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存在，依然如故”——沈从文神性小说的文化解读

神巫文化是沈从文创作中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也是深入探索其创作文化意义的重要关注点。作为现代文坛中最具边地色彩的作家,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立场上,频繁借用极具风情的文学意象,进行精美绝伦的“神性”书写。他笔下人物归于神性的命运,一方面挑战着主流文化的规约和城市生命的萎顿,另一方面也寄予了作家对民族文明在现代社会命运归宿的深忧隐痛。     

“从香港想象中国”的实践——《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研究路径刍论

侯桂新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以＂从香港想象中国＂为切入点,返回并重构了1937—1949年间香港＂南来作家＂群体＂香港书写＂发生的历史现场,围绕文学运动、现代媒体和作家个案的梳理和论述三个层面,将客体实践、中介实践和主体实践贯穿于中国现代作家在其＂香港书写＂中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南来作家＂群体拟定了基于文化生态和文学史转折的全新经纬。     

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工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乡土小说作品不仅展示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也写出了他们在城市谋生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痛苦,体现了作家对进城农民的悲悯情怀和道德批判意识,直接影响了当下的农民工书写。     

论老舍的民间文化意识——以《骆驼祥子》为例

《骆驼祥子》中祥子和虎妞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出一个复杂、丰富的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借此种文化形态的书写,传达出一种带有批判、反思精神的民间文化意识,也传达了他对身处其中的民间文化的依恋和同情。     

论葛水平乡土小说的精神苦难

山西作家葛水平,在乡土作品中不仅书写了因物质匮乏造成的生之艰难,也为我们呈现了因各种因素形成的精神上的苦难,主要表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可悲的报复心理,以及俗世愿望的遥不可及造成的心灵之痛,尤其不吝笔墨地诉说了由两性的"性"关系引起的心灵上的痛苦与折磨。葛水平在对苦难的言说与叙写中,把表现的重心聚焦于精神苦难的书写上,写出了一幕幕精神炼狱似的精神状况,以人作为最高价值,表现出人道主义立场的生命悲悯。     

论老舍的民间文化意识——以《骆驼祥子》为例

<骆驼祥子>中祥子和虎妞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出一个复杂、丰富的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借此种文化形态的书写,传达出一种带有批判、反思精神的民间文化意识,也传达了他对身处其中的民间文化的依恋和同情.     

文学地理与空间书写——以相思湖畔三位小说家为中心的考察

在东西、凡一平、黄佩华等"相思湖作家群"小说家的作品中,文学地理与空间书写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东西注重家庭与外界的书写,凡一平注重城市与乡村的书写,黄佩华注重民族与地方的书写,这些空间书写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表征/再现了作家对世界、地方和空间的自我体验。     

“蛮性”与“野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蛮性"与"野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暴力、荒诞与历史显隐——论新时期(1986-2001)小说中的刑罚书写

小说中的刑罚书写绕不开中国新时期刑法的转变与影响.余华、王小波和莫言等作家都在小说中透过刑罚书写呈现暴力,并侧重表现精神的刑罚.对这一现象进行探析,如果将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作为现实背景,那么法律的缺失与文学的填补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莫言发表于2001年的《檀香刑》则以历史小说的形态解构历史,书写重刑的惨烈与人性的幽微.从余华到莫言,文学上趋于频繁的刑罚书写与法律上呈现的"重刑"趋势形成同构与补充关系.从刑罚的几个关键词暴力、荒诞、历史文化入手,能对这一关系有更加深入清晰的认识.     

