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荫麟问题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历来研究者们对之训解颇多。上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评论中,从为学方法论角度,质疑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思想之合理性。而实则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身是与其理学本体论相呼应的,其所要格之“物”主要是“日用问应事处”,即是人伦日用之事物;致知之“知”主要是对“至善”之所在的认识,即是明乎先天已存在于己的儒家的道德之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工夫最终所要达到目标仍是为人寻到先天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从而认识论工夫与修养工夫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     

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人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圣人未有不多能者”:朱子圣人观中的“能”

朱子有“圣人未有不多能者”的论断,认为圣人之“德”与“多能”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必然性。圣人之德是“生而知之”的,而其多能则有待于后天的学。从对象方面说,圣人生知的是义理,但此义理中包含着因圣不自圣而产生的“忧”,且圣人由此忧虑之不已,不独在义理上进进不已,亦必然不断发起对“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的学习。从能方面说,圣人之德是先天良能的充极,而圣人之多能则是后天的经验之能,二者之间通过圣人之“才”相勾连,圣人之才至大,良能通过此至大之才得以贯通到分殊存在的事物中去,此即有多能的产生。作为格物致知的典范,朱子所谓圣人之“多能”虽然并非全能,但也不是主要指技艺之能,而是指向更广大的礼乐世界。     

朱熹哲学

(一)理,太极 朱子之形上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弟兄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关於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之分,朱子云: “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 (与陆子静书文集卷三十六)所谓道,即指抽象的原理或概念;所谓器,即指具体的事物。故朱子云: “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 此器。”(语类卷九十五)又云: “无极而太极,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当 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惟其理有许多,故物 …     

浅析程朱理学范式下薛瑄思想的转向——兼谈《易》学对薛瑄复性说构建的贡献

在格物致知方面,程朱的格物致知关注的是见闻之知的增加,而薛瑄格物致知以知性为目标,重视涵养;在为学途径方面,程朱是主敬、致知并重,然薛瑄更关注主敬;在性方面,程朱把性置于理之性,并有性即理之说,而薛瑄把理置于性之下,而有理即性之说。薛瑄的复性说简化了程朱理学的程序,把形而上的理置于易于把握的性之下,提高了穷理的操作性与可行性,是理学的新发展,也是对程朱理学的修正。在薛瑄复性思想的构建中,《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易》开辟了儒家视野中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既完成了对先秦儒家形而上的构建,也为儒学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薛瑄的性与复性说学正是其理论体系形而上的构建,《易》以宏大的形而上体系,独特的宇宙生产模式,为薛瑄性体构建、复性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是薛瑄复性说的支点之一。     

从台湾红头小法格界看“格”的宗教功能

商、周时期的“格”字一义，经叶师舒宪综合前人之说，深入的探讨，认为“格”为巫师通神的媒介符号，巫自此沟通神人，也为天神下凡之阶，即天神降临之义。台湾红头小法在执行法术科仪的过程中，也有“格界”这一项仪式，法师在仪式中诵念“格界咒”，咒中所叙述的意义与仪式的意函，即是请神降临，守护神圣的场域、庙宇、村庄聚落，安顿人心祈求平安的仪式过程。亦见“格”字天神降临之义，虽经历了三千余年，迄今仍然存在台湾的汉人文化“红头小法”之中。     

杨时理学思想研究

杨时继承了洛学的“天理”本体论，以“理一分殊”的观点纠正张我“民胞物与”思想中的“兼爱”色彩。强调“格物致知”这一向外求索的路向，另一方面，却更多采纳程颢的思维路向，将“格物致知”最后落实在“反身而诚”之上。播扬洛学，促成了日后阀学形成以及朱子学的诞生。     

浅议武"易"与八卦掌

“易”学博大精深，弥纶万有，变化万端，为中华文化之源头。它内容丰富，逻辑性强，涵盖了阴阳、两仪、五行等朴素的哲学观，它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许多事物的发展，都遵循“易”理的规律，武术也不例外。重点以八卦掌为例，加以阐述。     

求心理合一以自得的儒家圣人之学——青年王阳明的作圣之功述评

以往哲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哲理的层次，而于其重工夫践履的特色则把握不够。本其工夫体验之所得以成说立教，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阳明心学亦不外是。阳明之心学确立于龙场悟道，而龙场之悟则直接源于其青年时期的作圣之功。他早年以儒家圣人为志向，以究心性命为旨趣，经反复体验探求，终于悟到心与理一、自得的“心学”宗旨及其工夫途径。了解了青年阳明的这一作圣工夫历程，对领会其龙场所悟之道及其整个心学理论之归趣均大有助益。     

化学中的形式美之探讨

化学美是在化学科学的实践活动中人类对客观自然界(化学研究对象)规律的揭示,是实现人的自由创造而显示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化学美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化学科学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美:一种是事物的外在形式美,它通过各种形式因素(色、线、形、声、质、味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具有鲜明的可感性,是一种感性之美;化学科学中更重要的还存在着事物的内在形式美,这种内形式即是抽象的“内容的结构形态”,又是一种科学理性之美。本文探讨了化学科学中存在的和谐、对称、奇异、简单等内形式美。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意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追求。先秦两汉儒家在把王道理解为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的同时，也把它等同于“先王之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了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把王道理解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朱熹的王道思想具有明显的道义优先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道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把王道理解为符合普遍法则的政治表明了传统儒家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朱熹论"义"

本文以“义”为题。简略论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义”这一伦理范畴的诠释，认为朱熹所论之“义”。大致上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义者，天理之所宜；(2)义者，心之制。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将“气质之性”与“理”、“气”相混杂。进而杂揉以阴阳五行观念，对人所具有的“义”之品性加以限定。     

悟道、弘道——王阳明在龙场

“龙场悟道”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是王阳明对儒学的长期的百死千难的探索中豁然贯通的结果。他在龙场体认了“圣人之道”,主“知行合一”说指示“成圣之道”,范围朱陆而超越之,消解了宋儒“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对人生意义的体悟综理儒佛,把超越人生痛苦之方付诸君臣父子之伦。     

论李绂的道统史观

李绂是清代心学的重要人物,他主要通过编纂学术史的方式,以《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来奠定他的道统史观。同时,他还在一些散论中对其道统论进行了重要补充,建立了一个上起唐虞,下至王阳明的甚至包括程朱的庞大而复杂的道统体系。他将整个儒学史视为一部心学史,对于陆王心学的道统论作了最后的总结。     

王船山罪情论

善恶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认为,人之＂性＂是善的。那么,人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哲学家认为,＂才＂是恶的起源（如程颐）;有的哲学家认为,＂气＂是恶的起源（如程颐、朱熹）;有的哲学家认为,＂物欲＂是恶的起源（如朱熹）。对于这些观点,王船山均不同意。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独特见解：＂以罪归情＂。     

《西厢记诸宫调》为金人所作新考

很多学者认为《西厢记诸宫调》产生年代是金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南宋。通过对张炳森《关于<董西厢>的创作年代》的商榷,从宗教思想、民情风俗、名物制度、民族称谓、孕育流传地域与土壤基础等方面研究,《西厢记诸宫调》产生于金代。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朱子《论语》集注中的“仁”之论辨析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仁学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如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等在仁学思想的发展中均有卓越的贡献。朱子在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承继和光大尤为突出。整理和研究朱子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承继和光大,对当今海西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海西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