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科学救国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进步思想,萌芽于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实践影响广泛而深远,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毕竟是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科学与救国:近代中国科学观念开展的历史语境

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与接受,与救国的历史语境有很大关系,大致经历了技术救国、政治救国、实业救国和文化救国几个阶段。科学在每个阶段几乎都成为各种救国主张背后的价值基础和推动力量。然而,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于科学本质和科学功能的认识又不尽相同,导致了科学本土化与普遍性之间出现了一定张力。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

自"科学"概念代替"格致"以来,在追求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历程中,在"救国→兴国→强国"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经历了"革命性语境→政治性语境→经济性语境"的社会语境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意涵的理解经历了"知识→价值→文化"的逻辑转换,折射出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的逻辑进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对新科学观及和谐文化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观点探析

任鸿隽先生1915年在《科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在文中他指出中国人认识自然方式的缺陷在于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任鸿隽过于强调归纳法,针砭中国传统学术中"驰骛空虚"之病,但却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造成这一偏颇的根源在于他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对自然科学史了解上的欠缺。任鸿隽对归纳法情有独钟,这与他对科学的理解、科学救国的实用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在19世纪，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把科学祝为救国强国的工具，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求知活动，科学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励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的成果可以是救国强国的工具，但是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科学的意又是对科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从革命的参与者看辛亥革命与科学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启蒙与革命,是回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振兴救亡图存运动中的双重变奏。在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和历史进程中,科学传播与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和运动从原初的并行、交织到最终的汇流,凸显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而尤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节点。辛亥百年,科学伴行。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颠覆了绵延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科学与辛亥革命为题,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不同时期科学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这种互动所导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疑既是科学社会史的重要话题,也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空间;既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可以温故知新,前瞻未来,更加明确学术界自身在新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2010年1月本刊新一届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把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开设研究专题专栏,作为本刊提升办刊质量、推进学术研究的重点举措。此次专栏开设,正是从本刊与武汉理工大学于六月中旬在百年前武昌首义之地联合举办的科学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基础上选辑而成,并且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呈现在...     

从科学救国到佛学救世--我国近代地学先驱张相文

本文根据大量史料,介绍了中国近代地学先驱张相文的生平,特别是首次向学界展示了他晚年的精神追求,剖析了他从科学救国到佛学救世的心路历程,并将其生命中三个十年中三种不同追求,放在同时期中国两次民族反思和同时期中国人认识科学的四个阶段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他对科学的认识和皈依佛门的原因,给予其以客观的历史评价。     

科学的“变奏”——对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再考察

"科学"是近代中国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自新文化运动祭出"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中国的科学事业便在救亡与启蒙中此起彼伏,科学本身也在危机与革新中不断"变奏"。延安自然科学运动兴起于抗战相持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面对当下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边区科学事业经历一次次讨论与调整,中共发现"科学"不只是改造自然的武器,更是变革社会的力量,它必须在群众中生根破土,染上"无产阶级"的底色,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科学。正是坚持了人民主体性地位,中共不仅重塑了"科学"的价值,而且开启了对新中国现代化的构想。     

"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探讨

创业教育已是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之一。确定创业型人才培育目标，建立“创业学”学科体系已成为一个应对新的经济形势的世界性课题。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巨大的就业压力，迫切需要创建“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以指导创业教育与实践。本文从创业教育、创业学、创业学学科体系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开始，按照逻辑性、协调性与完备性的体系化建构原则，提出包含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创业实践这三大板块，十门课程的“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

关于科学史研究走向综合,科学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实现综合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法。自然科学研究的语境化,科学史研究本身的语境化,科学哲学与SSK等研究的语境化,史学理论研究的语境化四个方面,阐明了科学编史学综合化的必然性,表明科学史研究必将走向语境论的科学编史学综合,这也将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探析

哈贝马斯师承马尔库塞“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其内在根据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是深刻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认识当代技术文明的某些负效应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而且提出了一些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但是,由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并没有具体而科学地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制约和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反,他抛开特定的社会背号,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将科学技术说成是一种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这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从澳中科研合作报告看中澳科研合作的前景

2012年2月14日,澳大利亚工业、创新、科研与高等教育部公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在澳中经济社会发展、双边关系密切以及科研全球化背景下的澳中科研合作状况。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科研合作关系已超过30年,这为未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国科研人员和机构应积极利用已建立起来的机构和政府间合作框架,继续推进在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新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的战略思考

本文阐述了国际合作对基础研究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了国外有代表性的科学基金组织的国际合作战略与资助特点;并针对当今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主要趋势以及我国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提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的战略发展思路与对策。     

论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

李鸿章在推行洋务运动进行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企业,到聘用外国专家,创办近代学堂,再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的近代化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奠基性的工作,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当下正在推行的科教兴国的战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中国科学社社员的时空分布透析

创立初期,中国科学社不过几十人,到1950年3月社员已达3793人.中国科学社吸收社员颇为谨慎,在社章中对社员的种类、权利及其义务做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吸收社员的纯洁性,避免了"外行"干预和控制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社员在学科、籍贯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与趋向.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