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认罪协商程序与刑事司法研讨

正为广泛集纳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审慎探索司法实践,推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2017年7月1日,由浙江大学主办的"中美认罪协商程序与刑事司法研讨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司法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美国圣弗兰西斯大学张乐宁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Michael A. Cretacci教授、复旦大学马贵翔教授、浙江大学王敏远教授、浙江大学胡铭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张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林喜芬     

宗族恶势力犯罪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法院审查标准

打击宗族恶势力犯罪是当前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任务。为能更有效遏制宗族恶势力犯罪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应在其中得到广泛运用。法院围绕宗族恶势力犯罪认罪认罚案件展开具体审查判断时,必须确立真实性、自愿性、协商合法性三大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程序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保障辩方行使知悉权,体现检察官履行客观公正义务,推动侦查走向公开.但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证据开示程序的性质、范围、时间、地点、监督与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不明或缺失.结合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实践和域外有益经验,应当明确诉辩双方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负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开示义务,在认罪认罚功能区采用两阶段式开示,逐步推动双方开示范围扩大化,建立分主体分情况的开示不当惩罚与救济机制.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正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效率与实体公正统一。其次,效率与程序公正统一。诉讼效率越低,诉讼程序的持续时间就越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程序的公正有时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我国法制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断完善。然而从我国现阶段关于刑法中的相关认罪从宽制     

腐败与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

正2019年3月28～29日,由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G20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和法学院共同主办的"腐败与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围绕"腐败犯罪的全球治理"、"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相关问题"、"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法的协调"、"刑事合规与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发展"、"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完     

风险社会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

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食品安全犯罪成为刑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难点。该文简述风险社会语境下食品安全犯罪问题的提出,分析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及其理念,探讨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转型和严而不厉的刑法治理图景。     

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恢复"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国家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司法模式,代表着一种新的刑事司法理念,这一司法模式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和重塑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在对被害人地位的提升、犯罪人再社会化、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与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但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障碍。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出高发态势,为了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非犯罪化、非刑事化和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司法实践中检察系统纷纷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试点推行了对未成年人实施有条件的暂缓起诉制度,本文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暂缓起诉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构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施暂缓起诉制度的几点思考。     

当前适用刑事和解的困惑和思考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源于自然法理念下的恢复性司法原则和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性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基于对犯罪“严打”的反思和对犯罪规律的再认识,还基于对刑罚功能有限、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考虑,更基于建设和谐社会、均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适应全球两极刑事政策趋势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性质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犯罪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和涉及的范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性质还不是基本刑事政策,而是属于刑事司法政策,这种状况不利于达到政策固有的或者期望的宗旨。     

论拐卖人口类犯罪的立法重构

打击拐卖人口类的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现行刑法将妇女、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口排除在外,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关于拐卖人口类犯罪适用的困境,因此应对拐卖人口类的犯罪进行立法重构,以便更有效地预防和惩治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     

毒品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在毒品犯罪的司法适用中,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地位。为了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首先需要从观念上树立起保障人权的理念,不将毒品数量作为决定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唯一标准,而要综合考虑毒品犯罪案件的具体情节。对毒品犯罪适用财产刑,有助于消除毒品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经济基础,能够抑制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心理,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论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对司法实践和执法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简易程序密切相关。以新的视角来审视,简易程序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刑事简易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攀枝花市民族地区遏制毒品犯罪的刑罚对策研究

从审判工作实际出发,以刑罚为视角,结合攀枝花市涉毒犯罪的特点,攀枝花市民族地区在打击涉毒犯罪刑罚适用上应充分利用财产刑的作用,特别是加大罚金及没收财产等附加刑的适用,使涉毒犯罪无利可图;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建议出台结合各地毒品犯罪实际的刑事司法政策,增强刑法的威慑功能,建立打击、遏制特殊人群涉毒犯罪的新机制。     

刑事合规制度的三种模式及其本土构建

合规理念的诞生与发展使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形成了本国独特的刑事合规制度。西方刑事合规制度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无罪抗辩模式、量刑激励模式与不/缓起诉模式。我国刑事合规制度建设要在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验,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合规制度模式。需要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无罪抗辩模式和量刑激励模式的法理基础构建、不/缓起诉模式的强化、刑事合规保障制度的建设。     

深化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的对策研究

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刑事犯罪的过程中，由于两岸法律制度、司法体系的巨大差异以及两岸有关犯罪问题的复杂性特点，使两岸刑事司法合作面临许多问题，当前两岸司法合作机制无法满足两岸对打击犯罪的进一步需求。本文在论述两岸基于协议开展刑事司法合作成效的同时，针对实际操作中面临的对接部门职能差异、刑事管辖冲突、犯罪情报交流缺位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推动构建更加高效、快捷的两岸刑事司法合作机制。     

相对不起诉案件“刑事—行政”衔接问题研究

相对不起诉案件退回行政机关处理涉及刑事案件与行政处罚案件的衔接,刑行衔接目前存在立法不健全、执法不统一、衔接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落实,相对不起诉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刑行衔接不畅的问题更加凸显。应加强刑行衔接的顶层制度设计,统筹考虑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方能有效解决刑行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宽严相济是适应我国当下时代和社会发展必须坚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对刑法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层面进行审视,并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在立法上严密刑事法网,在司法上实现罪刑均衡,在执法上多部门协同、联合执法,这样才能预防和治理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整体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刑事和解之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模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既可以避免公检法机关在主持和解时的尴尬位置,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贯彻能动司法。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人民调解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