分别前于<文心雕龙>九十余年和四十余年,其体式与刘勰<文心雕龙>阐释的诔碑理论范式几乎偶合,为刘勰诔碑理论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实证,在白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上承后汉滇文化,下启唐代南诏文化的重要意义.     

近二百年“齐诗”研究述评

"齐诗"失传较早,历来少有学者研究。但随着清中后期汉学及今文经学的兴起,"齐诗"研究繁盛一时,出现了魏源、廖平、刘师培等大师,但之后却又一度消沉,直至近期"齐诗"研究才又重新出现繁盛的趋势,由此可见近二百年来"齐诗"研究大致经历创始、中衰、复兴三个时期。     

北宋初期诗学理论中的儒家思想

北宋初期,柳开、石介、王禹偁等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文学理论并积极从事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实践活动,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道”的提倡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使北宋初期诗学理论中弥漫着浓厚的儒学思想,为程朱理学的兴起和儒家诗教原则的成熟准备了丰厚的话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