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

18世纪末一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主要是苗族卷入其中的乾嘉起事、“成同变乱”引发了苗族的大规模迁徙。就经济原因而言,一方面,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使得相当一部分苗族人口长期处于向西南迁徙的状态,以不断寻找新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玉米的引进和推广使得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尚未开垦的广大山区半山区成为可耕地,不断吸引着大量苗族人口迁徙而来。     

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考

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主要从贵州等地迁来,至于迁入时间,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始于唐代并持续到宋、元、明、清,但这种观点并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因而并不可信。19世纪初以前,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各种地方志都没有提到当地有苗族,提到这些地区有苗族的文献都出现在19世纪初以后,调查材料显示的苗族迁入时间也多在19世纪初以后,这些事实说明：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苗族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

18世纪末以后,苗族开始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大量迁徙,这种迁徙既有因战乱如乾嘉苗族起事、“成同变乱”而引起的短时期内的较大规模迁徙,也有因经济因素如玉米的引进和推广、寻找可耕地等引发的自发零散但却持续不断的迁徙。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持续迁徙,到20世纪中叶时,苗族最终成为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分布范围非常广阔、人口众多的民族。     

客家与苗族迁徙的人类学比较

客家和苗族分别是迁徙规模最大的民系和民族。为生存而迁徙是他们的共同点。客家和苗族在进入迁徙地的大本营以后，因文化与政治的背景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进程。     

关于文山苗族迁徙的几个问题

文山苗族主要从川黔滇结合部迁来,迁来时间从明初持续到清末,迁入原因有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压迫、军事上被镇压等原因。     

滇东南边疆苗族地区国民教育的现状与思考——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为例

滇东南边疆苗族地区的国民教育非常落后,原因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苗族经济贫困的原因,近几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形势紧张、外出务工潮、早婚习俗等都对此产生了消极影响.要改变这种面貌,提高对基础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政府加大投入、边疆苗族自身观念的转变都是必不可少的.     

明清滇东南地区的汉族移民与文化变迁

滇东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两千多年来,外来人民以各种不同方式移入滇东南,其中以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形成高潮。移民的到来,传播内地先进文化、加快滇东南地区的开发、促进民族融合,使滇东南地区逐步跟上了靠内地区的发展步伐,并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     

富宁县各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富宁县境内的各民族，除壮族是土著民族外，其他民族都是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而入；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融合成民族大家庭；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促进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边防巩固。     

浅谈苗族银饰文化的价值与保护

苗族银饰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价值，它是自身民族的徽记，又是民族历史的浓缩，还是宗教信仰的物化。对苗族银饰的种类、造型、纹样、工艺作了较详尽叙述，并分析银饰所体现出苗族传统审美观，民俗和信仰等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今后要进一步重视对苗族银饰的研究和利用，并加强对苗族银饰及传承人的保护。     

对中印医学生物化学课程考试方式的比较与探讨

目的:进一步提高医学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方法:通过对印度Basaveshwara Medical College生物化学课程的交流和学习,针对两校的生化考试方式进行对比与探讨。结果:通过对比分析,大理学院生化考试内容及方式有待改进。结论:增强国际间医学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我国医学教育的质量。     

滇东南苗族姓名文化初探

滇东南苗族的姓名是苗族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反映，对了解苗族文化的变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滇东南苗族的姓名有苗氏姓名、汉氏姓名两种存在形式，前者是苗族姓名的原型，有较独特的取名习俗和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后者是苗族姓名制度对汉族文化的适应，反映了苗族姓名制度的变迁。     

滇东南苗族隐语浅述

与已知的两种隐语相比较，滇东南苗族的隐语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对此进行初步的论述，应当能够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提供一份崭新的材料。     

略论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

清朝对黔东南苗疆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绥抚期、开辟期、苗汉分治期以及开放期等,前三个时期由于国内政治背景迥异,清朝对其实施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政策,对于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苗疆最后进入开放期,是在成同苗民起义沉重打击下,清朝在苗疆的行政机构趋于瘫痪所致。     

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

源自古代中国文化的土地神观念 ,虽经历了各种演变 ,但至今仍是华人社会传统宗教系统的主要成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大伯公、拿督公等崇拜 ,就是土地神观念的文化延续与区域性变革 ,分析这种延续和变革 ,可以把握当地华人和非华人本土传统间之宗教观念上的互动关系。而要明白现今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祗之信仰 ,其分析须置于华人社会土地神观念的发展脉络之中。忽略了这个历史脉络的分析 ,可能会引致误导性的解释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东南亚贫困及减贫开发模式研究

贫困是东南亚地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区域共同繁荣面临的重要挑战。东南亚地区贫困人口聚集,减贫成效与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率、交通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投入水平密切相关。日本、美国等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东南亚实施的项目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减贫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东南亚目前主要存在基础减贫、产业减贫和生态减贫3种减贫开发模式,不同模式之间并无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需要因地制宜、具体规划。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后续一系列相关政策在合作内容上基本覆盖3种减贫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合作水平将不断提高,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产业发展将在人才、资金、技术、互联互通渠道、合作平台建设等支撑条件的持续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加强,进而推动东南亚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民族文化开发与民族地区的发展--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以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的开发为核心,民族文化开发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重要途径。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论述民族文化开发对民族地区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