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试论拉瓦锡的酸理论

18世纪法国有两次大革命,一次是政治大革命,另一次就是拉瓦锡所引起的化学大革命。这场化学革命,彻底推翻了“燃素说”,建立了科学的“燃烧理论”,把化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拉瓦锡的酸理论就是在这一重大化学革命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拉瓦锡的以氧化理论为基础的燃烧理论,是历史学家经常研究的课题,而他的成酸理论则往往被多数人所忽略。因而就难以全面地评价18世纪法国化学家的贡献。比如帕廷顿(Partington)等人就把拉瓦锡的酸理论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对     

试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思想革命,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的先河。“寻找意义”的叙事结构,压迫与反抗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和集体主义化的精神追求,共同演绎了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这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无疑具有一种先锋性。     

从中华文明看“史德”论的价值

“史德”论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史德”论是历代史家共同努力，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在大力倡导治史，弘扬中华文明的今天，把章学诚“史德”论当作中华文明的成果之一进行分析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并继承发扬其主体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理论的演变

20世纪初以来，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的理论，在二战前较有影响的有“华侨殖民论”、“华侨革命之母论”等，其特点是把海外华人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二战后较有影响的有“华侨社会阶级论”、“同一民族论”、“华人同化论”等，这些理论开始关注华人与当地其它民族的关系。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的理论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     

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加强同日本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我校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在七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同日本科技史界进行了学术交往与合作。1979年,该室廖正衡同志已应邀为日本《化学史研究》杂志撰写了评介日本著名化学史家山冈望先生的代表作《化学史传》的论文,并被邀请参加了日本化学史学会,成为唯一的中国会员,从此双方开始了正式学术交往与合作。接着,他又为日本国家级学术刊物撰写了“关于化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和“论化学史和化学教育结合”等两篇论     

社会冷战论：在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中理解中国

90年代以来，从市民社会论、社会转型论到社会断裂论，一个立于比较充分的实证研究并能完整阐释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特征的中国认识还没有形成。如果从政治史、社会史来分析，无论是“不断革命”的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发生的假冒伪劣活动的社会化，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冷战性的社会关系。社会冷战论可以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新范式，并为新的改革提供方向性的知识参考。     

关于中国性情论史的学术思考

性情论话题,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既不断地发展深化,而又长期地变动不居。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对于性情论这一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界对它的研究,受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先秦之＂情＂无＂情感＂义的陈见;二是反映先秦诸子性情论思想之文献的缺乏。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等先秦文献的被发现,使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和性情论思考浮出水面,并受到格外关注。准此,中国性情论史研究特别拈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先秦及后世性情论的基本形态,尝试对它们作一学术流变史的会通贯释。这有助于促动学者重新检视传统人性论内部结构的变化,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础重新定位,并包孕了平衡当代新儒家学者过度集中在心、性等概念上的诠释策略。从学科及学术思想的视野,中国性情论史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应十分注重哲学伦理学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性与规约性,同时又注意从学科、学术交融中形成学术个性。     

翻译模因论对商务翻译教材编写的启示

切斯特曼“翻译模因论”的提出,为商务翻译教材编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模因论对于商务翻译教材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同时“翻译模因论”的核心思想也为商务翻译教材编写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诠释。     

浅谈社会建构论对教育技术研究的意义

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为理解和研究教育技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意义。并针对社会建构论的不足，提出了教育技术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论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及其标志

本文结合当代物理学实验与理论两个方面的发展,对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及其标志——“弦论”理论进行了评述。作者提出了判别物理学第三次革命的标准,由此得出结论:目前宣称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即将到来还为时过早。     

模因论对词汇教学的启示

模因论是一种解释文化传播的理论,指文化是靠模仿得以从一个人脑复制到另一个人脑中。模因论的提出为许多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本文从模因的传播途径、强弱性、传播过程以及两类模因的特点讨论模因论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语言结构顺应性和影视小品中言语幽默的语用机制——以小品《捐钱》为例

顺应论作为一种语用综观论,为语言的使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语言结构顺应性作为顺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很好地解释影视小品中言语幽默的构建机制。从本质上讲,影视小品中幽默的产生,就是交际者顺应性地选择语言结构客体以达到交际目的的过程。     

从科技革命的视角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

面对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的严峻挑战,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与科技革命的紧密结合,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创新动力论深刻揭示了“结合”的动力机制,实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先进生产力论科学概括了“结合”的核心内容,实现了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人的全面发展论充分体现了“结合”的价值目标,实现了唯物史观历史价值论的重大创新。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语言学转向"与翻译研究

20世纪是语言学的时代。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界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我们称之为“语言学转向”。语言学为翻译提供了新思维，新模式，新方法。其中索绪尔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以及符号学理论，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理论以及语言共性论理论都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耗散结构理论与地表进化之谜

耗散结构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地表进化过程的解释上来,但由于前提条件的不完善,故在解释地表为什幺进化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偏差;笔者提出一种“内因论”,试图补充耗敲结构理论的不足,对地表的进化作出更完美的解释。     

论主流价值观文学的理论基础

主流价值观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为中国现代作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这种文学观念以革命现实主义自我命名，以“反映论”为核心本质，以“真实论”和“典型论”为基本要素，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对苏联文艺思想体系的机械模仿到逐渐实现民族本土化理论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聘同，不仅完全主导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知水准。     

翻译"竞赛论"和"优势论"解读

许渊冲认为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化之间的竞赛,译应尽可能发挥译语优势,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竞赛论”与“优势论”把学翻译中真与美的关系看作一种动态变化的调整和平衡。“竞赛论”与“优势论”对忠实、真与美等问题的见解旨在使译作更接近潜在读的期待视野,这也是与翻译研究的“化转向”相一致的．实际上给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简论日本海外开发论及其影响

18、19世纪,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针对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危机提出了使日本富国强兵的理论思想——海外开发论。海外开发论主张日本利用经济、军事手段进行对外侵略扩张以建立世界帝国。这一理论后来被明治政府继承并实施,在推动日本成为强国的同时,却给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托尔斯泰艺术价值论及其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响的再审视——基于分析美学视角

当代分析美学将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价值论解读为一种极端的道德论。基于分析美学视角,重新审视托尔斯泰艺术价值论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可以发现,托氏极端道德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论建构中呈现出一种淡化的极端道德论特点。这种“淡化的极端道德论”一方面更加切合了现代中国的客观现实与文学需要,为20世纪20年代文论建构找寻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托氏理论内在逻辑与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以致“平民文学”的理想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