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唐诗选本选型论

民国时期的唐诗选本,从诗选外部特征、选诗的目的、功能以及撰写方式等三方面来划分,可以划分为多种“选型”.对其选型的划分与分析,既是对此时众多的唐诗选本的横向梳理,还有利于我们全面掌握民国时期唐诗选本的基本特征,为进一步阐述其历史价值、阐释民国时期旧体诗的创作环境、创作理论等提供新的视角.     

王闿运唐诗选本研究的系统省察

王闿运为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盟主,在晚清诗坛中独树一帜。目前学界多论其汉魏六朝诗学理论和复古思想,而对于其唐诗选本的研究则关注甚少。事实上,对王闿运的唐诗选本的系统研究,有利于通观把握王闿运的整体诗学思想,也有助于全面认识王闿运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思想。     

论张岱对陶渊明的接受——以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在精神思想与诗格诗法上体现为对陶渊明的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升华与拓展。精神思想上,张岱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主体人格精神承续了陶渊明;与此同时,其生活理想与文艺思想又是对陶渊明思想的升华。诗歌创作上,张岱的田园山水诗、饮茶诗等是对陶渊明田园诗、饮酒诗等的效仿,体现了张岱对陶渊明生活志趣的认同、接受与践行;同时,他所创作的纪行诗、山林诗以及咏方物诗又是对陶诗题材与表现范围的开拓,体现了张岱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及生活美学。借此可以窥见晚明清初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面貌下的文人心理与艺术趋向。     

明代戏曲声腔流变管窥——以明代折子戏选本为视角

明代折子戏选本为研究明代戏曲声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角度。明代戏曲的南北曲之争,明代南曲各声腔的兴衰起落,都可以由此得以发现或证实。从明代折子戏选本的情况来看,万历前的舞台以北曲为主,万历中,南曲兴盛,而北曲则吸收了民间小调的特色,以弦索腔的形式流传下来。明代南曲各腔也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嘉靖间,弋阳腔、海盐腔首先兴起,继之以青阳腔、徽州腔,而备受文人推崇的昆腔则在万历后才盛行一时。     

唐诗选本凡例批评功能转变与诗学理论建构——以《读雪山房唐诗钞》为中心

《唐诗品汇》《唐诗解》凡例在以阐明编纂体例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涉及诗学批评的相关信息;《唐诗别裁集》凡例在阐述类目设置和选诗标准外,兼论诗歌发展演变、体式辨析、创作与鉴赏等内容。《读雪山房唐诗钞》七篇凡例不仅传递出明确的诗歌辨体意识,其内容表述亦条分缕析,反映出管世铭宏通的诗学理论。作为批评文体的明清唐诗选本凡例,其批评功能呈现出由兼论到专论的趋向,加之凡例具有不同于序、序题等批评文体的形态、功能,因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批评价值。     

论容美田氏土司诗人群对唐诗的接受

容美土家田氏土司诗人相当尊崇唐诗。他们或尊诗仙、学诗鬼、模义山;或模范边塞诗、拟作闺情体、寄情山水田园。这些土司诗人群对于唐诗的接受,与汉文化中心论、晚明时代文学思潮影响、土家文化与汉文化的共同性、土司诗人自身个性与遭遇有着密切关系。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刘禹锡《竹枝词》研究——兼论文人竹枝词经典化历程

竹枝词本为流行于西南民间的祭祀歌曲,总体风格哀怨凄苦。经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创造性“改写”,原本粗糙哀怨的民间竹枝词逐渐发展为文辞高妙、活泼流畅的文人诗词。宋元、明清诗家对刘禹锡《竹枝词》均作出了高度评价,对《竹枝词》也多有拟作,并使其从巴渝地区逐渐流传至全国各地,文人竹枝词的经典地位也在这一接受历程中得以确立。     

平生未改真性情——谈刘禹锡诗歌特性

刘禹锡平生性格刚毅、豪放豁达,作品以诗歌居多,诗风富有创新、独树一帜,其性格和诗歌对后人都有深远影响。透过刘禹锡创作理念分析其性格特征和诗歌个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歌翻译：对等还是功能——以许译唐诗为例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德国翻译学者提出“功能翻译理论”后,对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有些学者认为,“对等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而“功能翻译理论”更适合指导翻译实践。那么,“对等理论”是不是真的失去其存在价值？翻译中译者到底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为重,还是应着重考虑译文受众,最大程度上实现译文在的语中应取得的“预期功能（目的）”？本文以诗歌翻译为研究对象,以许渊冲先生所译唐诗为例,探讨在诗歌翻译中究竟是采用“对等理论”还是“功能翻译理论”。     