高原女神的节制歌吟——神佛文化影响下的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书写

藏传佛教文化与原始苯教文化对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创作影响深远。本文首先对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书写进行概述,然后重点分析宗教文化与女作家创作的关系。一是在神佛文化的影响下,新时期藏族女作家书写雪域高原时呈现出神幻色彩;二是在宗教"禁欲"理念主导下,女作家节制的叙事风格。     

元代包公戏中爱夫爱子的女性形象述论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她们或爱憎分明，或善良柔弱，或霸道狠毒，或放荡淫乱，剧作者通过这二十几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并通过剧中爱夫爱子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他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取向。     

“负重的蜗牛”与“绣在屏风上的鸟”——中国现代家族文学长子形象浅析

传统“孝悌”观及封建家长制形成以父子为主轴的家族管理秩序赋予长子恪守家道、承担管理家族的重任,但长子不是创业者,而仅仅是守成者、延续者,在家族统治方面既缺乏财产控制基础又缺乏伦理控制基础。故时常徘徊于新思潮与旧观念之间,突围的欲望难以剥离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生命往往消逝于悲凉之中。     

《山顶骑手》解读

美国内战时期 ,在弗吉尼亚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幕子杀父的人间悲剧。悲剧的发生是由于战争的残酷无情所至。在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 ,小卡特保持清醒的头脑 ,用理智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中西文化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

男性社会对贤妻良母的共同诉求,致使中西文学史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贤妻形象因为受到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不同的影响,中西文学贤妻形象显现出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文化特征。一方面,文化策略上,因父权制政治对父系血统维系的需要,不约而同形成了社会文化对女性忠贞品性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文化体系上,因不同体系伦理文化的具体影响,致使文学中反映的中西夫妻关系性质各异,女性卑从关系序列各异,女性贤德标准各异,子嗣生育境遇各异,构成了中西文化下贤妻文学形象的多维对审。     

论长山公路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长山公路的建立、发展,及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论述了长山战略运输线作为连接越南南北两方的道路交通系统,在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中直至最后全国的统一的历史作用,同时探讨了长山公路在新时期的意义。     

对世界优秀男子十项全能不同运动水平各子项成绩间纵向比较分析

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以及类比等研究方法,对1900年-2001年处于不同运动水平(8000分、8500分、9000分)的世界优秀男子十项全能运动员各子项成绩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意在探析不同运动水平之间各子项在安排、搭配、以及优先发展顺序上的内在规律性特点,以期能为我国十项全能运动的重新崛起,提供一点理论方面的参考与建议。     

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政治内涵——父为长子服斩衰的讨论

在《仪礼·丧服》所规定的十一种服斩衰的情况中,父为长子服斩衰非常特殊,其不符合古代的三纲原则。丧服制度的根本精神和社会内涵是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而言,这种制度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宗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础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承担着"传重"的特殊地位,是息纷止争的关键因素。所以,父为长子服斩衰深刻地反映了丧服制度所要表达的政治内涵。     

对魏晋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怪现象之思考

自周代以来，避讳成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制度非但没有被淡忘反而更加严格；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父子不嫌同名”的奇怪现象。陈寅恪和万绳楠先生都认为此现象的产生为信道所致。本文通过先假设、再论证的方式，说明信道与“父子不嫌同名”没有必然关联，进而指出其现象存在的可能原因，并以此说明在历史研究中注意避讳学知识的重要性。     

吉祥物与传统婚俗

传统婚俗多以吉祥物为活动道具,它是婚俗内容的寄托物。传统婚俗的主要内容诸如祝子、辟邪、祝福新婚夫妇美满和谐、白头到老、生活富裕等,往往都是通过吉祥物来表现的。     

吴氏父子与《时务报》

在《时务报》的创办及发行过程中,四川达县的吴德潚、吴樵父子作为报纸的幕后支持者,参与了《时务报》筹备、发刊、发行的主要过程,在制定办报方针策略、推荐梁启超参加《时务报》、筹备费金、获取官方认可,在西南地区、杭州等地报纸发行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时务报》发生内部矛盾时,吴氏父子对调解汪梁纷争也超到了重要作用。吴氏父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时务报》的种种活动,与他们具有维新思想和忧国思想有密切关系。但由于他们的活动多处于幕后并且是阶段性的,故其作用未被世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