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研究中本体论倾向的哲学评析

近年来我国法律方法的研究中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本体论倾向。通过对法律的一般与个别及其辩证关系的哲学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是为我们提供一种理性工具,使我们能够寻求一种关于具体案件纠纷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妥当的解决方案。因此,在研究定位方面,我们应从工具意义上来定位法律方法及其研究方向。法律方法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打乱了法律方法的应有的定位,最终有可能将法律方法的研究引向歧路。     

法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理性选择

依法治理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反腐实践的理性选择。如何依法治理腐败?笔者认为，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制度；第二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第三要依法建立监督机制。     

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评要

法哲学范式和法理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是认识主体对法现象理性思考后形成两种基本理论型态；本文在总结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理论特点，评析其在理论法学上的意义；认淡法律关系理论的完善方向是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与法理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的高度整合。     

村落中的法律动员：农村普法的现代性语境和困境

农村普法是农村的现代性叙事的新剧情,充满了法治视野中的农村想象。它是社会转型期培育新型农民的要求,是一种整合和协调农村社会关系的新理想,是实现由村民到公民转变的重要渠道。农村普法作为法制观教育,还是一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式和价值观教育形式,是乡土道德理性的现代性重建。村落中法律动员正面临着困境,农村价值系统和农民文化的阻抗,稚嫩的农民理性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向使其面临成败考验。     

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路径选择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亦是国家法律运行的最高要求。长期以来，我国通过五次“普法”运动力图推进法律社会化的进程，然基于其仅限法律条文层面的社会化，而致该法律社会化路径的选择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确立民众现代的法治理念，并加大对其法律信仰的启蒙与教育，才是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理性路径。     

关于普及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思考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践性、社会服务性及其普法功能，正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普及诊所式法律教育，既能为社会培养出急需的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法人才，还能为全民普法及法治建设提供广阔而坚实的基地。     

论法律价值信仰的超验性

法律价值信仰的超验性亦或法律的超验价值,指的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价值,是内在于法律的一种价值信念。它假借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而生成,寓于自然法、神性理性和人类理性之中。法律的超验价值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确立和法律信仰的维系与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直接影响立法、执法和司法主体的观念和行为,对于法律正义的实现起着基础作用。     

以法律思维为核心塑造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主体的尊严价值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和认同,其核心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法律思维为公民意识的塑造提供更自觉、更恒久、更稳固的内在支撑,并使公民意识的价值观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只有发挥以法律思维塑造的公民意识的功能,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社会。     

加强医学本科生的法律教育以防范医疗纠纷

结合当今伤医、杀医频发的社会现状,分析了医疗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从医学生的教育着手,提出通过加强对学法意义的认识,完善培养方案,改革授课方式,增加普法讲座等方式来加强对医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培养既懂医又懂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防患非医疗过错类的医疗纠纷。     

法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理性选择

依法治理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反腐实践的理性选择。如何依法治理腐败?笔者认为,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制度;第二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第三要依法建立监督机制。     

试论董必武的法学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董必武是我国法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法学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主要表现为：法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守法思想;法学教育的关键在于搞好教育机构的建设;法学教育的重点在于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保障在于干部队伍的培养。他的法学教育思想给我们很多启示：法学教育要使普及和提高相结合;法学教育要使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法学教育要使理论与实战相结合。     

论制造成本法的改进

提出了利用完全成本法的思想改进制造成本法的相关对策,建议在产品成本计算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相关成本以及无形成本,如研发费用、环境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无形资产等等与产品生命密切联系的成本费用,从而为产品定价提供更合理、更有力、更准确的依据,为企业经营管理创造更宽阔的空间。     

国际法律思维的特点与方法

国际法律思维是各国法律人,从全球背景出发,运用其理性逻辑思维,对国际法律问题的一种观察、思考。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也要求我们的法律思维对此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国际社会新形势的发展。     

自然法与西方权利观念的发展

自然法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权利的发展史。自然法与正义观念密不可分。在权利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的正义观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世纪以前，权利观念体现于自然法“各守本分，各司其职”的神的正义观念之中。这样的权利观念只能是义务本位的。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自然法带领着人们寻求自然的正义，指引着西方权利观念向权利本位的转换。这样最终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     

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特殊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让我们对经济法的功用进行重新审视，经济法需要也可能担当起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加速构建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经济法与构建“和谐社会”两者理念具有战略的契合性，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其特殊作用。     

法律的激励机制及其实现条件

法律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率的法律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法律激励是通过赋予权利(权力)、明确责任、强制约束等法律规范的设置来实现的。其功能的发挥需要建立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合理机制。其实现的充分条件是建立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而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则是法律激励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     

论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

民法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法律部门,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两个法律部门以市场的完善和协调发展为共同的立足点,相互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和差异.充分认识二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对于健全我国经济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稳定和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存在多个视角,本文选取法的价值为切入点,对二者的关系予以探讨.     

从经济法视角评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封建时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主流是否定,近现代学者则以肯定为主。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涉及经济、军事和人事科举等三方面内容,其核心和争议最大的是其经济改革内容。王安石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这与近现代经济法思想颇为相似,而其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与近现代经济法最相似:青苗法近似近代的政府开办银行;市易法近似近现代政府开办金融控股公司。经济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中垄断的出现,政治基础是民主政治国家的出现,法治文化基础是对传统公法、私法划分缺陷的超越。宋代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宋代社会的垄断不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垄断,是政府介入经济造成更坏的垄断;北宋政府不是民主政治政府而是集权专制政府,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利的结合造成更多的腐败;宋代没有公法私法和社会法划分的思想,经济法不可能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成功方法。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思想过于超前。     

中国法文化的冲突与选择

文章针对当今中国法制现收,从文化这一视角进行透视和分析,进而提出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看法。任何制度都有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当今中国法制艰难的原因之一即是制度（法律）要求下的观念与社会受本土文化所影响的观念相脱节,这种要求的观念和实在的观念的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文化的潜在冲突,“法治”必须对此冲突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才能决定怎样跨出每一步。这种冲突不但是一种法律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论社会学法学与法治秩序的建构

社会学法学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学科，也是一种法学方法论，引领我们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法律。法治秩序的建构需要法律，但有法律并不一定就会有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依赖法律功能的发挥，关注法律和社会的实际联系。社会学法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对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建构法治秩序，这就需要我们以社会学法学为视点，把法律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化和社会情境中加以反思，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从而也使社会学法学在我国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领域。