明代武将墓志价值探究——以北京出土明代武将墓志为中心

1949年以来,北京地区出土了较多的明代墓志。其中,武将墓志占据相当比重,反映了武将墓志在明代的兴起,这主要与武将在明代所受统治阶层的重视程度等有关。通过对相关墓志所作的文献考察发现,该类墓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其志文再现了明代武将独特的文学形象,其中,传统理想武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明代封建理学对武将的期许。除此之外,明代武将墓志还有其他诸如墓志发展史(演变史)、史学、艺术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等价值。     

唐诗赏析中的诗人精神研究

历来注重诗教的中国,用诗歌培养高尚乐观的道德情操。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唐诗文化源远流长,从唐诗言志、抒情、个性、形式、爱国等五个方面概括出诗人的抒怀精神、求真精神、刻意求精、求深、求新的竞赛精神;不拘一格的精神;追求艺术的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唐诗的影响意义深远,诗人的精神对今人的人生素养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烈士在暮年,壮心犹未已——浅析刘禹锡晚年的和白诗

中唐刘禹锡与白居易的酬唱诗数量甚多,其晚年的唱和之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大都表现出鲜明的差异:白诗偏向消极颓废,悲苦哀婉;刘诗则昂扬向上,刚健清新.究其原因.诗人思想的高下决定了作品的优劣.     

浅论明代京察制度——以万历辛亥京察为中心

万历辛亥年京察以时任主察官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于京察当日,禁止陕西道御史金明时参与其中而闻名后世。相较之下,隐藏于京察背后的明廷党派之争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局面,往往不为世人所关注。作为政府定期对在京官员政绩所进行的考察之一,东林党、秦党、昆党等于明中后期渐次势大的政党纠纷,于辛亥京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仍值得深入了解与探讨。     

金初文学之陶渊明接受——以宇文虚中、蔡松年为中心

对一个诗人或一部作品的接受,是后世读者对前代作家的继承和发展、积淀和突破,金初文学对陶渊明的接受可以说是全面接受。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本性正契合了金代初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金初文人的客观追求,陶渊明的诗歌对金初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甚大。本文以宇文虚中和蔡松年为中心,探讨金初文学对陶渊明的接受。     

近现代学者对元遗山的接受与诠释——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宋韦居安《梅磵诗话》、明瞿佑《归田诗话》、明都穆《南濠诗话》、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清翁方纲《石洲诗话》等,大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过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比较而言,近现代学者撰著之诗话,利用则比较薄弱。其实,这些后出的诗话,亦散存大量的遗山研究资料,如加以蒐辑、整理、利用,既可使遗山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链条趋于完整,又可觇近世诗风趣尚之流变。这一文学史料学的拓展,对当下的元好问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明代徽州的山场经营纠纷——以文书防伪为中心

明代徽州山场林木砍伐的过程中,为防止越界伐木行为,民众往往采取对所砍木材标用“斧号”来确定其权属。明代徽州山场经营中的“斧号”惯俗,是有效调节山林纠纷的一种重要现象。此外,徽州民众伪造山林契约主要表现在红契的印章造假、伪造契约内容和书证。这些伪契引起了频繁的山林产权纠纷,导致明清徽州社会失序,也是造成徽州“健讼”之风的重要因素。     

维特·宾纳英译唐诗《玉山诗集》及其仿中国诗研究

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翻译家维特·宾纳翻译的《玉山诗集》是《唐诗三百首》在英语世界的第一部英译单行本。宾纳在"散体"译诗思想的指导下,以独特的方式传译了唐诗的情感、语言风格和音乐性。宾纳创作的诗歌折射出他丰富的唐诗翻译体验,显现出唐诗意象、语言等"汉诗风尚",是著名的"仿中国诗"。《玉山诗集》与仿中国诗为宾纳在英语诗坛赢得了盛誉,促进了美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接受视野中的金圣叹研究——以金评本《水浒传》为接受史研究重点

金圣叹研究一直是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对金圣叹的关注始终没有停止过。审视金圣叹研究的历程和现状,可以预期,在新的学术视野中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作接受史研究,是拓展和深化金圣叹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明代知县的选拔与任用——以山东为例

知县的选拔和任用是古代官吏管理体系中重要的一项制度。明代知县的选任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前代的规定,当然也结合明代的实际做了稍微的变动。本文以山东为倒探讨明代知县的选人制度：第一,明初山东知县的选拔制度是荐举和科举并存,任人唯贤;明中后期,主要以科举制为主,遵循出身资格。第二,明代知县的任用实行地区回避、邻省就职的制度;明朝规定知县的任期为九年,实际上明中后期平均才三年,甚至更短。第三,曲阜是全国的特例,知县由孔氏家族荐举孔家后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