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科学技术对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本文将从民主政治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国民的素质和民主意识的提高、社会组织及制度的建构等方面来阐述信息科学技术对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促进作用。     

试析苏联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的国家科技政策主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坚定不移的军事战略导向，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其坚固的政治文化基础，即苏联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国意识”和专制主义。本文力图说明，科学文化和自由、民主意识才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国家的现代化根本上讲是文化的进步，只有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国家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有利于国家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     

走向一种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政治效应的观点

本文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的观点。作者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他们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走向一种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政治效应的观点

本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的观点。作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他们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治技术化视角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反思

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现代政治和治理越来越依赖技术,表现出政治技术化的特点。互联网技术为政治沟通提供了新通道;然而,在网络政治沟通"繁荣"的另一面是"衰减",这是技术理性在政治领域泛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风险。技术的应用必须与民主政治的目标相一致,与制度的变革同步推进,同时,应警惕和防范潜在的风险,如若不然,可能会对现有的政治生活产生诱变。     

技术的民主化向度——哈贝马斯的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扩张导致了民主的缺失，为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话语民主。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商谈活动，具有民主化的向度，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民主对话。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技治主义的合法性辩护

为技治主义辩护关涉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的关系、技治主义过时论的批判、技治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技治主义在后现代重建新的公共秩序的可能性等问题。技治主义不是以工业社会为条件的政治思想,它是人们基于技术化社会进程的不可逆性,对于理性化社会中科学技术、可靠性、高效率的意义和本体地位的哲学概括。时下流行的技治主义过时论未能切中技治主义的哲学前提和合法性基础。技治主义不仅不与民主相矛盾,而且是经由社会的工业化民主自身实现的一种新范式。面对后现代的公共舆论,技治主义可以通过民主机制的转变与公共领域的转型重塑后现代公共领域,重建一种后现代公共秩序。     

人学中的一个异化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化现象在我国某些领域还会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异化政治人”是政治人中的变异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异化政治人”有自己独特的行为、特征和活动规律。对“异化政治人”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从法治、道德、民主、社会等方面努力，实行综合治理。     

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

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欧洲国家率先发展了许多公众参与科学事务的实践模式,丹麦技术委员会创造的共识会议是其中之典型代表。在关注共识会议被广泛传播的前提下,文章从文化、社会、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共识会议在欧洲产生并受广泛关注的历史背景;并着墨共识会议的组织程序与特点,分析了国内外共识会议研究中的两条线索——民主政治、公众理解科学;指出共识会议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是有限的,应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背景中,寻求其作为公众理解科学新模式的重要意义。     

论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

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源于对唯科学主义的警惕和戒惧。唯科学主义分为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具有导致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易损害民主信仰、民主程序和民主过程。捍卫民主必须回归其本源,重视科学反对唯科学主义、重视理性反对唯理性主义,设置技术与民主的边界,以政治平等原则抵制专家治国的越界。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意蕴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不能仅对生产力发展这样一个价值信息做出反应，还应充分关注应运而生的意识形态后果。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认知，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摒弃片面的“单向度”式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全球科学管理》的解读与探讨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变革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原来的线性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在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的社会中,对科学的管理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和跨国界的。本文从管理制度、社会文化、伦理等视角分析了《全球科学管理》诞生的历史背景、必要性和全球科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它所提出的全球管理的一些基本价值取向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对策。最后指出全球科学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立体多维的管理,目前尚处于理论观念阶段的探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和具体的强制性措施,其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科技资源共享机构建设机制研究

科技资源共享是优化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深入分析了我国科技资源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需求,提出依据科技资源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发展阶段,制定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将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和地方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PUS研究的两种思路

本文评析了目前PUS(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思路和主张,以及相关学者在这两种思路下所做的工作.两种思路的倡导者都在历次全国及跨国调查的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分析模型,都为PUS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论茅以升的工程科技思想

茅以升积数十年对科学、技术、工程的本质和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提出:科学为工程之母,工程泽被科学,两者相辅相成;科学是知,技术是行,知行在实践中合一;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学科中来,学科中去,生产为科学服务等思想。茅以升上述工程科技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工程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工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应用科学与应用科学革命

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基础科学革命”;应用科学对于科学、应用科学革命对于科学革命像是个婢女,处于从属的、被掩盖的和被漠视的地位;这实际上为近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脱节,以及为基础科学的大部分成果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埋下了隐患。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就排列表明,历次应用科学革命之后实际上都发生过应用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因而导致历次技术革命的发端,只是由于“婢女”被漠视,才使人感到科学与技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好像断了线。文章根据搜集到的大量历史事实,加以排列,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逻辑关系考虑,都应该将这个空缺补上。为此,提出了应用科学革命与基础科学革命的区别、应用科学革命的必要性、应用科学革命的范式结构和历史分期。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过去所谓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变革的产物;世界科学中心在国家间的转移经常是由应用科学的发展和变革引起的;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产业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变革的产物。     

科学技术的环境价值探悉

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生态功能而蕴涵着巨大的环境价值，其广泛的应用却出现了对环境价值追采的背离。需要探析其深刻的认识论原因和社会原因，通过转变科学范式，确立科技创新的生态导向，为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提供技术支撑，以实现科学技术社会环境价值的回归。处于人与自然矛盾之中和市场经济压力之下，推进科技创新，改变科技落后状态是硬道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兼评《诚实的代理人》

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在当代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既与决策的具体情境相关,也与科学家自身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密不可分。小罗杰.皮尔克(Roger A.Pielke,Jr.)在《诚实的代理人》中将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的科学家分为了4种理想类型:纯粹的科学家、科学的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并主张诚实的代理人将是科学家们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更可靠和更有效的选择。本文进一步对形成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展开批判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参与决策的诚实的代理人得以存在且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